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钱志远，出生在陕南秦岭里的一个小山村。这名字是我爷爷取的。爷爷说我是钱家的长孙，取这名字，是盼我志存高远，将来有出息，给咱钱家争光。
说起我爷爷钱守仁，在村里可是个顶特别的老人。他不像别的老汉，没事就蹲在墙根晒太阳、吧嗒旱烟、扯些家长里短。他总是把衣服穿得一丝不苟，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脊背挺得笔直，手里常拿着一卷没了封皮的旧书，或是背着手在院子里踱步，望着远山出神。村里人都说：“老钱头不像咱山里人，倒像戏文里走出来的老夫子。”
爷爷确实跟土里刨食的乡亲们不一样，他上过洋学堂。
夏夜的院子里，爷爷摇着蒲扇，会给我讲些往事。他说，我们钱家祖上出过大官，风光过。后来不知出了什么祸事，一大家子人颠沛流离，最后躲进了这秦岭大山深处，隐姓埋名，落地生根。到了爷爷小时候，家里还有些底子，有田有地，也算殷实。爷爷是独子，从小有人伺候，没干过农活，后来还被送进了县城的“洋学堂”读书，那是真正见过世面、读过新书、知道山外世界的人。
“那时候啊，心里装着天下呢。”爷爷的眼睛在星空下闪着光，“跟着同学们上街游行，喊口号，觉得浑身都是劲儿，要革除旧弊，振兴中华。”可这“劲儿”吓坏了太爷爷，他怕这个读了新书的独苗儿子惹上杀身之祸，一根麻绳把爷爷从城里绑了回来，关在家里。紧接着，太奶奶做主，给爷爷娶了奶奶，一个裹着小脚、识字不多却温良敦厚的旧式女子。
爷爷说，那时候他满脑子新思想，对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抵触得很。可他到底是读过书、明事理的人，看着病榻上的太奶奶，那句“不孝”的罪名，他扛不起。他屈服了，留在了山里，却像一只被剪了翅膀的鸟。
他和奶奶，就这么相敬如“冰”地过了许多年。爷爷埋头读他的书，奶奶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直到奶奶快四十岁，才生了我爹钱文华，又过了几年，才生了小叔钱文良。奶奶生小叔时年纪大了，月子没坐好，身子亏得厉害。偏偏又撞上全国土地改革的风口浪尖，我们家因为那点祖上留下的“底子”，成分不好，成了被“教育”的对象。日子一下子从云端跌进泥潭，憋屈又难熬。奶奶那本就虚弱的身子，到底没熬过去，在小叔刚满一岁的时候走了。
那一年，我爹才七岁。没了娘，爹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他背起了还在襁褓里啼哭的小叔，成了小叔的另一个“娘”。小叔几乎是在我爹背上长大的，一口糊糊，爹先喂给小叔，夜里睡觉，爹搂着小叔，有人欺负小叔没娘，爹就像头小豹子一样冲上去……
因为家里成分不好，爹的婚事成了老大难。山里姑娘谁愿意往这“火坑”里跳？直到爹三十来岁，才娶了我娘朱艳芬。我娘是隔壁村朱屠户家的闺女，性子泼辣爽利，甚至有些彪悍，是远近闻名的“厉害角色”。她能嫁过来，一半是因为朱屠户看中我爹人老实肯干，一半也是因为我娘的泼辣名声，没人敢娶。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透着些不得已的意味。
1984年的秋天，山里的风已经带上了凛冽的寒意，爷爷没能熬过那个季节。他走得很平静，像是在书卷里睡去了。葬礼按照山里的规矩办得简单却郑重，爷爷那些不合时宜的“夫子气”，在生命的终点，似乎得到了乡邻们最后的理解和尊重。
葬礼过后第三天，家里还弥漫着纸钱和香烛燃烧后特有的呛人又哀戚的气味。爹和小叔红肿着眼睛，还沉浸在丧父的悲痛里。我娘系着围裙从灶屋出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清了清嗓子道：
“爹走了，老幺你也成家立业了，眼瞅着你家孩子都能跑了，咱们这大家子，是不是……也该分开过了？”
她说话时，眼睛没看我爹，而是直直看向了小叔钱文良。
堂屋里死一般寂静。我爹猛地抬起头，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娘，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发出声音：“艳芬！你说啥胡话！爹刚入土，尸骨未寒，你就急吼吼地闹分家？你还有没有点当长嫂的样子！”
我娘像是早就料到他会有这反应，把腰一叉，那股子泼辣劲瞬间就上来了：
“钱文华！老娘咋就嫁了你这么个榆木疙瘩！自己家的日子都过得勒紧裤腰带，咋的？你还想把你弟一家子都背上？你当你还是七八岁能背着他满山跑呢？现在是一家老小要吃饭！你睁眼看看，这家里有啥？分啥？不就是这几间破屋子！现在不说清楚，以后扯起皮来，更难堪！”
我娘的战斗力，在村里是排得上号的。她这一通连珠炮，夹杂着这些年因为成分问题受的委屈、因为穷积攒的怨气，劈头盖脸砸下来。我爹本就嘴笨，被她堵得脸色涨红，额上青筋直跳，却半天憋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小叔坐在一旁，低着头，手指紧紧抠着膝盖上的补丁，看不清表情。
