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从待了半辈子的军区大院往外搬东西。
最后一次。
搬家公司的车就停在楼下，两个光着膀子的小伙子，黝黑的脊背上全是汗，像两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泥鳅。
我叫陈岩，岩石的岩。
六十岁，正师级，退休。
手续是上个礼拜办下来的，红头文件，几个章一盖，我这辈子就算交代了。
老伴儿张秀梅跟在后头，一个劲儿地嘱咐那两个小伙子：“慢点，慢点，那个箱子里是瓷器，主席像！摔了你们可赔不起！”
声音不大，但带着一股常年发号施令的劲儿。
我没回头，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个箱子。一个普通的樟木箱，里面是我几十年攒下的各种纪念品，几枚军功章，还有一尊小小的、白瓷的毛主席站像。
那是我十八岁入伍，在新兵连第一次实弹打靶，十发子弹九十八环，连长奖励给我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啥也不懂的农村娃子。
现在，我是个啥都懂了，也啥都老了的退休老头儿。
“哥，你歇着，我来！”
一个粗壮的身影挤过来，是我三弟家的老二，陈卫国。名字是我给起的，保家卫国，多响亮。
他一把抢过我手里最后一个小箱子，箱子不大，但沉，里面装的全是书。
陈卫国长得像他爹，敦实，话不多，但手上的劲儿不小。
我看着他把箱子轻松地搬下去，没跟他客气。
是该歇着了。
楼道里，挤满了人。
我五个弟弟，除了远在东北老家走不开的大哥，剩下的四个全来了。
他们的媳妇，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们，叽叽叽喳喳，把这本就不宽敞的楼道塞得像个集市。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种复杂的、混合了热情和某种期盼的笑容。
我知道他们在期盼什么。
我，陈岩，是他们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个飞出去，还飞得挺高的“凤凰男”。
我是他们的体面，是他们的靠山，也是他们在这个小城里，唯一能仰仗的“大人物”。
现在，这个“大人物”要退休了。
树倒猢狲散？
不，他们想的是，趁着树倒之前，再从树上多薅叶子，多摇下几个果子。
“大伯，喝水。”
大嫂家的老大，陈卫兵，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
他是六个侄子里最机灵的一个，今年二十四岁，待业。
搪瓷缸子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红色的字，有点斑驳了。
我接过来，水是温的，不烫嘴，试得刚刚好。
这小子，有心。
我喝了一口，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有紧张，有讨好，还有一种藏不住的野心。
“大伯，以后您就享清福了。”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嗯”了一声，把缸子还给他。
享清福？
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到二弟家的老三，陈卫东，正被他妈，我的二弟妹，在后面悄悄捅着腰。
那意思是，上啊，快去你大伯跟前表现表现。
陈卫东一脸不情愿，嘴里不知道嘟囔着什么，但还是磨磨蹭蹭地往前凑。
我心里叹了口气。
这六个侄子，老大陈卫兵，老二陈卫国，老三陈卫东，老四陈卫民，老五陈卫强，老六陈卫党。
清一色的“卫”字辈，“国”字头。
全是我给起的名字。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出息了，得让家里这些娃儿也沾沾光，名字起得响亮，以后走出去，腰杆子都能挺得直一些。
现在看来，名字是响亮了，腰杆子，却没几个能自己挺起来的。
“大_伯……”
陈卫东终于挤到了跟前，憋了半天，脸都红了，就叫出两个字。
他妈在后面急得直跺脚。
我看着他，这孩子像他妈，瘦，有点怯。
“卫东啊，最近干啥呢？”我主动开口。
“没……没干啥，就在家……帮我爸妈看看店。”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二弟两口子在菜市口开了个杂货铺，蝇头小利，勉强糊口。
“嗯，帮衬家里，是好事。”我点点头，算是给他解了围。
他如蒙大赦，赶紧缩回头，躲到他妈身后去了。
二弟妹的脸上，挂不住了，狠狠瞪了自己儿子一眼，然后又冲我尴尬地笑。
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我假装没看见。
东西很快搬完了。
新家在南城，一个叫“军安小区”的地方，算是给退休干部的一点福利。
房子比这里大，三室一厅，敞亮。
但我心里清楚，那不过是个好听点的养老院。
一大家子人，呼呼啦啦，又跟着我们去了新家。
张秀梅指挥着他们把东西归置好，她是个利索人，半辈子跟着我随军，南征北战，什么场面没见过。
这点小事，不在话下。
我坐在新沙发上，沙发有点硬，不习惯。
我什么也没干，就那么坐着。
我知道，我在等。
等他们开口。
晚饭是在外面吃的，城里最好的“全顺楼”，我掏的钱。
