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骂儿子王八蛋，儿子反笑：骂得好我是个王八蛋，陈一想不对头|王八蛋|陈一|陈知建

1958年冬天，北京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丁香花园的灯光却格外温暖，屋子里摆着几张简单的木椅，一角的书桌上摞着厚厚的稿纸，墨迹还未干透。屋里传来一阵笑声，笑声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身患心脏病、却依旧操心工作的陈赓大将，还有几个围在他身边打转的孩子。

这笑声里，有意思的是掺着一点军人的火爆脾气，一点父亲的宠溺，还有一点孩子式的机灵。那句被孩子“顶”回来的“王八蛋”，就发生在这样的日常里。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军装仍在身，家却终于真正成了“家”。在很多人眼中，陈赓是晚清名臣之后、黄埔名将，新中国的开国大将，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统帅。可在孩子们眼里，他会抱着刚出生的女儿，一个劲儿地在院子里转圈，逢人便说“我终于有个女儿了”；也会因为儿子顽皮，急得一跺脚，脱口而出一句“你这个王八蛋”。

表面上是玩笑，背后却藏着一条清晰的线索：一个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大将，是怎样对待孩子，又怎样用自己的方式，延续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朴素、严厉却真挚的爱。

有意思的是，要真正看懂那句“骂不下去”的“王八蛋”，还得把时间往回拨很多年，从草地深处、从铁路线上、再到平凡的家庭餐桌旁，一点点连接起来。

一、从草地上的小红军，到心里过不去的那道坎

1935年8月下旬，红军长征行军到草地。天寒气湿，队伍行走艰难，陈赓腿部旧伤未愈，只能依靠一匹瘦马缓慢前进。身边的战士渐渐稀疏，草甸泥潭中，脚印和车辙很快就被水和风抹平。

就在这种时候，他远远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在泥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动，军装又湿又脏，裤脚上全是草汁和污泥，看着连站稳都费力。那是个十一二岁的小红军，脸被风吹得干裂，肚子却明显是空的。

陈赓喊他过来，让他上自己的马。战场上，他是师团长，是指挥员；那天，他对这个孩子的语气，比对身边很多成年战士还要温和：“来，骑上，别逞强。”

谁知小家伙抬头看了看他那条伤腿，硬撑着装作轻松：“首长，我能走，要不我跟马比比快？”说完还挺直了腰板，摆出要起跑的姿势。

这份嘴硬和要面子，陈赓太熟悉。他按住孩子的肩膀，急急地说不能跑，“跑起来一累，倒下就麻烦了。”那时候，每个能走动的人都是一条活命，每一点体力都得算得清清楚楚。

小红军却坚持要等自己的小伙伴，说话的时候，还特意指了指腰间的干粮袋：“首长你放心，我干粮多得很，还能吃好久呢。”

这句“还多得很”，后来成了陈赓心里的一根刺。他当时没有再逼，只好说先往前走一段，在前面等他。几十年的军旅经验告诉他，行军途中不能耽搁太久，可心里终究有些不安。

走出没多远，他越想越不对劲。草地上风一吹，人就虚，刚才那孩子脸色实在太差。尤其是想到那鼓鼓囊囊的干粮袋，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根本就没粮？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他立刻勒马掉头，原路返回。泥水里翻出一片又一片草丛，终于在路边看见那孩子倒在湿地里，身子已经冰凉，嘴角却还带着一点看不清的笑。

陈赓把他抱起来，摸到干粮袋里硬邦邦的东西。打开一看，只有一根啃得干干净净的牛膝骨，几根野菜和杂草，没有一粒粮食。

那一刻，他极少有地失了态。这个孩子，刚才还挺着脊梁说要与马赛跑，说自己“干粮多得很”，不过是在骗他离开，好让这匹瘦马和那一点体力留给大部队。

他后来多次跟身边人提起这件事，直到解放后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他第一次这么直接地感到：自己指挥的，不只是一支军队，还有一个个还没长大、却愿意为了革命拼命的孩子。

