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龄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浪潮,“如何养老”不再是个体家庭的私务,而是关乎每个人的公共命题。送父母进养老院就是不孝吗?护工的辛劳为何总是廉价且隐形?当生命步入薄暮,尊严由谁托底?什么才是中国养老院的真实日常?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至善博士后吴心越以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苏某县级市两家养老院,参与扫地、喂饭、发放餐点等日常工作,旁听老人的闲聊与抱怨,见证护理员的辛劳与委屈,也记录家属的牵挂与无奈,观察、深描下《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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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薄暮时分》第二章,已获得出版单位授权,分段有调整,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在这两个小节中,作者主要从时间维度呈现了养老院中的日常生活世界,“老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度死日’来形容在养老院中的生活状态”。

“度死日”

养老院的一天从早上五点左右开始,护理区的护理员们首先开始一系列工作:帮房间里的五六名老人更换尿布、擦洗身体、穿衣、洗脸、刷牙,安排老人们吃早饭,还要扫地、拖地、抹桌子、清理垃圾……这是他们一天中最为忙碌的几个小时,护理员们形容“一个早上跟打仗一样,一刻不停”。接着,像老郭这样可以起床的老人便能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把轮椅推到走廊上与人闲聊几句,健康状况更好一些的老人会来到院子里的池塘、凉亭边散步、聊天。不过,还有很多重度失能、长期卧床的老人在被喂过早饭之后仍然只能继续躺着,等护理员每两三个小时来帮他们翻一次身。

在养老院中,一日三餐建构起了日常生活的主节奏,照顾的流程依此展开:早上六点半到七点是早餐时间,因此四五点就得帮老人清洁身体,起床穿衣。中午十一点是午餐时间,待餐盘清理过后,十二点便是全院的午休时间,护理员们也可以靠在椅子里小憩片刻,整个养老院再次进入寂静的睡眠状态,直到下午一点半左右才渐渐复苏。

在这段时间,我偶尔会溜出养老院,找一家附近的肯德基整理田野笔记。从养老院走到外面的大马路上,会感受到轻微的不真实感,需要重新适应城市的快节奏和喧嚣,还会感受到一种身体上的轻快。回到养老院,下午会发放水果、点心和前一日的送洗衣物,护理员们会帮一些老人洗浴。四点半到五点是晚餐时间,接着,六点多时老人就被安排洗漱,全部上床就寝。住民的一日三餐恰好比外部世界所习惯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左右,这是因为机构的工作人员需要赶在老人用餐且清理完毕之后才能开饭、下班。比如上白班的食堂员工和护理员为了能在五点半按时下班,就会尽量把老人们晚餐的时间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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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内插图:康颐家园的重阳节慰问演出,

戴着纸王冠的是当月生日的寿星

不少研究者指出,养老院像精神病院、寄宿学校、军营和监狱一样具有全控机构的特征: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同一个空间、同一套管理制度下进行;所有成员都被以相似的方式对待,做的事情也都大同小异;每天的作息与活动皆按表操课,照着上层人员制定的清晰的规定执行(Stafford,2003;高夫曼,2012)。在这个过程中,机构的节奏与个人的节奏一定会产生不协调,有的老人抱怨还未睡饱就要起床,有时毫无睡意却也不得不服从纪律躺在床上。另外,相对于老人缓慢的身体节奏,护理人员的工作节奏往往更快而且紧凑,始终处于各项任务的驱动之下。比如老人们用餐的时候,护理员常常会等在一旁,看有人快吃完了,便利索地上前先将几只空碗收走——我想,这可能是护理人员的无心之举,但在无形之中就给其他还在用餐的老人一种压力,不知不觉间加快了大家用餐的速度。有的老人担心自己动作太慢,剩下的一些饭菜索性也就不吃了。好几次,我特地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时间,从开始盛饭到收碗只有15-20分钟。这本来是一段大家可以悠闲用餐、彼此交谈的集体时光,但在机构的节奏之下就这样被大幅压缩了。

