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七军军长张涛，叛逃投敌当上敌营长，建国后坦白，后来如何|建国|张涛(材料学家)|红十七军

1949年初，湖南祁阳的乡村里，很多人心里都在盘算同一件事：旧世界快要翻篇了。田间地头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密，谁在战场上站在哪一边，开始变得格外重要。有人悄悄问起：“以前那些当过国民党兵的，将来会怎么样？”这类问话，看似泛泛而谈，却让少数人心里一紧，其中就包括早年在枪林弹雨中闯出过一番名声，又在关键时刻走错了一步的张涛。

一、从穷苦子弟到红军将领

张涛原名张高寿，1900年前后出生在湖南祁阳一个贫苦农家。家里地少人多，青少年时期的他，几乎看不到出路。等到成年，为了活命，他和许多同乡一样，走上了参军这条路，最早投在湘军军阀唐生智麾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湘军部队被编入北伐军序列，张涛跟着部队一路北上。战事激烈，他在几次战斗中表现得还算能打，也肯冲锋，不久被选进教导队接受训练。当时给他上政治课的人，正是后来在新中国军政界颇有分量的黄克诚。

黄克诚注意到，这个祁阳来的士兵文化不高，却脑子灵、肯吃苦。训练间隙，他常看张涛一笔一划地练字、学认字，心里有点欣赏，便有意把他拉到身边，多给机会，多教一点政治道理。这一段师生关系，为后来的命运转折埋下伏笔。

1927年前后，大革命失败，形势急转直下。对于底层军人来说，上层政治风云变化，往往只是命令出处不同而已。但在黄克诚这样的人眼里，已经在思考另一条路。几经辗转，到1930年初，黄克诚从武汉出发，带着一批可靠的骨干，奔向正在发展壮大的红军队伍，张涛也在其中。

1930年春，他们抵达湖北阳新地区。很快，张涛加入红军，被任命为红五军五纵队八大队长，黄克诚则担任大队政治委员。一个抓军事，一个抓政治，两人配合紧密，在当地打下了初步的群众基础，也开始有了“红军干部”的雏形。

二、负伤、游击与升迁

战事紧张，张涛上任不久，就在一次行动中身负重伤，被送往后方医院救治。这一伤，把他和黄克诚分隔开来。伤愈之后，他没有立即追上主力，而是留在原地，带着一小股红军和地方武装，坚持开展游击作战。

在这种环境里，谁胆子大、谁会打仗，很快就能分出高下。张涛在山林间摸爬滚打，熟悉地形，带队袭扰、伏击、打冷枪，打得颇有声名。当地干部和群众都知道有个“张队长”很能打，组织上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他的战斗情况，对他逐渐重视起来。

到1932年前后，随着各地游击队整编、扩编，红军在湘鄂赣一带根据地不断发展。组织决定将张涛所带的游击武装与兄弟部队部分人员合并，组成红十六军，任命他为副军长。对于一个出身贫苦、没读几天书的旧军队士兵来说，这已经是很高的职务，说明他在实战中确实赢得了信任。

任务也随之加重。张涛奉命率部巩固并扩大根据地，要在敌军多路“围剿”下，把这一片红色区域连接起来。这段时间，他在山乡之间奔走，既要打仗，又要团结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压力不小，但也积累了丰富的部队指挥经验。

不久之后，他调任独立三师师长，政委则是叶金波。两人一个来自旧军队，一个由农民运动成长起来，看上去出身不同，实际配合却很默契。

叶金波是湖北通山人，生于1900年前后，19岁参加中国共产党，20岁就被推举为县农民自卫队大队长。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通山一带也不平静，时年21岁的叶金波带领自卫队，组织农民武装，发动通山秋收暴动，在当地打响了反抗的第一枪。

1930年，彭德怀率红军进驻通山，在县城圣庙与叶金波见面，两人长谈。彭德怀认真听完通山斗争情况，肯定了他的工作，还送给他一本从井冈山带出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油印小册。这本小册，对叶金波影响很大，他反复研读，逐渐形成了坚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信念。

