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十年，是债务快速扩张的岁月，2015年政府债务26.66万亿，2025年为96.05万亿，十年增加了260%，实际上不仅仅是政府，全社会都在堆积债务，特别是2020年后，全社会债务率 增速是GDP增速 近2倍，这就不能再定义为良性的债务增长模式。
如果没有化债的阀口，就意味着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同时会伴随二个百分点债务率增速，债务要增加7.52万亿。
谈到农民基础养老金，董明珠表示，每个人每月增加20元，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算大账就会给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 ，增加20元基础养老金是个什么量级？全国算下来，一年要掏出432亿，是7.52万亿的0.5745%，看来，还是债务猛于虎。与债务率的增加，农民基础养老金实在是微不足道。
怎么化债，这决定着未来经济的格局，最终会辐射到所有人。
李稻葵的方案是加发30万亿国债，这个量级相当于地方债务（加隐性债务的）65.32万亿的小一半，用中央国债置换地方债，本质上是把地方信用换成国家信用，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地方一向事权大，财权小 ，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土地出让金过日子，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的财政通通都撑不住。
但李院长的方案与其说的化债，不如说是债务转移，由地方转到了中央，债务还是以GDP两倍增速叠加，一年下来又是个7.52万亿，并呈几何级数发散。
李迅雷说仅仅债务置换还不行，还要降息。
这又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有助修复负债表，而且是一鱼双吃，既是给地方降息，也是给企业降息，央行降息把市场整体利息压下来，全社会的负担都会降，这可以说是通缩期的不二选择。
但降息是有限工具，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风险，于是，姚洋放了个大招，既然是内部债，特别是地方与国企的，直接一笔勾销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内债不是债。
这实际上是一个悖论，钞票是国家信用，勾销的是内债，不直接影响信用，但钱并不是蒸发了，债务只是货币的镜像，货币已经进入市场，对市场产生影响，你勾销债务，但市场的流动性已经发生了，它并没消失，消失的是债务债权关系，而市场的货币量沉淀了下来，继续堆积，货币对市场的影响依旧在。
所以，专家层面没有提供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提了也没太大用。
比如企业，最直接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大幅减免税，同时扩张社会保障系统，为居民提供广义的长期收入，银行的防御性存款就释放出来了，这是一笔巨量资金，足以改变目前经济的格局，企业直接修复了利润表与债务表，就会做扩表，增加就业岗位，税基也随之扩大，下降螺旋就转向了上升螺旋；国企这一块取消软约束，挤掉灰色收入，让市场考验它的生存能力和效率；那么，降税与提升社会保障的钱又从哪来，既要降低负债，又要支撑税收与社会保障支出 ，最优选只能是降低财政行政性支出，这一部分中国的占比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深陷结构性矛盾的核心问题。
所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系统性问题，为什么政策缺少力度。
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晚了。
现在总体负债率已经不低，要支撑一个系统性的、长期的变革，工具箱里的工具已经不够用，继续扩大货币供应量，就是与风险同行；地方由于失去了土地出让金的支持，财政缺口已经很大，也难给企业降税，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GDP的占比，而取消国企软预算约束、降低财政行政性开支，这种深水区的改革，风险巨大，说的很热闹，都不实际。
最后的选择会是被动的市场出清过剩产能，完成一个漫长的轮回，时间换空间，它会比较平稳，但真正的代价是，在大国的竞争中，将失去很多机遇。
而我们恰好处在 一个新冷战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后工业时代的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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