满满当大一桌子，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四个弟弟轮番给我敬酒，说的都是些“感谢大哥多年照顾”“祝大哥身体健康”之类的场面话。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
酒是好酒，茅台。
但我喝着，没味儿。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戏，终于要开场了。
还是我二弟妹，那个急脾气的女人，憋不住了。
她把酒杯重重一放，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上。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着她。
“大哥，大嫂，”她站起来，脸上带着酒气，也带着一股豁出去的劲儿，“我们家卫东的事，您看……能不能给拿个主意？”
来了。
我放下酒杯，看着她。
“卫东怎么了？”我问，明知故问。
“还能怎么了！”二弟妹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二十好几的人了，整天在那个小破店里混日子，能有什么出息！大哥，您是领导，见识多，路子广，您给指条明路吧！我们两口子，给您磕头了！”
说着，她还真要往下跪。
我二弟，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赶紧拉住她，“你这是干什么！让大哥看笑话！”
“我不管！为了儿子，我这张老脸不要了！”二弟妹甩开她男人的手，眼泪说来就来。
一桌子的气氛，瞬间就凝固了。
侄子们都低着头，假装看自己面前的碗。
弟弟们有的抽烟，有的喝酒，就是没人看我。
只有大嫂家的陈卫兵，眼神闪烁，悄悄地观察着我的反应。
这小子，比他那些叔叔兄弟，都沉得住气。
我看着二弟妹，一个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但为了儿子，她能拉下所有的脸面。
可怜吗？
有点。
可恨吗？
也有点。
“弟妹，你先坐下，有话好好说。”我开口，声音很平静。
我的平静，似乎给了她更大的勇气。
“大哥！我不好好说，我就问你一句，你管不管！”她几乎是吼出来的。
“放肆！”
我没说话，我身边的张秀梅把酒杯一顿，厉声喝道。
“陈家老二家的！你跟谁俩呢！这是你大哥！你以为是菜市场跟你抢白菜的贩子？没大没小！”
张秀梅一发火，二弟妹的气焰，瞬间就灭了。
她有点怕这个大嫂。
当年我还在位子上的时候，迎来送往，张秀梅什么人没见过，什么阵仗没经历过。
她身上那股官家太太的气场，是这些弟妹们比不了的。
“大嫂，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心急……”二弟妹的声音，软了下来。
“心急？心急就有理了？你儿子的事，你当爹妈的不好好教，指望谁？你大哥刚退休，屁股还没坐热，你们就一个个地找上门来，怎么，是觉得你大哥欠你们的？”
张秀梅的话，像一把刀子，扎得每个人脸上都火辣辣的。
几个弟弟都低下了头。
我心里，倒是松了口气。
有些话，我不方便说，让秀梅来说，正好。
“好了，秀梅，少说两句。”我出来打圆场。
我转向二弟妹，语气缓和了一些：“卫东的事，我知道了。这样吧，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单位。”
二弟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大哥，您……您答应了？”
“我只是说看看。”我强调道，“你也知道，我现在退休了，人走茶凉，说话不一定好使了。”
“好使！肯定好使！大哥您是谁啊！”二-弟妹立刻破涕为笑，那张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那……大哥，我们家卫兵……”大嫂也坐不住了，小心翼翼地开口。
我看了她一眼。
“还有我们家卫国……”
“卫民……”
“卫强和卫党……”
一时间，饭桌成了求职会。
我没再多说，只是点点头，说：“一个一个来，我心里有数。”
一顿饭，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结束了。
我答应了。
我知道，我一开口，就收不回去了。
其实，在退休前，我就已经开始为他们铺路了。
这六个侄子，就像六块石头，压在我心上。
我得给他们每个人，都找个安放的地方。
不然，我这辈子，心里都安生不了。
这是我欠陈家的。
当年我能去当兵，是几个弟弟辍学，在家里刨地，供出来的。
这份情，我得还。
第一个，是老大，陈卫兵。
这小子有点小聪明，眼皮子活，就是心术不大正。
让他去企业，我怕他学坏。
让他去机关，正好，让纪律管着他。
我给以前的一个老部下打了个电话。
他现在是市人事局的副局长。
电话里，我没多说，就说是我侄子，想找个安稳点的工作。
老部下很上道，满口答应：“老领导，您放心，小事一桩。”
一个礼拜后，陈卫兵进了市工商局，合同工。
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在那个年代，能进机关，就是鲤鱼跳了龙门。
大嫂和三弟两口子，拎着大包小包来感谢我。
我把东西都退回去了，只留了两瓶好酒。
我说：“让卫兵好好干，别给我丢人。”
陈卫兵站在一旁，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大伯，您放心，我肯定努力！”
看他那样子，我心里没什么底。
第二个，是老二，陈卫国。