至于无法自主进食的重度失能的老人,护理员得先用搅拌机将饭菜打成半流质——通常是一碗已经无法辨识成分的黄褐色糊状物,让人食欲尽失——再一勺一勺地喂食。在康颐家园护理区的时候,我常常被分派到这个任务。起初,我总是模仿影视剧里的经验,舀起一勺食物,吹一吹凉,送到老人口中,等他慢慢吞咽下去,喂几口就用纸巾帮他们擦一擦嘴角流下的汤汁。但是,当同房间的护理员在同样的时间内很快地喂好了两位老人,我也难免感受到了速度的压力。由于一个班组的护理员得在全体老人用餐完毕且回收碗筷之后才能开始吃饭,谁也不想当拖后腿的那一个。

机构中的住民常常把自己形容为“三等公民”:早上醒来等着吃早饭,早饭吃完等着吃午饭,午饭吃完等着吃晚饭。一日三餐成了养老院里的老人唯一需要等待、亲身参与的“事件”。每天上午十点左右,通常会有一位老人提醒“快吃午饭了”,这时大家仿佛就有了一些盼望和精神劲儿,气氛有了微妙的变化。有的老人甚至早早便带着碗筷去小食堂坐着,等待开饭。下午三四点,这一过程又会再次出现。等到晚餐过后,暮色降临,常常会有老人感慨:“一天终于又混过去了。”——带着点调侃又有些无奈,好像终于完成了今天“活着”的任务,而前面也并没有什么可盼望的。在日常的闲聊中,老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度死日”来形容在养老院中的生活状态。在吴方言中,它意味着混日子,既没有目标也没有企盼,浑浑噩噩,过一天是一天。每当他们说起“度死日”,有时带着一种抱怨又自怜的情绪,有时是有些无奈又有些看透人生的调侃——“度度死日了,度到死么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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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内插图:康颐家园护理区,老郭床尾的小方桌

不同于外部世界中人们按标准的日历和钟表时间推进的日常生活——工作日与双休日、上班时间与下班时间、会议日与截稿日,养老院住民的时间仿佛只是无意义的、不断的重复。在这里,半年如一日,生命流逝却又静止。正如戈夫曼所描述的全控机构中“死气沉沉的时间感”,住民们会强烈感受到在机构中所耗费的时间“是从一个人的生命里夺走、浪费、摧毁的;那是一段报废的时间……被收容者往往感觉在他被要求待在机构里的期间——他的刑期——从自己的生命中被流放了”(高夫曼,2012:76)。

人生终途

除了几个重要的节庆假日外,养老院里的时间过得模糊、混沌,甚至无须理会通行的日历与钟表时间。我的田野笔记中记录着两个具有高度象征意涵的细节。2016年7月7日是我到老年公寓的第一天。下午两点十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走廊上的电子屏幕显示着三点半,之后不久,我又在一位老人的床头看到了指向八点半的时钟。而在7月12日那一天,护理区某个房间的日历仍然停留在7月5日那一页。确实,对很多老人来说,日期的准确与否已经不再重要,后一日与前一日没有什么分别,甚至下个月与上个月也没有什么分别。养老院的时间更像是一段处于生死之间的阈限时间,是流溢在主流社会时间表之外的晦暗不明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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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内插图:老年公寓的走廊

住民们都很清楚,在养老院的日子就是“人生的最后一站”,“眼睛一闭再接你出去了”。还有更多居家的老年人对养老院心存抗拒,抗拒的也正是这个正式的断裂节点,标志着从此进入另一段时间和空间,走进人生的薄暮。我一开始总觉得,对老人来说,死亡是一个难以直面的、沉重的话题,总是刻意避免主动向人谈及,但后来才逐渐发现,生死之事常常出现在养老院的日常闲聊中。