爷爷在世时，靠着他的威望和那点不同寻常的“道理”，还能镇住场子，维系着这个家表面上的和睦。爷爷一走，家里没了主心骨，我娘心里那本经济账，立刻就摆到了台面上，再也压不住了。最后，这家还是分了。
其实也没什么可分的，钱，没有，粮食，按人头分了，最重要的，就是房子。
钱家老宅，原本是个小院落，祖上留下的。后来世事变迁，大部分房子田地都归了公，只留下三间坐北朝南的正屋，还是祖上传下来的老房子，青砖灰瓦，但年深日久，有些地方墙皮剥落，椽子也有点朽了，下雨天总有几个地方漏雨。前些年，考虑到小叔要娶媳妇，爷爷带着爹和小叔，自己拓泥坯、烧青砖，硬是在老屋东边又起了三间新房。虽然也是泥坯墙，但朝阳，干燥，亮堂。
三间新房平时我家住一间，小叔家住一间，还有一间堂屋。我娘死死咬住新房不放，理由掷地有声：“文华是长子，志远是长孙，将来是要顶门户的！老幺家就一个丫头片子，早晚是别人家的人，要那么好房子干啥？再说，当初起这新房，文华出的力最多！”
小叔沉默地听着，小婶在一旁抹眼泪。最后，小叔抬起头，看了看气得浑身发抖又满脸愧色的爹，又看了看叉着腰、一脸“理直气壮”的我娘，闷声说：“哥，嫂子，我们搬，我们住老屋去。”
“文良！”我爹愧疚地喊了一声。
小叔摇摇头，拉起小婶，开始收拾东屋那点可怜的家当。我娘脸上露出一丝得逞的快意，但很快又绷紧了，指挥着我爹去帮忙搬东西。
从那以后，我爹见了小叔，总是下意识地躲着走，眼神躲闪，脸上火辣辣的。原本因为共同照顾爷爷、因为多年的手足之情还算和谐的两家人，中间好像忽然立起了一堵看不见的冰墙。我娘和小婶在村里碰上，也顶多勉强点个头，再无往日妯娌间的家常话。只有我们这些孩子，还不懂大人间的复杂，堂妹依然会偷偷跑来找我玩，被我娘看见，总要拉下脸训斥几句。
分家后的隔年夏天，一连下了十几天的暴雨。小叔家的老房子本来就有些歪斜，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屋里漏得像水帘洞，盆盆罐罐摆了一地接水。
天好不容易放晴，小婶看着满屋狼藉和吓哭的女儿，自己也撑不住了，坐在湿漉漉的门槛上捂着脸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她一抹眼泪，带着堂妹回了娘家。
没过两天，小婶回来了，身后跟着她两个膀大腰圆的哥哥，还有开来的小拖拉机上，装着些水泥和石灰。小婶的二哥和人合伙承包了一个小砖厂，算是有点门路。这次，小婶是铁了心要翻修房子，不能再让女儿跟着担惊受怕。她找娘家借了钱，她二哥答应以成本价提供砖瓦。
我爹知道后，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天不亮，他就扛着斧头上山了。那些天，他像不知道累一样，天天钻进深山，砍伐合适的树木，一根根拖回来，剥掉树皮，晾晒在自家院子里，然后又一根根搬到小叔家的老屋旁边，堆得整整齐齐。他依旧不怎么跟小叔说话，只是埋头干活，用这种最笨拙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愧疚和那份从未消失的手足情。
秋天时，小叔家请了村里相熟的汉子们来帮忙，正式推倒老屋，准备挖地基盖砖房。帮忙的人多，场面热闹。谁也没想到，挖到东南角地基深处时，锄头忽然“哐当”一声磕到了硬物。
“哟，挖到石头了？”有人嘀咕。
“不像，声音闷。”领头的师傅蹲下身，用手扒开周围的浮土，渐渐地，一个沾满泥污、圆鼓鼓的陶罐轮廓露了出来。
“罐子！地下埋着罐子！”不知谁喊了一声。
这下可炸了锅，大家都围拢过来，七嘴八舌，“钱家这老宅可有年头了！”“怕是祖上埋下的东西！”“说不定是宝贝！”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小叔小心地把那个陶罐抱了出来，罐口用厚厚的油纸和泥封着。小叔看了看围观的乡亲，又看了看我爹和我娘，深吸一口气，慢慢揭开了封泥。
罐子里没有大家想象的金银珠宝，只有两块黄澄澄铸成元宝形状的东西，上面似乎还有些模糊的刻痕。
“金子？！”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人群瞬间沸腾了。我娘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挤到最前面，死死盯着那两块金子，呼吸都急促起来。她猛地扯了一把呆立一旁的爹，声音又尖又利：“钱文华！你看看！这是从老屋地基里挖出来的！老屋是祖产，这金子是祖上留下来的，是钱家的！咱们家也有份，得平分！”
“你闭嘴！”我爹终于爆发了，一把甩开我娘的手，脸涨得紫红，额上血管突突直跳。他指着小叔，又指着那陶罐：“朱艳芬！你还要不要脸！当初分家，你逼着文良搬去老屋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说老屋破，不值钱！现在从老屋里挖出点东西，就成了‘钱家的’了？这金子就算真是祖上的，那也是文良的，是他翻修房子挖出来的，跟你、跟我都没关系！你把当初撒泼打滚占新房的劲儿拿出来啊！”