这孩子老实，没什么花花肠子，就是脑子不灵光。
让他去复杂的地方，他应付不来。
我想来想去，把他安排进了我们市的第二棉纺厂，当工人。
棉纺厂是国企，虽然效益开始走下坡路，但至少饿不死。
凭他的力气，在车间里干活，没问题。
我找的是厂里的工会主席，以前我们部队搞联欢，认识的。
一个电话过去，事情就办妥了。
三弟三弟妹没说什么，大概觉得，总比在家待着强。
陈卫国自己，倒是挺高兴。
上班第一天，穿着崭新的工服来给我看。
“大伯，你看，好看不？”他憨憨地笑。
“好看。”我说，“好好干，别偷懒。”
“哎！”他响亮地应了一声。
六个侄子里，我最不担心的，可能就是他了。
第三个，陈卫东。
就是那个在饭桌上，被他妈逼着来求我的孩子。
他又瘦又弱，胆子还小，让他干体力活，不行。
让他进机关，他那性子，一天就得被人欺负死。
我想了很久，最后把他安排进了市图书馆。
这也是我托的关系，找的市文化局的一个熟人。
图书馆是个清水衙门，没油水，但也清净。
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整理图书，搞搞登记，适合他这种性格内向的人。
二弟妹虽然嘴上有点不满意，觉得图书馆没“钱途”，但总比在家里开杂货铺强。
她还是来谢我了，这次没哭，也没闹，就是脸上的笑容，有点假。
第四个，陈卫民。
这孩子是四弟家的，从小就皮，是几个孩子里最不服管教的一个。
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在社会上瞎混。
我四弟两口子，为他操碎了心。
对我这个大伯，他也是爱答不理的。
给他安排工作，最让我头疼。
最后，我心一横，把他送到了我一个老战友的汽修厂当学徒。
我那老战友，当年在部队就是技术大拿，修坦克修大炮，样样精通。
转业后，自己开了个汽修厂，生意红火。
我亲自把陈卫民送过去，对我那老战友说：“老哥，这小子交给你了，不用看我面子，该打打，该骂骂，只要别打残了就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让他学一门能吃饭的手艺。”
老战友拍着胸脯保证：“放心，交给我，三个月，我让他脱胎换骨！”
陈卫民看着我，眼神里有怨恨，有不解。
我没理他。
慈不掌兵，这道理，我懂。
对这种野马，你就得用烈性的法子治他。
最后是五弟家的一对双胞胎，陈卫强和陈卫党。
这两小子，长得一模一样，从小就调皮捣蛋，但身体素质都很好。
五弟的意思，是想让他们去当兵。
子承父业，也算是一种荣耀。
但我没同意。
我知道部队的苦，也知道现在的部队，不是光靠身体好就能混出头的。
我给他们想了另外一条路。
我找到了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也是我以前带过的兵。
我问他，局里还招不招联防队员。
那副局长心领神会，说：“老首长，招！随时都招！您的人，我们肯定优先！”
没多久，卫强和卫党，就穿上了那身跟警服很像，但又不是警服的制服。
成了片区的联防队员。
说白了，就是合同工的警察，没编制，但管用。
至少穿着那身皮，走出去，没人敢惹。
五弟和五弟妹，对此非常满意。
觉得比去当大头兵，有前途多了。
至此，六个侄子，六个岗位，尘埃落定。
我花了小半年的时间，动用了我这辈子积攒下来的人情关系。
有的人情，用一次，就少一次。
我知道。
但我不后悔。
那段时间，我们家门庭若市。
几个弟弟、弟妹，轮番上门。
送来的东西，从鸡鸭鱼肉，到烟酒茶糖，堆满了我们家不大的客厅。
张秀梅嘴上说着“不要了，快拿回去”，但脸上的笑容，却是藏不住的。
她享受这种被人尊敬，被人需要的感觉。
我也一样。
虽然嘴上不说，但每次看到侄子们穿着新工服，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跑到我面前，怯生生又带着点炫耀地叫我一声“大伯”时，我心里，是满足的。
我觉得，我这个“大家长”的责任，尽到了。
我这辈子，没白活。
退休后的日子，清闲得像一杯忘了放茶叶的白开水。
我和张秀梅每天的生活，就是散步，看报，去菜市场买菜。
偶尔，会有一些老战友，老部下，上门来坐坐，聊聊天。
但次数，越来越少。
大家都老了，都有自己的事。
人走茶凉，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我开始学着养花，在阳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盆栽。
君子兰，吊兰，还有几盆叫不上名字的多肉。
我每天给它们浇水，施肥，看着它们抽出新芽，长出绿叶。
时间，就在这一盆一盆的花草之间，悄悄溜走。
侄子们，一开始还经常来。
特别是老大陈卫兵，每个周末，都会拎着点水果，上门来坐坐，陪我聊聊天。
聊的，大多是单位里的事。
谁跟谁不合了，哪个领导又高升了，哪个岗位又有油水了。
我听着，偶尔点拨他几句。
“身在机关，要多看，多听，少说。”
“跟领导，要保持距离，太近了，他觉得你别有用心；太远了，他觉得你不是他的人。”
“同事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些话，是我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心得。
我毫无保留地教给他。
他听得很认真，不住地点头。
“大伯，我懂了，谢谢您教我。”
但慢慢地，他来的次数，也少了。
从一周一次，变成两周一次，再到一个多月才来一次。
来了，也是坐坐就走，说单位忙，有应酬。
