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佛像：丝绸之路上的佛教美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
这是一本不太容易读，但又值得耐心去读的书。
作者宫治昭先生是日本从事印度与中亚的佛教美术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中译本的著作出版有《犍陀罗美术寻踪》《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
说这本书不太容易读，是因为书中涉及的八个主题“巴克特里亚和贵霜王朝的文化”“佛像的故乡——犍陀罗”“犍陀罗美术和大乘佛教”“巴米扬的佛教世界”“从犍陀罗到敦煌”“中亚的涅槃美术”“中 亚的佛教美术——弥勒信仰、宇宙佛与丝绸之路的守护神”“观想与阿弥陀净土美术——以观经变的成立为中心”是在不同场合对公众发表的演讲、为图录撰写的文章或就某个主题进行的专论，虽然在收入本书时进行了修订，但毕竟这些场合针对的听众和阅读者不同。所以，本书除了有作者自谦的“重复唠叨的地方”之外，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普及读物（作者另外著有《佛像学入门——探寻神佛们的起源》），而更愿将其看作作者在这八个方面主要观点的凝练，因此，这又是一本值得耐心去读的书。
佛教起源于印度，了解佛教美术之源，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佛教美术的流变。举例而言，塔是一种重要的佛教建筑，但是，中国与印度的佛塔不仅在形制上有很大的差别，其含义也有很大的差异。唐代玄应所著的《一切经音义》卷六是对《妙法莲花经》的音义，书中“宝塔”的解释为：
宝塔……正言窣堵波，此译云庙，或云方坟，此义翻也。 或云大聚，或云聚相，谓累石等高以为相也。案：塔字，诸书所无。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
葛洪为东晋时人，根据《一切经音义》，我们可以知道在东晋以前没有“塔”字。这条音义告诉我们东晋以来中国人对于佛塔的看法：佛塔是聚相的方坟，这种方坟也被当作佛庙，也是佛堂。实际上汉末人们就将佛塔视作佛堂，《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军阀笮融在徐州 修浮图祠：
（融）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 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
这条记载描述的是2世纪末时徐州的情况，据此我们知道佛塔里面放置佛像，可以起到佛堂的作用。这种塔和楼阁并无实质的区别，两者最明显的差异是佛塔的塔刹。《一切经音义》卷一给《大方广佛华严经》做的音义在解释塔刹的时候说：
刹……梵言差多罗，此译云土田……案：刹，书无此字， 即㓼字略也。㓼音初一反，浮图名刹者，讹也，应言剌瑟胝，剌音力割反，此译云竿。人以柱代之，名为刹柱，以安佛骨，义同土田，故名刹也。以彼西国塔竿头安舍利，故也。
刹的作用是安放佛骨。东魏兴和二年（540年）《敬史君碑》云“建七层之宝刹”，是将刹视为塔。从现在出土的楼阁式建筑模型来看，中国的楼阁式塔是将楼阁部分用作了佛堂，而刹用于安放佛塔。
这种认识和印度的佛塔有很大的差别。宫治昭先生研究了公元前2世纪修建的巴尔胡特（Bharhut）的佛塔残存的栏楯与塔门上的浮雕，认为巴尔胡特塔上的装饰主题图像是与水关系密切的莲花以及动植物，或者是象征丰饶多产的神的形象。“所以，佛塔是释迦涅槃之后人们埋葬其舍利的坟墓，是死的象征；但它同时又是生的象征，以及丰饶、乐园的象征。因此，佛塔具有双重的象征意义”，塔身上还有题材丰富的表现释迦牟尼前生的本生故事图像，“上述浮雕呈现了释迦牟尼——无论前生是动物还是人，或者是神——的本生故事，具有强烈的轮回转生的观念或意识”。释迦牟尼一生最重要的四个节点——蓝毗尼园诞生、菩提伽耶成道、鹿野苑初转法轮、拘尸那迦沙罗林双树间涅槃，都是在园林或者树下发生，这就是佛教对圣树信仰的传承。塔刹实际上是对于圣树的模仿，“早期的佛塔为覆钵体，上面为平顶的四角形建筑物，塔顶中央有支竿和伞盖。佛塔上的平顶、支竿以及伞盖等物，就是来自圣树的形象。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还有几例佛塔在覆钵体中心轴顶部开有烟斗形的洞口，并有木柱相通。可见，佛塔与圣树信仰密切相关，最早人们对圣树供养的这种信仰移植到了佛塔。因此，对佛陀的信仰、崇拜是从佛塔开始的，而在最初阶段佛塔信仰来源于圣树信仰”。
宫治昭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即在中亚地区从事犍陀罗佛教史迹的调查，佛教在中亚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很多佛教典籍和造像艺术来自犍陀罗地区，如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胡太后派出宋云、惠生等人组成的大规模佛教使团，出使的目的地就是犍陀罗地区。
《解读佛像：丝绸之路上的佛教美术》的八章内容，浓缩了宫治昭先生对于犍陀罗美术长期研究的主要观点。如宫治昭先生认为最古老的佛像组合是“梵天劝请”，目前大概有十例，制作年代推测是1世纪 前半期到中期，那么“梵天劝请”佛传的场景中为什么会有最早的佛像？或者说，“梵天劝请”究竟要传达什么样的意义呢？宫治昭先生考察了梵天和帝释天不同的来源与装饰后认为，在“梵天劝请”的浮雕图像中，佛陀将梵天和帝释天的功力合而为一，“佛陀是觉悟的修行者，没有装饰，这点跟梵天相似。但佛陀是将头巾和冠堆成圆形，这是受到帝释天的影响，即肉髻表现的是像王冠那样的头发”。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再去看中国出土的类似的佛教题材，就更能理解犍陀罗美术的重要性。如河北邺城遗址出土的谭副造像碑正面雕一佛二菩萨，主尊释迦牟尼身着通肩大衣，站在莲花座上，具有明显的犍陀罗美术特征。在造像背面线刻的中国式殿堂建筑里，中间是交脚弥勒，两旁是梵天、帝释天。
《解读佛像：丝绸之路上的佛教美术》一书颇多胜解，是一本值得我们静心阅读的书。
来源：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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