试想一下，这样的经历往心里一压，对待“孩子”两个字，会不会变得格外不同？草地上这道坎过不去，陈赓日后见到孩子，总会多看两眼，多说两句，多操一份心，也就不奇怪了。

二、娃娃剧团：把小演员当小战士

时间往后推十二年。1947年11月，陈赓率领由太岳军区野战部队改编的第四纵队，开赴平汉线一带，执行破袭铁路、策应刘邓大军的大任务。那时，国共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原战局紧张，豫中一线硝烟不止。

12月18日，部队攻占了豫中重镇驻马店。战斗余波未散，枪炮声刚刚停下，城里一处戏班却灯火通明。那是当地的一个豫剧科班，六十多个卖身学艺的小孩就挤在这里，平日里抬头是师傅，低头是板凳，戏台子就是他们的世界。

这天晚上，孩子们排练节目，给刚刚进城的解放军做慰问演出。锣鼓一响，小脸上抹着粗糙的油彩，唱腔稚嫩，却格外卖力。如果不是偶尔闪出的紧张眼神，很难看出他们大部分是穷人家不得不“卖身学艺”的娃娃。

演出结束，陈赓走进后台，亲自到孩子们中间。他一边拍手，一边连声说“唱得好”，还报上自己的名字。小演员们本来只是听说解放军来了，没想到眼前这位和蔼的首长，正是前线名头很响的陈赓。

小孩的反应是直白的。有人瞪大眼睛，有人红着脸，有人忍不住想上前摸摸他的衣袖，又不敢靠太近。大将军和孩子们围在一起，画面甚至有点“反差感”。

看着这群孩子，陈赓脱口而出一句话：“你们要好好唱，将来我要领你们去给刘邓首长、陈粟首长唱，胜利以后，还要带你们去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唱！”

“给毛主席唱戏”这几个字一出来，孩子们全都炸开了。一阵鼓掌，有的直接跳了起来。对他们来说，毛主席、朱总司令是报纸上的名字，是大人嘴里反复提起的“天边人物”，如今却成了一个可以通过唱戏去“见一面”的目标。

陈赓说话并不是随口一乐。他把部队十一旅的旅长叫来，当面叮嘱：“把他们当自家孩子看，搞一个革命娃娃剧团。”不只是让他们唱戏，还要给他们安排文化教员，让孩子们识字、读点历史，知道这场战争是怎么来的，身边这些叔叔到底在为啥打仗。

衣服也不能马虎。“缝几身合体的，”他专门强调，“要像小战士。”在他眼里，服装不只是好不好看，而是孩子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既然在战火中长大，就不仅仅是“童伶”，更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后，无论战事多忙，他总要抽空去看看这个“娃娃剧团”。节目排成什么样了，学文化有没有偷懒，写字认不认得几个新字，他都要问。每次去，手里基本都会提着东西，不是什么大件，多是文具、书本之类的小物件，孩子们却看得很重。

有一回，前线刚打完一仗，他回到驻地简单休整，立刻就安排娃娃剧团去部队演出。小演员们本想借机跟“陈司令”多待几天，磨磨唧唧不想马上上路。

陈赓笑着，又有点认真地对他们说：“孩子们，我也想多留你们几天。”话锋一转，“可在前方打仗的时候，我许了愿，哪个部队打得好，缴获多，就让娃娃剧团去哪个部队慰问。你们下去演出，是代表我们去还愿。你们不在前线开枪放炮，你们上台唱戏，鼓舞士气，也是上阵打仗，担子可不轻。”

这一席话，说得不算多，却把孩子们听得直点头。唱戏不再只是谋生手段，而成了与前线战士并肩的一种方式。这种“换个方式打仗”的说法，对孩子们影响很大。后来许多人回忆起那段经历，都说是从那时候才真正明白，自己身上背着怎样的责任。

从草地上的小红军，到驻马店的娃娃剧团，陈赓心里“孩子”这两个字，就不仅仅是亲缘关系，而是一种革命延续的象征。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儿女时，既宠，又严，既幽默，又一点都不想让他们走弯路。