我看得出来，他身上的“官气”，越来越重了。
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说话也开始打官腔，一套一套的。
看我的眼神，也不再是以前那种纯粹的讨好和敬畏。
多了一丝审视，和一点点……怎么说呢，戒备。
有一次，他来家里，正好碰到我一个老战友也在。
那老战友，脾气火爆，说话直。
他看着陈卫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子，现在混得不错嘛！听说都当上科长了？”
陈卫兵赶紧陪着笑：“王叔叔，您可别笑话我了，就是一个副科，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别谦虚！”老战友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干！别忘了，你这份工作，是你大伯给你找的。做人，不能忘本！”
我看到，陈卫兵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
他笑了笑，没接话。
那天，他坐了不到十分钟，就找借口走了。
从那以后，他来的次数，更少了。
我知道，老战友的话，刺痛他了。
他现在是“陈科长”了，他需要撇清自己是靠关系上位的这个“污点”。
而我，这个给他安排工作的大伯，就成了那个最显眼的“污点”。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但我也理解。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他想进步，就得这么做。
只是，这茶，凉得比我想象的，要快一些。
老二陈卫国，倒是还跟以前一样。
每個月发了工资，都会让三弟妹给我送二十斤大米，十斤白面过来。
雷打不动。
他说：“大伯，我在厂里，别的没有，就是伙食好。这米，是东北的新米，您和伯母尝尝。”
我让他别送了，家里不缺。
他不听，下次还送。
他嘴笨，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那份心，是实的。
我和张秀梅，都挺喜欢他。
觉得这六个孩子里，就他，还像个亲人。
他在棉纺厂干得不错，因为肯吃苦，力气大，被调去干了机修。
后来，还评了个“劳动模范”。
奖状拿回来那天，他特意跑到我这儿，给我看。
那张红纸，被他揣在怀里，都捂出汗了。
“大伯，你看！”他笑得像个孩子。
我也由衷地为他高兴。
“好！好！卫国，有出息！”
但好景不长。
千禧年过后，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我们这个小城。
棉纺厂，没能撑过去。
宣布破产了。
成千上万的工人，一夜之间，下了岗。
陈卫国，也是其中一个。
他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都蔫了。
“大伯，厂子没了。”他坐在我家的小板凳上，低着头，声音里满是茫然。
我看着他，心里堵得慌。
我能把他安排进厂，却不能阻止一个厂的倒闭。
时代的浪潮打过来，我这个退休的师级干部，也只是一片无能为力的枯叶。
“没事，卫国。”我拍拍他的肩膀，“天无绝人之路。你还年轻，有力气，有技术，怕什么？”
“我……我不知道我还能干啥。”
“你不是会修机器吗？这也是一门手艺。”
那段时间，我陪着他，到处找出路。
我们去了人才市场，去了职业介绍所。
但像他这样，只有初中文化，只会在棉纺厂修老旧机器的工人，根本没人要。
处处碰壁。
他越来越消沉，开始酗酒。
三弟妹跑到我家里来哭，说卫国像变了个人，天天喝酒，喝醉了就发脾气。
我听了，心里更难受。
是我，把他推进了一个看似安稳，实则脆弱的壳里。
现在，壳碎了，他被扎得遍体鳞伤。
我得拉他一把。
我拿出自己的积蓄，又找了几个老战友凑了点，一共凑了五万块钱。
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把钱交给陈卫国，我说：“卫国，别趴下！爷们儿，就得站起来！这点钱，你拿着，自己开个小修理铺。修什么都行，修自行车，修摩托车，只要是带轱辘的，咱都修！”
他看着我，眼眶红了。
“大伯……我……”
“别说了！钱算我借你的，以后挣了钱再还。要是赔了，就算我老头子看走了眼！”
陈卫国拿着那五万块钱，在城西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陈记车行”。
刚开始，没生意。
他就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
我每天都过去，陪他坐着。
我们爷俩，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就那么坐着。
后来，生意慢慢有了。
先是街坊邻居，推着自行车来补个胎，换个链条。
他手艺好，人也实诚，不坑人。
慢慢的，口碑就传开了。
来修车的人，越来越多。
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后来，连小汽车都有人开过来让他试试。
他的车行，从一个小门面，慢慢扩成了三个。
他不再酗酒了，人也精神了，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
他把那五万块钱，还给了我。
还多给了我两万，说是利息。
我没要，我说：“你拿着，扩大生意用。”
他坚持要给，他说：“大伯，这不一样。”