独立三师组建以后，两人搭档作战，师长张涛指挥部队冲锋陷阵，政委叶金波抓思想、抓斗争方向。有意思的是，这对组合在战场上的风格，一个敢打、一个敢管，互相制衡又互相支撑，很快带出了一个能打硬仗的部队。

三、红十七军的胜利与代价

随着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红军在湘鄂赣一带的实力有所增强。独立三师不断扩充，战斗骨干逐渐成型。敌人注意到了这支力量，开始专门抽调部队对他们“重点照顾”。

有一段时间，敌军纠集了数十个团，向根据地发起猛烈进攻，意图一举摧毁红军在当地的基础。面对这种压力，张涛和叶金波并没有退却，两人在指挥部反复商量，决定采取机动防御，打一系列硬仗，把敌人的锐气压下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红三师连续打了四场较大规模的战斗，均取得胜利，粉碎了敌人部分“围剿”计划。中央获悉情况后，很快发来贺电，对这一带的战果给予肯定。这封贺电，不仅是对部队的鼓舞，也是对张涛、叶金波指挥能力的一种认可。

随着部队扩充，红三师被整编、扩编为红十七军。张涛出任军长，叶金波出任副政治委员。1934年前后，在更大范围的作战安排中，两人的职务再次调整，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继续在湘鄂赣一带指挥作战。此时，整个革命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国民党军的围剿一波接一波，红军各路部队损失不小。

在木石港一带的一次作战中，红十七军部队起初占据主动，打了一个大胜仗。敌军前锋被击溃，战场上一度出现“收拾战利品、整顿队伍”的轻松气氛。从许多回忆材料看，当时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但也埋下了隐患。

部队在当地稍作整顿，准备休整后再机动转移。谁也没想到，国民党军迅速调来了援兵，借助对地形的熟悉和情报优势，向木石港地区猛扑过来。红军部队因前期消耗较大，再加上没有及时转移，陷入被动。突围时，伤亡极为惨重，许多基层指战员在掩护掩体和断后中牺牲。

张涛在此次战斗中再次重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对一个军一级的指挥员来说，这次失利无疑是沉重打击。同一时期，各地对战斗失利原因都在进行严肃总结，个人的指挥责任也会被审查。住院期间，张涛卧病在床，心情极为压抑，对未来的处置难免多想。

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无意中听说了一个噩耗：叶金波被枪决。关于这件事，具体经过在不同材料中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位长期投身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老革命，最终没有走出那场风波，被执行了枪决。对张涛来说，这是一个震动极大的消息。

“叶总指挥都被杀了，那我呢？”据一些知情者回忆，他当时反复念叨类似的话。在那种环境里，战斗失利、指挥有误，加上内部斗争的复杂，他开始相信自己恐怕也难逃一死。这种心理变化，为他随后做出的选择提供了背景。

四、叛逃、隐匿与再度当兵

在危惧与不安中，张涛做出一个极其关键的决定——离开红军，投向另一边。他选择叛逃，这是事实，也是他后半生始终绕不过去的伤痕。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国民党军对“红军官佐”的追捕十分严厉，一旦身份暴露，结局往往难以想象。张涛年轻时就在旧军阀部队当兵，对这点很清楚。因此，他没有以“红军军官”身份投敌，而是回到旧路，走正常征兵渠道，悄悄进入国民党军队。

进入新部队后，他极力压下往事，不提红军经历，更不敢暴露自己曾任红十六军副军长、红十七军军长的事实。在新环境里，他只是一个从民间应征来的老兵，靠过去练就的本事，从基层干起，一步步往上爬。

张涛会打仗，带兵也有一套，在长期战争环境里，这种人很受重视。很快，他在国民党部队里升任营长。这一段经历，他极少对外提起。对外只说自己参与过多次战事，却从不讲早年在红军的那段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战局变化剧烈，各路军队都卷入战火。关于张涛在这一时期的具体作战情况，公开资料不多，但可以确认的是，他一直在国民党系统中担任军职。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再到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他依然在部队中活动。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时，大批国民党部队溃散、改编或南撤。1949年前后，面对形势急转直下，许多军官选择跟随部队退往台湾或转道国外。张涛没有随之而去，而是做了另一个选择：回到湖南祁阳老家。