三、严父与“王八蛋”：骂到一半骂不下去

陈赓有5个亲生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除此之外，还接过不少战友和烈士遗孤，亲戚的小孩也常在家里进进出出，家里热闹得像个小院子里的“兵站”。

他对孩子的喜爱，不藏着掖着。唯一的女儿陈知进，是在昆明出生的。那时战争虽已接近尾声，但局势未稳、任务繁重。陈赓却逢人就说：“我终于有个女儿了。”口气里藏不住的得意，让身边的文工团员都觉得有点好笑。

女儿刚出生时，喝牛奶过敏，脸上起了一片一片的红疙瘩。几位年轻的女文工团员故意逗他，说：“小丫头这么丑啊。”话音刚落，陈赓脸就板了：“看你们谁再敢说我女儿丑？”那种护短，和战场上拍板决策时的干练是同一股劲儿，只是对象换成了襁褓里的孩子。

不过，到了原则问题上，他又一点不松劲。女儿要上小学时，家里有专车，可他硬是不让拿来接送。孩子小，学校离家远，光靠步行确实不安全，他索性和朱德、刘少奇两家的孩子凑到一起，合租了一辆三轮车，改装成儿童车，三家孩子轮流搭，既安全，又不显特殊。

他一再叮嘱孩子们，在学校里要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块玩，不要形成“首长子女”的小圈子。衣服能简单就简单，别弄出明显的差别。有时候，孩子会羡慕别人的新衣服，母亲从江南带来的手艺就派上用场——旧衣服拆一拆、改一改，一件衣服能在兄弟姐妹身上轮好几茬。

在吃穿用度上，他一向严谨。饭桌上，最常强调的是不能浪费粮食。他一边给孩子夹菜，一边说：“国家刚开始建设，资金、物资都紧张，要和老百姓一起过日子。”他自己穿衣服也从来不讲究，新衣服极少，一件旧军装改给大儿子穿，再往下传，打上补丁照样上身。

学习上，他更不肯放松。不论工作多忙，晚上回家都要翻孩子们的作业本。错别字，必须自己查字典改正，写得潦草，就重写。被他盯过一两次的孩子，很少再敢马虎。

有一回，家里来了“反面教材”。侄子在中学读书，成绩单上有一门课只得了2分，他嫌难看，用笔偷偷把“2”改成“4”。这点小动作，陈赓一眼就看出来，气得当场拍桌子，当着一家人的面严厉批评。站在一旁的儿子陈志坚吓得一溜烟跑出去，此后谁都记住了一个教训：弄虚作假，绝对碰不得。

后来，因为心脏病，周恩来专门批示，让陈赓的营养、保健待遇按“四副二高”供应，这在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已经是很优厚的照顾。可陈赓对孩子们的生活要求反而更紧。

一个孩子寄宿学校，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不准乱跑。家里两个走读的孩子，平日吃得和工作人员差不多，全家人只有周日团聚时，才会略微改善一下伙食。亲戚来北京，人少就住家里，人多就安排在招待所，出门坐的都是公共汽车，很少动用专车。

他常说：“小轿车是党和国家给我配的，是工作用的，私人不能随意用。”苏联军事顾问几次提出要送他一辆车，被他一口回绝。这样一种坚持，孩子看在眼里，多少也有点“压迫感”。

在这种家庭氛围里，孩子要是稍微皮一点，难免会撞上父亲的火气。陈知建小时候就是个聪明、却有点淘气的主。一次，他又闯了祸，把家里人惹得七上八下。陈赓火气上来，冲着他就骂：“你这个王八蛋！”

按一般孩子的反应，听到这话不是眼圈红了，就是吓得不敢吱声。谁知陈知建却嬉皮笑脸地接了一句：“骂得好，我是个王八蛋。”语气里甚至还带点得意。

陈赓愣了一下，眉头一皱：“你什么意思？好什么？”儿子却突然不说话了，只是憋着笑，低头看地板。短短几秒钟，屋里的气氛怪怪的，既紧张，又有点想笑。

陈赓心里打了个转，忽然想起一件旧事。早年，有位老朋友气急之下骂自家孩子：“你这个孬种！”那孩子倒打一耙：“我那个种就孬。”这话听着气人，却也把父亲噎住了。

联想到眼前，陈赓忍不住哈哈大笑。气是散了几分，人也放松下来。他摆摆手，对儿子说：“看来以后不该这么骂你了。”

