长期以来，美国与欧盟成员国的情报机构在信息交换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保持着紧密的国际合作。尽管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大西洋两岸政治关系紧张，但这些合作至今仍在延续。针对格陵兰岛的屡次吞并威胁、引发争议的外交辞令，以及更为广泛的、美国政府对欧洲表现出的公开敌视态度，都表明跨大西洋盟友之间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互不信任氛围之中，最近的达沃斯论坛便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盟现状究竟如何？
情报机构常常被视为服务于政治权力的国内机构，但实际上，它们高度国际化，并在与外国同行的互动中享有显著的自主权……尽管这种自主权有时也会受到政治干预的干扰。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历史悠久，部分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合作更多地源于机构间的协议，而非各自政府的决策。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这些联盟巩固了众多活动：向伙伴国派驻联络官、建立监听站、参与国际会议，以及最基础的日常信息交换。
多项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共同利益，一个极其紧密的关系网已然形成。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以及应对其他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威胁，为情报机构证明合作的必要性以及交换被视为“危险”的个人、组织或国家的数据提供了正当理由。普遍认为，信息共享有助于防范恐怖袭击和其他事件，这一理念推动了监控设备的激增，却以削弱具有约束力的民主监督为代价。
美国国家安全局与多个欧洲同行建立的伙伴关系便是这些动态的一个缩影，这些合作使得它们能够共享尖端技术——例如人工智能或算法分析——以大规模收集和分析私人通信。对这些技术的依赖同样基于情报机构与数字巨头之间的紧密联盟，后者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中间人，无论情愿与否，都将其用户的数据置于情报机构的掌控之中。
所展现出的团结与信任不应让人忽视，国际合作领域依然充斥着激烈的竞争。各机构在获取信息、主导其认为优先的问题，以及更广泛地在资源资金、人力或技术分配不均的合作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方面，展开角逐。在这一背景下，机构间的间谍活动及其他不正当手段也成为了博弈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丹麦军方情报部门曾代表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了多位欧洲政治领导人的通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情报机构对威胁世界的危险有着深入的了解，它们在安全决策的核心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使得政治领导人不得不依赖其专业知识。
话虽如此，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盟并非铁板一块，它们可能会受到政治干预的影响。尽管情报机构与政治专业人士之间的争端由来已久，但特朗普政府及其“让美国再次伟大”支持者所代表的国际保守势力的公开敌视态度，引发了人们对合作破裂，或至少是大幅削弱的担忧。那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往往忽视了情报机构的适应能力和韧性。
面对不利的政治环境，它们通常能够扭转局势，巧妙地进行重组。例如，多个欧洲情报机构加强了彼此间的交流，甚至提出了建立“欧洲五眼联盟”的可能性参照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组成的联盟，该联盟还定期与多个其他国家，主要是欧洲和亚洲国家进行合作。另一些机构则设立了监测小组，以更好地预判美国政府的不可预测性，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法国对外安全总局负责美国事务的部门增加了人员配备，多个欧洲机构的预算也预计将增加，这得益于国防开支增加所带来的红利。
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即使政府间立场存在分歧，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依然坚固。本世纪初，尽管在伊拉克战争上存在分歧，法国对外安全总局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一个更近的例子是英国脱欧，这并未导致英国警方与其欧洲同行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破裂，后者继续确保大量情报的传输。正如在任何关系中一样，可能会出现谨慎、不信任或矛盾的迹象。例如，英国和丹麦的情报机构表示，出于对法律影响以及更广泛的美国情报政治化的担忧，它们正在放缓，但并未完全中断与美国同行的交流。由于对针对格陵兰岛的屡次挑衅感到恼火，丹麦军方情报部门毫不犹豫地将美国与亚洲大国和俄罗斯并列，视为对该国安全的威胁。
如果认为在和平时期，情报交换会毫无限制地进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情报机构不会在所有时间与所有人分享所有的秘密。相反，某些机构所表现出的克制，更多地反映了交流中长期存在的、在动荡时期可能会加剧的惯常不对称性。
延续性的迹象依然明显，并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情报工作主要由专业人士而非政治家主导。 达沃斯论坛也见证了另一个重要会议，即欧洲和盎格鲁-撒克逊情报机构负责人的会晤，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它同样渴望维护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多个欧洲情报机构表达的保留意见，部分源于唐纳德·特朗普解体“深层政府”的意图及其后果。尽管他通过在情报机构内进行一波解雇潮来兑现了某些威胁，但这并未改变这些机构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停止运作的事实。在现实中，行政权力依然依赖于它们。任命有争议的人物担任多个机构的负责人，以取代职业公务员，是为了使领导层与政治和意识形态议程保持一致。
此外，当前的国际局势表明，情报机构对于外交政策的实施依然至关重要。长期备受指责的中央情报局，如今似乎已重新获得白宫的青睐，它利用打击走私和伊朗战争所提供的契机，向政治权力重申了其重要性和实用性。这些因素都凸显了情报机构与政治权力之间复杂的关系，既有疏离，也有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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