我爹的怒吼震住了所有人。我娘被他从未有过的暴怒吓住了，张着嘴，一时说不出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小叔抱着陶罐，看着争吵的哥嫂，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罐子拿回了暂时栖身的窝棚里。
接下来的几天，村里流言四起。有人说小叔发了横财，有人说我娘后悔得肠子都青了，还有人说兄弟俩怕是要为这金子打起来。我爹整天阴沉着脸，我娘则像热锅上的蚂蚁，想打听又拉不下脸，在家里指桑骂槐，摔摔打打。
谁也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小叔径直走进了我们家。
我娘的眼睛瞬间黏在了小叔身上，我爹则愣在原地。
小叔开口了，声音平静，却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哥，嫂子，这罐子和里面的东西，我找镇上的老辈人看过了，确实是老东西。罐子我上交了，金子纯度挺高，我……我把它们处理了。”
我娘一听“处理了”，急得差点跳起来：“处理了？你咋处理的？卖了？多少钱？”
小叔点点头：“嗯，卖了，价钱……还算公道。”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哥嫂，最后落在我爹脸上，“这钱，咱们两家平分。”
“啥？”我爹猛地抬起头，傻眼了，像是没听懂，“文良，你……你说啥？平分？”
“对，平分。”小叔肯定地说，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笑容，“这钱来得突然，但我想，这老屋是祖上传下来的，这罐子埋在老屋下，说不定就是太爷爷甚至祖爷爷那辈，留给后辈应急的。既然是留给钱家后人的，那哥你也是钱家的子孙，当然该有份。”
“可……可是……”我爹语无伦次，指着已经听呆了的我娘，“当初分家，你嫂子她那样……那样对你们，这房子、这金子，我们哪有脸要！”
小叔的笑容更深了些，眼里有温暖的光：“哥，你说啥呢。咱们是兄弟，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你背着我长大的情分，是几间房子、几锭金子能抹掉的？分家是分家，情分是情分。嫂子……嫂子当时也有她的难处，家里穷，怕负担重，我都明白。这钱，咱们平分了，刚好能把房子都好好修修。你们这新房虽然新，但也是泥坯的，我那老屋推了重新盖砖房。这钱，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把孩子们养出息。我想，祖宗们地下有知，也是想看到咱们钱家子孙和和睦睦，互相帮衬，而不是为了一点东西生分了。”
小叔的话不紧不慢，却像一股温热的泉水，缓缓流进爹娘心里。我爹怔怔地看着小叔，这个他从小背大的、如今比他更显沉稳豁达的弟弟，眼圈一点点红了，大颗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这个沉默寡言、被生活压弯了腰的汉子，像个孩子似的，用手捂住了脸，肩膀无声地耸动。
我娘站在一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嗫嚅着，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慢慢地低下头去。第一次，在她那张总是显得精明厉害的脸上，露出了清晰的羞愧和动容。
那两块金子换来的钱，后来真的平分了。小叔家用他那份，加上之前的准备，盖起了结实亮堂的红砖大瓦房，我家也用分到的钱，盖起了两层小楼，屋里抹了白灰，装了明亮的玻璃窗。两家的房子，都成了村里数得着的好房子。
更重要的是，横亘在两家人之间的那堵冰墙，在那个秋天，被小叔用他的宽厚和金子一起“买”塌了。从此，两家人又走动得勤快起来，有啥好东西都会想着对方一份。我娘或许依旧泼辣，但她再也没对小叔一家说过半句重话，反而时常让小婶来自家菜园摘菜，做了好吃的也让堂妹过来吃。
可惜当年爷爷走得早，没亲眼见兄弟俩冰释前嫌，没看到钱家子孙和睦相守，若是他泉下有知，定能含笑了。
如今，我和堂妹都早已离开了那个小山村，在各自的城市安家立业。但无论相隔多远，谁家有了难处，另一家一定会第一时间伸手。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拖家带口回到老家团聚。因为我们都记得小叔那句话，也记得爷爷那期盼的目光——这里是我们的根。而维系这根脉不断、让它枝繁叶茂的，从不是冰冷的砖瓦或黄白的金银，而是那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和那份历经风波后愈发醇厚的、手足相依的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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