我刚到康颐家园的那天下午,就听护理员们谈论起前段时间刚离世的钱好婆。那天正好是家属设宴邀请亲友们“吃豆腐”的日子,也邀请了生前照顾钱好婆的几位阿姨。聊天的大概内容是说她的子女不懂规矩,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用一个“黑漆漆的大袋子”就把人装走了,甚至都没有先给钱好婆好好地擦干净身体,把尿布换下来。护理员们都为钱好婆感到惋惜,直说家属不懂事,“自己不会弄就打电话‘一条龙’(丧葬服务),最后一次了再怎么也要风光一下”。接着,大家又聊起本地农村的丧葬习俗,如何给过世的老人穿寿衣、烧纸钱,如何去土地堂报土地——“就像在民政上户口”,护理员们向我解释。还有请道士多少钱,乐队鼓手多少钱,白事厨师又要多少钱,连一旁的家属也参与其中,分享过去的经验。最后,大家都评论道,相较于农村,城里的丧葬仪式已经越来越简化,年轻一辈也早已不懂那些繁复的礼节,将遗体从养老院直接送到殡仪馆,第三天就火化了。

对于人生的终点,老人自己也表现得十分坦然。导论中提到的李云秋好婆90岁,她的室友张永华好婆95岁,已经在康颐家园住了六年多。在这个年纪,她们都已经变成了个子矮小的老太太,苍白的皮肤布满皱纹,像薄脆的纸张。有一次,我问起李云秋好婆她在八楼护理区的丈夫的近况,李好婆说:“像个木头人了。”我接着询问她是否担心丈夫在哪一天突然离世,李好婆淡然地说:“我有思想准备的,怎么会担心呢?反正不可能变好了,这些年纪了,总归越走(离死亡)越近。” 坐在一旁藤椅上的张永华好婆接着说:“思想上有这个准备的。年纪大的人不一定的呀。所谓今天不知明天。前阵子我发高烧,我女儿担心真的要走掉了。我是这么想的,走掉,断气了,去叫‘一条龙’,直接送到殡仪馆,放三天。家里布置一个台子,亲亲眷眷来看看。等到烧掉、安葬掉就好了,简简单单的。”李云秋好婆也说:“没什么好怕的,年龄到了,活下去也难过的。人生就是这样一回事。小的在长大,老的就应该走了,新陈代谢,必然规律,没有办法逆转的,怎么可能返老还童?”不过李好婆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只有一个希望,希望走的时候少点痛苦。不过这个也可能是一种奢望(笑)。有的人难受得不得了,有的人像睡觉一样睡了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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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内插图:每天上午,护理员打扫房间时会将老人都推到走廊上

养老院里的日子好像一个漫长的“断舍离”的过程,老人们逐渐接纳生命的下行,也更加平静地面对生离死别。有的早早就选好了遗照,向子女交代了后事的料理,也有的好婆每天在房间折纸钱,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我由此联想到人类学家莎拉·兰姆 (Sarah Lamb,2013) 在印度的研究。她发现很多人把养老院中的日子视为人生中最后的“林中隐居”(vanaprastha) 阶段——在印度教的传统观念中,这是一个人离开世俗的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专注于内省、冥想、自我探索的时期。在这个时候,老年人应当前往一个自然的、孤独的环境,在精神的修行中为离别和死亡的过渡做准备。正如兰姆的一位受访者所说:“如果留在家中,我会越来越习惯于家人的陪伴,到了离开的时候会很困难……我独自来,也要独自离去。”兰姆发现,虽然印度养老机构的兴起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响,但相较于欧美的安养机构高度依赖延长生命的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强调活跃老化的终身学习活动,印度的老人院更加强调晚年作为一个直面生命的短暂与消逝、不断向内探索的生命阶段。

进入临终状态的老人,大部分会在养老院中走完最后一程。护理员们告诉我,老人离世之前都有若干征兆,“几天不吃东西,神志也不清楚了,眼睛一直闭着要睡觉,就知道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口气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便要提前通知家属,着手后事的准备。有些老人在最后时刻不免经历种种身体上的痛苦,而那些无疾而终、在自己的床上安然离世的百岁老人则被视为“真正的圆满”,这也正是李云秋好婆所希望的善终。大体上来说,在永安的养老院中,死亡仍然是一个油尽灯枯、自然逝去的过程,医护人员不会采用插管这样的手段来延续生命,也不会进行其他侵入性的抢救。不过,倘若老人出明显的病症,一部分家属还是会选择送老人去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临终者便将进入另外一套例行化的医疗程式。