有乡邻后来回忆，说他回乡时显得很低调，也不摆什么做过军官的架子。战火尚未完全平息，乡村社会正在等待新的秩序重建。张涛一边务农，一边观察形势走向，很快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五、土改中的“积极分子”与旧账难消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很快在各地推进土地改革。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是翻身的大事。祁阳农村也不例外，工作队进村，清查土地、召开群众大会、评定成分，热闹而紧张。

在土改过程中，张涛表现得相当积极。他熟悉基层组织工作，又懂一点军事和组织纪律，主动协助乡里处理一些纠纷，参加会议，做协调工作。有意思的是，许多乡亲只把他当成一个有经验的退伍老兵，并不知道他曾在两方军队服役，更不清楚他当年在红军里担任过什么职务。

在那个阶段，谁能帮着化解矛盾、维持秩序，谁就容易得到群众推举。张涛因为表现上比较“靠得住”，被乡亲们推选为村干部。他开始以基层干部身份参与新政权的建设，处理日常事务。表面上看，一切似乎都走上了新的轨道。

然而，他内心深处很清楚，早年在红军阵营中的叛逃行为是一笔旧账，迟早要面对。只不过在建国初期，工作重点在土改和社会秩序整顿，许多个人历史问题还没有全面系统地清理。他知道时间在拖延，但问题并没有消失。

到了1951年前后，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社会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对那些经历过旧军队、旧政权的人而言，心里或多或少都有波动。张涛也不例外，他很明白，一旦组织摸清自己的底细，过去那一段经历很难一笔勾销。

六、1952年的主动坦白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展，针对的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同时也促使许多人重新面对自身历史。各地要求干部和群众交代问题，尤其强调“从宽自首，从严打击隐瞒”。

在这种背景下，张涛做出一个决定：主动把自己的军事经历、叛离红军的经过向组织坦白。他找到相关负责人，逐条讲述早年的参军、参加北伐、跟随黄克诚加入红军、历任职务、木石港作战失利、听闻叶金波被枪决后的心理变化，以及随后叛逃、投在国民党部队、战后返回家乡的整个过程。

可以想象，这样的交代并不轻松。对一个在新政权下已经担任基层干部的人来说，这相当于把自己暴露在组织的严格审查之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政策导向下，这种行为风险极大，他心里必然明白。但他还是选择说清楚，没有再继续隐瞒。

材料逐级上报，最终送到了黄克诚手中。此时的黄克诚，已经是共和国高级将领，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担任要职。他拿到材料，看到“张高寿”这个名字，应当不会陌生。那个在北伐时期、在教导队课堂上、在红五军八大队并肩共事的年轻军官，再一次出现在视野中，只是身份已经完全不同。

关于黄克诚在审阅材料时的具体神态和对话，没有现成记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对这段旧事做了严肃而冷静的判断。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张涛在叛逃前，确有严重思想动摇和政治站位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错误。然而，在投向国民党之后，他并未出卖红军情报，也没有牵连原部队同志，这一点在调查中得到了确认。

有传言说，当时有工作人员向黄克诚汇报道：“此人曾任红军军长，后来叛变投敌，现在在地方当干部。”黄克诚沉吟片刻，只问了一句：“有没有出卖同志？”对方回答：“查无证据。”于是，他作出倾向性的意见：张涛的问题性质严重，但动机中夹杂了对自身安全的极度恐惧和对形势认识的混乱，属于严重错误而未发展为主动投靠敌人、残害同志那一类恶性反革命行动。

七、“免予追责”与晚年生活

在这种判断基础之上，组织对张涛作出处理：不再追究早年的叛逃行为，不以反革命罪名对其立案追责。换句话说，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被认定为有错，但在当时政策框架下，考虑情节和后果，予以从宽处理。这在同类案例中，并不多见。

不得不说，这一结果与几个因素有关。其一，他在叛逃后没有参与迫害革命者，也未被发现有出卖情报、指认原部队同志的行为；其二，他在解放后主动留在大陆，在基层工作中表现积极，没有躲躲闪闪，也没有逃往海外；其三，他在政治运动中选择了主动坦白，未待组织追查；其四，黄克诚对他早年的表现有一定了解，既记得他的能力，也清楚他的出身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