我看着他，知道这孩子，是真的长大了。
但从那以后，他来的次数，也少了。
他太忙了。
每天都有修不完的车，每天都有算不完的账。
偶尔在路上碰到，他会远远地按一下喇叭，摇下车窗，冲我喊一声：“大伯！”
然后，就一脚油门，又消失在车流里。
我理解他。
他得挣钱，得养家。
我心里，是踏实的。
至少，他靠自己的双手，站起来了。
陈卫东，在图书馆的工作，一干就是好几年。
波澜不惊。
他好像很满意这份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闲下来就看书。
几年下来，人看着文静了不少，说话也有条理了。
二弟妹嘴上还是会抱怨几句，说这工作没出息，挣不着钱。
但脸上，其实是满意的。
至少，儿子没在外面瞎混，有个正经单位。
说出去，脸上也有光。
卫东谈了个对象，是他们图书馆的女同事，一个很安静的姑娘。
两家父母见了面，都很满意。
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结婚那天，我去参加了婚礼。
卫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人模人样的，给我和张秀梅敬酒。
“大伯，伯母，谢谢你们。”他很认真地说。
我看着他，心里也感慨。
当年那个怯生生的小子，如今也成家立业了。
时间过得真快。
婚礼结束后，二弟妹拉着我的手，千恩万谢。
“大哥，要不是您，我们家卫东，哪有今天啊！”
我说：“是他自己争气。”
从那以后，卫东的生活，就彻底进入了另一种轨道。
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了自己的生活。
除了逢年过节，会带着媳妇孩子，上门来拜个年，送点礼品。
平时，我们几乎没什么联系。
他的世界，离我越来越远。
远到，我有时候在街上碰到他，他都好像没看见我，低着头就过去了。
有一次，我和张秀梅在公园散步，迎面碰到他带着媳妇孩子。
我刚想打招呼。
他却好像受了惊一样，拉着媳妇，快步拐进了另一条小路。
我愣在那里。
张秀梅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这孩子，怎么回事？看见我们，跟看见鬼一样！”
我没说话，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后来，我才从别人那里，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风声。
说卫东的岳父，是市里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
他不喜欢自己女婿家里，有太多“不清不楚”的社会关系。
我，这个给卫东安排工作的“大伯”，显然，就属于那种“不清不楚”的关系。
我明白了。
他不是没看见我，他是怕被他媳妇，被他岳父看见，他和我的关系。
我这个“恩人”，现在成了他的“负担”。
我的心，彻底凉了。
我把他从泥潭里拉出来，放到了岸上。
他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拉他上来的那只手，给甩开。
因为他嫌那只手上，沾了泥。
陈卫民，那个被我送到汽修厂的“野马”。
出乎我的意料。
他在那里，居然真的待下来了。
我那老战友，是个狠人。
据说，卫民刚去的时候，偷奸耍滑，没少挨揍。
有时候是拿扳手敲头，有时候是直接用脚踹。
但揍归揍，手艺，是实打实地教。
三个月后，我再见到陈卫民。
他像变了个人。
黑了，瘦了，但眼神，不再是以前那种混不吝的样儿。
变得沉稳，有光。
他见了面，没叫我“大伯”，而是叫了一声：“陈师长。”
这是我以前在部队的称呼。
我知道，这小子，心里对我，还是有怨气的。
但我也知道，他服了。
他跟着我老战友，一干就是五年。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徒，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师傅。
后来，他自己出来单干了。
也在城西，离陈卫国的车行不远，开了家自己的汽修厂。
他比陈卫国更有野心，也更有脑子。
专做大车的生意，修卡车，修货车。
几年下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成了我们这个小城里，小有名气的“陈老板”。
他买了车，买了房，娶了媳妇，生了孩子。
过上了他以前做梦都想过的日子。
但他，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
一次都没有。
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四弟，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有时候会来我这儿，替他儿子解释。
“大哥，卫民他……他忙，您别往心里去。”
“他说，等他再干出点名堂，一定好好孝敬您。”
我听着，笑笑，不说话。
我知道，他不是忙。
他是恨我。
他恨我当初，把他像个犯人一样，送去“劳改”。
他觉得，他有今天，是靠他自己的本事，跟我没关系。
我毁了他的“自由”，他现在，要用他的成功，来报复我。
可他不知道，如果当初没有我，他现在，可能真的就在哪个监狱里，唱“铁窗泪”了。
人啊，总是这样。
只记得住伤疤，记不住伤疤是怎么好的。
最后，是那对双胞胎，卫强和卫党。
他们在联防队，干得如鱼得水。