虽然在养老院中,生死并不是一个被压抑、禁忌的话题,但是,死亡本身仍然是一种被隔离、被封存的经验。通常,一旦老人离世,护理人员会和家属尽快将遗体送往机构中一个独立的隔间,在那里给老人擦净身体、换上寿衣,并由“丧葬一条龙”的服务人员负责将遗体送至殡仪馆。老人所有的个人物品都将被迅速打包整理、交还家属,生前居住的床位及周边环境也会立即进行消毒。人走了,一切也就悄无声息,工作人员不会在院内发布任何正式的公告。只有一些老人会私下议论某人“往那条路上去了”。而在我调研过的另一家养老院,那些气息微弱、尚在弥留之际的老人会被提前转运到一楼的走廊尽头、与其他住民相距最远的房间,照顾他们以及监测生命体征的任务则交由院里少数的几位男性护理员负责——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更丰富的临终照护的专业技能,而只是因为传统的男性气质被赋予了“勇敢无畏”的想象。不过,一名60多岁的护理员大叔坦白地告诉我,“晚上要陪着,心里还是有点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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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吉登斯(2016)指出的,现代社会打造了一个井然有序、可以预期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 的日常生活世界,而将那些不可控的、可能引发存在焦虑的“自然”事件——死亡、疾病、疯癫与性——隔绝在社会生活之外。因此,死亡不再是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它成为一种技术性的专业事务,被隔离至特定的机构和场所,比如医院和养老院。我们看到,在养老院内部,死亡甚至濒死都被尽可能地从公共生活空间中分离出来,隐没在特定的场所。人们刻意地与死亡保持着距离,也很难在最后时刻通过身体的接触和言辞的安抚向临终者表达情感与关怀。“文明化为强烈、自发的情感表现带来了过多的禁忌,这也经常绑住了人们的舌头和双手”,这让临终者通常只能在孤独无依中悄然离世(爱里亚斯,2008:99)。而死亡的封存带来的另一重影响是,它失去了传统社会中宗教性的、文化性的意义,由社群转为私人,由神圣转为世俗,告别与哀悼仪式也大多成为一种短暂的、僵化的程序。

不过,当大部分医院和养老机构将死亡从日常生活中隔离、封存,也有些地方反其道而行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上野千鹤子(2021)在《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中写到的一个例子。在日本爱知县有一家叫作“千年村”的养老机构,恰恰将死亡置于人们都能看得见的日常场所中:机构的大门是开放的,灵车可以直接停放在院内;与逝者生前有来往的住民齐聚一堂,共同参加告别式,送别遗体。“千年村”特意打造了这样一个集体见证死亡、郑重与逝者告别的空间,这反而让其他老人感到心安,因为可以料见自己也会在这样安宁、庄重的氛围中被送走。上野千鹤子还写到一个令她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在另一家同样举办集体告别式的养老机构中,一位患有重度认知症、已经失去记忆的老人,在灵柩被运走之前对其深深地鞠了一躬,郑重其事地告别逝者——“漫漫人生路,你辛苦了。”

本期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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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暮时分》

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

作者: 吴心越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纪文景

出版年: 2026-3

定价: 69.00元

本书是一部扎根现实的民族志力作,作者吴心越以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苏某县级市两家养老院,参与扫地、喂饭、发放餐点等日常工作,用细腻的观察与深描,揭开机构养老的真实图景。

全书聚焦“人生临暗”的阈限状态,围绕三类核心群体展开:在身体衰朽与身份模糊中挣扎的老年住民,承担“肮脏工作”却面临不安晚年的护理员阿姨,以及在孝道与现实间权衡的家属。从“孝道外包”的养老模式变迁,到养老院中的邻避效应;从护理员的劳动处境与划界策略,到清洁照护、性别互动、认知症照护中的伦理困境,作者层层递进,探讨深度老龄化背景下,照料如何从私人领域走向社会化,以及脆弱性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价值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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