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戬
北京通州站地下一层，一场小型的文物展览留住了旅客的匆匆脚步。展览只有34件文物，但是展出文物均出土自北京通州站的施工现场，从汉代到清朝，贯穿中国历史千余年，印证了通州两千年的建城史。这是北京市首次在交通枢纽举办文物展览，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文旅商体展”破圈融合的创新举措。
展览名为“那年来通州—跨越千年的城市漫步”。细细品味，无限遐想。汉唐时期，这里叫路县，是一座商贾云集、烟火鼎沸的小城；进入辽金元，此地始称“通州”，漕运枢纽的地位开始显现；而至明清，通州则成为运河北首、漕运重镇，赢得“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
本期探宝，咱们就一起搭乘北京通州站开出的时光列车，到各个朝代的通州“串个门儿”。
汉唐来通州：古城初现世
时光列车第一站：汉唐通州。彼时，通州的名字还叫路县，也与漕运没什么关系，它只是辽阔疆域上的一座县城。随着考古发掘逐渐深入，出土发现让世人眼前一亮。
展览展出的34件文物中，大部分为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文物，当中包含建筑构件、日常生活器具、生产工具、陪葬冥器等，说明千年前本地曾聚居有大量居民，发现的文物也均与该时期的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快来看，这个文物上面还有铭文。”参观者小小惊呼将记者吸引到西汉时期的“大吉”戳印文器底前。这是一件残损的圆形陶制器底，中间阳刻有隶书“大吉”二字。一旁还摆放着诸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物，比如一对大小相当的陶釜。两件文物均为侈口，筒状深腹，腹壁斜直，器物外壁装饰有竖向细绳纹。陶釜是汉代最核心的炊煮工具，通常与灶具配套使用，用于煮食肉类、稻谷等。两件陶釜的出土表明西汉时期路县故城居民的饮食生活较为成熟，“釜灶结合”的烹饪方式是当时家庭饮食的典型特征。
展览展出的建筑构件也与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中的展品相互呼应。北京通州站施工时出土的西汉时期卷云纹瓦当颇为精美，两片卷云纹镌刻其上，中间用两道竖线分隔。类似的文物在距离北京通州站1.5公里的路县故城遗址也有出土。路县故城遗址的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向前推进了两千余年。遗址博物馆的展厅内摆放着一件西汉时期“千秋万岁”瓦当，与此次枢纽展出的卷云纹瓦当形状大致相同。
透过两件瓦当，我们可以一窥西汉时期路县故城的盛况。瓦当是中国传统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具有保护建筑和装饰屋面的作用。而汉代县城中一般会包含衙署、仓库、市场、马厩等设施，北京通州站与路县故城遗址中均出现了铭文或印花瓦当，说明汉代时期上述地区有可能存在官署等高等级建筑。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内还存有汉代的城墙遗址，可见遗址所在区域应为西汉时期路县的官署所在地，而不远处的北京通州站应是当时百姓的生活场所。
到了唐朝，此地从“路县”变为“潞县”，遗址中出土的艾演墓志印证了这一点。兰陵人艾演曾担任潞县县丞，墓志中详细记载了他在潞县的功绩。同时墓志中“古潞城南一里平原”表明了墓葬与城址的位置关系，即以艾演墓发现的位置为起点向北是西汉路县的位置。
辽金元来通州：潞城变通州
时光列车继续前行，我们驶入辽金元时期的通州。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使其成为辽代五京之一。辽代充分开发和利用通州的水陆交通资源，开始借助燕京附近的水道联通漕运。此时的通州虽尚未成为漕运枢纽，却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步入“那年来通州”展厅，两块模印青砖映入眼帘。它们出土自通州站的施工土层，砖面上模印着清晰的图案：一块印着剪刀，另一块印着熨斗，尺寸相仿。剪刀与熨斗，在辽代丧葬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寓意。剪刀象征着对逝者生前生活的延续，也暗含驱邪护佑；熨斗则是熨烫衣物的生活用具，将它印在墓砖上，寄托着生者对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仍能享有舒适生活的祝愿。这两块粗粝的砖石，见证了辽代民间工匠的娴熟技艺，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人们对身后世界的温情想象。
从墓砖探寻通州历史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里找到类似史证。该馆复原了一处辽代砖室墓，窗户、柱子、斗拱等中国古代建筑元素一应俱全。当年，这座辽代砖室墓在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墓顶虽已坍塌，但墓室、墓道保存完好。一点点清理后，发现整座墓室的砖雕十分完整，正对墓道的是一处假门，周边建筑构件精细考究，生动展现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状态。