这件小插曲看似只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次斗嘴，背后不难看出一个有趣的转变——当孩子学会用幽默“接招”，简单粗暴的责骂就显得有些笨拙。陈赓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他从战场一路打过来，习惯从结果看问题。既然这个称呼不合适，甚至可能伤孩子的自尊，他愿意收一收自己的脾气。

不得不说，正是这种在细节上的“刹车”，让他在严父之外，又多了一份可亲可笑的一面。孩子记住的，不是那句“王八蛋”，而是父亲后来那句有点无奈的“以后不该这么骂你了”。

四、家风与遗愿：严中有爱，爱中有分寸

陈赓离开孩子们的时候，是1961年春天。他当时53岁，长期的战争和劳累严重损伤了心脏，医生、领导、家人多次劝他休息，他总觉得“机器一开动，哪能说停就停”。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家里的一些细节，多少折射出他的家风。

大女儿陈知进回忆，父母从小就不许他们挑拣衣服。大孩子穿不了的，就洗干净、缝缝补补给小的接着穿。她小时候的花裙子，染一染就变成弟弟的衣服。弟弟上学时因为穿了这种“改装花衣”被同学笑话，她记得很清楚，却没听到父母有一句抱怨。

父母还要求他们学针线活、学织毛衣。长大后，母亲把父亲在战争年代一直带在身边的旧针线包送给她，她参军时也带着。那个小小的布包，缝缝补补，算不上什么文物，却承载了很多朴素的要求：能自己动手，不讲排场，不怕吃苦。

说起来，这家孩子并不是从来没穿过漂亮衣服。母亲出身江南，从小会织毛衣。条件稍微好一点时，她会给孩子织漂亮毛衣、毛裙子。陈知进当兵后，母亲也会帮其他孩子做衣服。有一次，陈知进从幼儿园回来，玩得满身是泥，衣服脏得不成样子。父亲看了，心疼得不得了，从箱子里翻出一块粉红色纱布，趁母亲不在，带着她去找裁缝做了两条连衣裙。回家后被母亲埋怨了一通，小姑娘却乐得合不拢嘴。

一边是补丁，一边是粉色纱布，这两种画面看着有点矛盾。其实，这正是那一代人典型的做法：在原则上从严，在生活里，只要条件允许，对孩子偶尔“破例”，让他们感到一点温暖，也未尝不可。

1960年左右，全国经济困难，城市和农村都在咬牙撑日子。陈赓和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回到老家湖南湘乡。当地条件很艰苦，乡亲们面黄肌瘦。陈赓却被安排了相对丰盛的饭菜，他看了一眼，第一反应不是动筷子，而是要求看看米缸和谷仓。

地方干部有点尴尬。为了不让他伤心，之前已经先把鱼肉饭菜送到附近群众家里，想“摆个样子”。这点小心思并不难理解，可在陈赓看来，却容易脱离实际。他没有当众发火，只是很明确地说，要实事求是，带着群众一块熬过去。回北京后，他又想办法为县里争取了一些部队退役物资，算是用实际行动做补救。

1961年寒假，他又带着孩子们去上海。那是他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打游击活动的地方。他带孩子去外婆家，也刻意让他们看看普通工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住在丁香花园期间，他不断向上海市委提出要降低自家伙食标准。院子里的野菜，成了餐桌上的常客，母亲边摘边说起当年大生产运动的故事。

在孩子们眼里，父亲似乎总是笑呵呵的。讲起打仗，能把严肃的战例说得像讲故事；跟苏联顾问打交道，有时候也会幽上一句；和孩子们玩恶作剧，更是手到擒来。可心脏一阵剧痛袭来，人躺在床上喘不上气的时候，谁都看得出来，这种“乐天派”性格是拿命硬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