年轻，身体好，又能打。
很快，就成了片区里的“明星队员”。
抓小偷，斗流氓，调解邻里纠纷。
他们穿着那身制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
五弟和五弟妹，脸上有光。
走到哪里，都说：“我那俩儿子，是警察！”
虽然，只是联防队员。
他们也经常来我这儿，嘴里“大伯长，大伯短”地叫着。
给我讲他们队里的“英雄事迹”。
今天又抓了个贼，明天又端了个赌博窝点。
眉飞色舞，好像自己是电影里的战斗英雄。
我听着，只是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别乱来。你们那身皮，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给你们惹是生非的。”
他们嘴上答应着“知道了，大伯”，但眼神里，却是不以为然。
他们觉得，我老了，胆小了。
不懂他们年轻人的世界。
终于，出事了。
有一次，他们片区里，有个小混混，喝多了酒，当街调戏一个姑娘。
他们俩冲上去，三拳两脚，就把那小混混给制服了。
本来，送到派出所，也就没事了。
但他们，偏要“耍耍威风”。
把那小混混，带到了一个没人的巷子里，“教育”了一顿。
下手，重了点。
把人打成了脾脏破裂，内出血。
人家里，也不是好惹的。
一纸诉状，告到了市局。
五弟和五弟妹，哭着跑到我家里，跪在地上，求我救救他们。
“大哥！您可得救救卫强和卫党啊！他们还年轻，不能就这么毁了啊！”
我看着他们，头一次，感到了力不从心。
我退休太久了。
市局的那个副局长，我以前的兵，也已经调走了。
人脉，人脉，人走了，脉就断了。
我还是厚着老脸，打了一圈电话。
找了以前的各种关系。
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一样的。
“老首长，这事儿，不好办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讲究证据，影响太坏了。”
“对方家里，也托了人，我们很难做。”
最后，我找到了我以前的警卫员，他现在在市检察院工作。
他答应我，尽量斡旋。
最终的结果是，卫强和卫党，被开除了。
赔了对方一大笔钱。
拘留了十五天。
万幸，没有判刑。
那笔钱，五弟家拿不出来，是我给垫上的。
从拘留所出来那天，我去接他们。
两个小子，瘦了一圈，没了以前的嚣张气焰。
看到我，他们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我把他们带回家，张秀梅给他们做了顿饭。
席间，我只说了一句话：“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脚踏实地做人。”
他们俩，还是不说话，只是扒拉着碗里的饭。
从那以后，这对双胞胎，也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他们觉得，是我没本事，没能保住他们的工作。
他们觉得，是我害了他们。
如果当初，我让他们去当兵，而不是当什么联防队员，就不会有今天的事。
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他们现在，可能还在牢里。
他们也忘了，那笔救了他们命的赔偿款，是我出的。
就这样，六个侄子，六条路。
我以为，我给他们都安排好了。
到头来，却发现，每一条路，都通向了同一个终点。
那就是，离我越来越远。
2010年，张秀梅走了。
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
从查出来，到走，不到半年。
她走的时候，很安详。
拉着我的手，她说：“老陈，我这辈子，跟着你，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也没什么遗憾。就是，有点放心不下你。”
“你这人，心太软。对那几个侄子，太好了。”
“以后，多为自己想想吧。”
我握着她冰冷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眼泪，流干了。
秀梅的葬礼，侄子们都来了。
老大陈卫兵，已经是市工商局的一个处长了。派头十足，来去匆匆，跟几个市里来的领导寒暄了几句，在我面前站了不到三分钟，就说有重要的会，走了。
老二陈卫国，开着他的面包车来的，风尘仆仆。在灵前，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头。眼睛红红的，陪了我一天，临走时，塞给我一个信封，说：“大伯，您节哀。这是我一点心意。”
我没要。
老三陈卫东，和他媳fù一起来的。两个人穿着得体，表情哀伤，但眼神，却很平静。他们送了一个花圈，上了一炷香，说了几句“伯母一路走好”，就走了。全程，没跟我有任何眼神交流。
老四陈卫民，也来了。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A6，派头比陈卫兵还大。他没进灵堂，就在外面，靠着车，抽了一根烟。然后，让他的司机，送进来一个信封，就开车走了。
老五家的双胞胎，卫强和卫党，也来了。他们俩开了个小饭馆，天天跟油烟打交道，看着比同龄人沧桑不少。他们在我面前，站了很久，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叹了口气，走了。
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秀梅说得对。