此外，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还有一座金代壁画墓。通州多河富水，地下水位高，黏土质土壤本不利于壁画保存，然而这座墓却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墓壁上，备马图、掌灯图依次铺展，一侧还绘制着夫妇宴饮图。画中的男主人与常见的金代壁画形象不同：他没有正襟危坐，而是一条腿搭在椅子上，坐姿十分放松随意。遗憾的是，这座墓中没有出土墓志铭，这位坐姿潇洒、有仆人备马的墓主人究竟是谁，至今成谜，却也让我们一窥当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一瞬。
“通州”这个名字从何而来，我们从金代就能找到出处。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鉴于潞县物资转运的枢纽地位，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有一块金代石宗璧墓志铭，墓志中两次提到“通州”：开头的“通州乡贡进士郑肩撰”，介绍了撰写者是一位名叫郑肩的通州当地乡贡进士；结尾的“大定十七年四月四日，葬于通州潞县台头村之新茔”，则是“通州”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文字记录中。
金代的通州，已成为运河上的交通要道与物流集散地。公元1153年，完颜亮迁都燕京，称“中都”，通州成为金中都城东部的重要门户。下辖潞县、三河县两县，凭借水陆交通之便，通州亦成为金代造船练兵的重要基地。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北京）后，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裁弯取直”，使运河水道从杭州一路北上直抵通州，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基本形态。元代同时大力发展海运，形成了“河海并行”的漕运格局，确保都城物资供应的稳定。后来通惠河的开通，使货物、漕粮、文人墨客能够直抵大都城，积水潭也成为当时大都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在“那年来通州”展厅内，有一幅《元大都城通惠河源流图》，上面清晰可见通惠河的走向与布局，让人不禁感叹这项古代水利工程的卓越智慧。
明清来通州：漕运甲天下
本次时光列车的最后一站是明清时期的通州。“车门”一开，扑面而来的是运河上桅樯如林的壮阔景象，耳畔是纤夫的号子与码头的喧嚣。“一京二卫三通州”响彻大江南北。
在展厅里，一个缸胎素面的明代鸡腿瓶静静陈列。它小口、溜肩、腹部修长如鸡腿，因而得名。这种形制的容器，本是辽金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典型贮藏器，用来盛放奶酒或清水。在辽墓的宴饮壁画中，它们或插放在木架上，或下半部分直接埋入地下，用以降低温度、保证液体质量。到了明代，这种器型仍在烧造，器身逐渐向中原的梅瓶靠拢，成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在通州这片土地上交融的见证。
旁边摆放着一件清代的白釉罐。直口微侈，圆肩鼓腹，通高不过九厘米出头。白胎细密，釉面莹润，口沿一周施着酱釉，内外壁白釉微微泛灰。它不是什么宫廷珍玩，只是一件寻常百姓家盛放调料、小件物品的实用器。敦厚稳重的模样，仿佛刚从灶台边被主人随手拿起，还带着市井烟火的气息。
明清时期的通州作为漕运重镇、水路要冲，许多南方瓷器也在当时因运河而北上。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清景德镇窑青花御窑厂图圆瓷板便是当时的代表之物。景德镇御窑厂是明、清两代宫廷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明清时期御瓷运输的主要方式是水运：景德镇御瓷至饶州府河装载，经鄱阳湖、长江，在扬州转京杭大运河直达京师。这件瓷板采用青花料绘制景德镇图，画面以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建筑群为中心，运用中国传统绘画的平远法，将御窑厂及其以北的街市巧妙地浓缩在圆形画面中。昌江上船只来往，运输繁忙，泊岸桅杆林立，呈现出“舟帆日日蔽江来”的盛况。
跟随运河北上而来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件清乾隆款景德镇窑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套瓶分内外两层，内层青花，外层粉彩。瓶颈绘粉青地粉彩缠枝花卉及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施紫金釉，上绘黑彩及金彩缠枝花卉。外层腹部六面各有一镂空粉彩花果纹开光，绘灵芝、佛手、桃、枇杷等瑞果，镂空处可见内层青花缠枝花卉。底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套瓶为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于乾隆八年创烧，制作工艺极为复杂，须多次施釉加彩入窑烧制而成。
从“大吉”戳印文器底，到卷云纹瓦当；从两块模印的辽代青砖，到一件游牧遗风的明代鸡腿瓶；从金代墓志上首次出现的“通州”二字，到清代白釉罐上温润的釉光……一眼千年看通州：它因水而生，因漕而兴，从一个小小县城，成长为“漕运通济”的天下要冲。
列车到站，车门缓缓打开。我们回到北京通州站的地下一层，这场小型文物展览依旧在灯火通明中静候着南来北往的旅客，讲述脚下这片土地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本版摄影 常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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