我这一辈子，是不是真的，对他们太好了？
秀梅走了以后，偌大的房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空荡荡的。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养的花，死了一大半。
不是忘了浇水，就是浇水太多。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闭上眼，就是秀梅的样子。
就是几十年前，在部队里的那些日子。
热血，青春，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友。
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找上了门。
桌子上的药瓶子，比饭碗还多。
我开始害怕。
不是怕死。
是怕，就这么孤零零地，死在这个空房子里。
死了，都没人知道。
2018年的冬天，特别冷。
我得了重感冒，引发了肺炎，住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看着白色的天花板。
我突然，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话。
我拿起了手机。
通讯录里，存着那六个侄子的号码。
我犹豫了很久。
第一个，我打给了陈卫兵。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喂，哪位？”声音很威严，带着一丝不耐烦。
“卫兵，是我，大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哦，大伯啊，您有什么事吗？”语气，客气，但疏离。
“我……我住院了，在市医院。”
“住院了？严重吗？”
“肺炎。”
“哦，那您好好休息，多喝水。我这边……我这边还有个重要的会，先不跟您说了啊。改天，改天我去看您。”
“嘟……嘟……嘟……”
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愣了很久。
改天，是哪天？
我笑了笑，自嘲。
我怎么还对他们，抱有幻想呢？
我又翻到了陈卫国的号码。
我想，他应该会来吧。
电话很快就接了。
“喂，大伯！”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只是带着一丝疲惫。
“卫国啊，忙吗？”
“忙！怎么不忙！快过年了，生意好得很！大伯，您有事？”
“我住院了。”
“住院了？！”他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怎么回事？严重不？在哪家医院？”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心里，暖了一下。
“没事，就是肺炎，在市医院。”
“市医院？行！我知道了！大伯，您等着，我……我忙完这两天，马上就去看您！”
“不用，你忙你的。”
“那哪儿行！您等着我！”
电话挂了。
我心里，升起了一丝希望。
也许，卫国，还是念着我的。
我等了一天，两天，三天。
他没来。
第四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说：“大伯，对不住，这两天实在走不开，有个大活儿！明天，明天我一定去！”
第五天，他还是没来。
第六天，我出院了。
他，终究还是没来。
后来，我听三弟说，卫国那几天，接了个大单，给一个运输公司，修十几辆大卡车，挣了好几万。
为了那几万块钱，他把我这个住院的大伯，给忘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一个个地，把电话打了过去。
陈卫东，说他要陪岳父去北京看病，走不开。
陈卫民，电话是秘书接的，说“陈总在开会，有什么事可以留言”。
卫强和卫党，说他们的饭馆，年底人手不够，实在请不了假。
每一个，都有理由。
每一个理由，听上去，都那么正当。
正当到，让我这个躺在病床上，孤苦无依的老头子，都觉得自己这个电话，打得多余，多么不合时宜。
我，成了他们“美好生活”的打扰者。
那天，我在病房里，坐了一夜。
窗外，是万家灯火。
窗内，是我一个人的，无边孤寂。
我想起了我那几枚军功章。
一等功，一次。
二等功，两次。
三等功，四次。
每一枚，都是用命换来的。
我保卫了国家，保卫了人民。
到头来，却连一个，能在病床前，给我递杯水的人，都没有。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出院后，我的身体，大不如前。
走路，都得拄着拐杖。
我把那套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卖了。
换到了城郊，一个很老旧的小区，一楼，一室一厅。
剩下的钱，我存了起来。
我不想再给任何人，添任何麻烦了。
我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自己吃药。
日子，过得像一口枯井，掀不起半点波澜。
我不再给他们打电话了。
他们，也从来没有打过来过。
我们之间，好像达成了一种默契。
一种，相忘于江湖的默-契。
2022年，春节。
这是我过的，最冷清的一个春节。
除夕夜，我一个人，包了点饺子。
猪肉白菜馅的，秀梅最喜欢吃。
我对着电视，看着春晚，吃着饺子。
饺子，没味儿。
电视，也吵得我心烦。
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
窗外，响起了稀稀拉拉的鞭炮声。
我的手机，也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了。
“喂，是……是陈岩，陈大伯吗？”
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有点怯生生的。
“我是，你是？”
“我……我是陈卫国的女儿，我叫陈思思。”
陈卫国，居然有个女儿了。
我一点都不知道。
“哦，思思啊，新年好啊。”
“大伯，新年好。我……我爸让我给您拜个年。”
“你爸呢？”
“他……他在跟朋友打牌。”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麻将声，还有一个男人醉醺醺的吼叫。
是陈卫国的声音。
“杠上开花！哈哈！给钱！给钱！”
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思思，让你爸接电话。”
“哦……好。”
过了很久，陈卫国才接过电话。
“喂……喂！大伯啊！新年好啊！发财！发财！”
酒气，隔着电话，都能熏到我。
“卫国。”我叫他的名字。
“哎！大伯！您说！”
“你还记得，你开店的钱，是谁给你的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麻将声，好像也停了。
“大伯，我……”
“你忙吧。”
我挂了电话。
没有愤怒，也没有失望。
就是觉得，没意思。
真的，没意思。
那天晚上，我又是一夜没睡。
我把我那几枚军功章，都拿了出来。
在灯下，一枚一枚地擦。
擦得锃亮。
我想，我这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这些冰冷的铁疙瘩？
还是为了那些，早已把我忘记的人？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联系了市里的一个慈善基金会。
我说，我要捐款。
把我所有的积蓄，还有我这套房子，在我死后，全都捐出去。
用来，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困山区的孩子。
基金会的人来了，是个很干练的年轻人。
他帮我办好了一切手续。
签完字，按完手印。
他看着我，问：“陈老先生，您……没有子女吗？您的亲人，都同意您的决定吗？”
我笑了笑，说：“我没有子女。”
“至于亲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我这点东西，他们，看不上。”
年轻人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和不解。
我知道，他不懂。
有些痛，是无法与人言说的。
从那以后，我的心，好像彻底平静了。
我不再去想那些侄子们。
不再去想，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
我每天，还是散步，养花，看报。
只是，我的心里，多了一份牵挂。
我会定期给基金会打电话，询问那些孩子的情况。
听说，我资助的第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
是个女孩。
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信里，她叫我“陈爷爷”。
她说：“陈爷爷，谢谢您。是您，给了我走出大山的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像您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很久。
信纸，都被我的眼泪，给浸湿了。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十八岁那年。
我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
乡亲们敲锣打鼓地送我。
我娘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娃儿，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干！”
我爹，一个不善言辞的庄稼汉，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去吧，别给咱陈家丢人。”
我对着他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踏上了那条，改变了我一生的路。
梦醒了。
天，也亮了。
我看着窗外，一轮红日，正在缓缓升起。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
拄着拐杖，走到阳台。
那几盆快要死掉的花，居然，又冒出了新芽。
绿油油的，在晨光里，闪着光。
我笑了。
原来，生命，是不会被轻易辜负的。
只要你，还愿意，给它一点阳光，一点水。
它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你。
我想，这就够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