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宰相——他一生侍奉过四个朝代、十位皇帝。欧阳修骂他“无廉耻”，司马光称他“奸臣之尤”。而王安石赞他“如诸佛菩萨行”，南怀瑾说他是“狼虎丛中可立身”，吕思勉更是直接称其为“五代完人”。他就是冯道。最近热播剧《太平年》里，那个让人感慨颇多的复杂人物。
一个人，为何会让后人对他的评价如此分裂？如果我们能穿越回那个“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或许会明白这样复杂评价背后的艰难选择和苦心经营。
一、破“忠上”与“惠民”之困
公元936年，后唐灭亡，石敬瑭建立后晋。大多数后唐官员或殉国或逃亡，谁也不想落个千夫所指的“奸臣”的骂名。
是“不食周粟”还是“偷生于世”，冯道一定在内心深处思考了无数次，最终他选择留下，成为新朝的宰相；在契丹灭后晋时，又接受了契丹耶律德光的太傅之职。
表面上看，这是毫无气节的“苟且”。但深层动机，在《旧五代史》中可窥一斑：契丹入汴，耶律德光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答：“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这话卑微至极，后世多少史官拿这句话骂他谄媚。但结果呢？契丹没有屠城。后人评价，契丹没有在中原大肆杀戮，“皆道与赵延寿阴护之所至也。”辽军撤兵后，他又率僚属四出安抚军民，因事从宜化解汉军与契丹留守的矛盾，让四方百姓各安其所。
在“忠一君”而可能致“万民死”，与“事多主”而力求“百姓生”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超越了对具体君主的愚忠，将对“国”（即天下秩序与生民）的守护置于首位，这在一个崇尚死节的时代，是极为艰难甚至备受唾骂的抉择，但是他的选择让那个乱世里有一些百姓因为他的妥协而活了下来，这不比为了“愚忠”某个君主而导致无数百姓陪葬有意义得多吗？
二、破“显绩”与“潜绩”之辨
回看冯道的一生，他位居宰相二十余年，没有开疆拓土，没有变法图强，没有建高楼广厦。他留下的，都是些“小事”：是在每一个屠城的关口站出来说一句话，救下一城百姓，是在战火纷飞中组织雕印儒家《九经》，为后世保存文化的火种；是在流民遍野时安置难民，让秩序得以延续。
《旧五代史》里记载，冯道曾对晋祖石敬瑭说：“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言语之中，冯道看起来只是个墨守成规之人，没有什么改革创新的壮举，更谈不上“光鲜亮眼”的政绩。
冯道难道不想做一番大事业吗？他当然想，他曾在自叙中写：“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可五代十国大部分君主，都不是能统一天下的明君，五代十国的所谓“建功立业”，都可能意味着下一次屠城时多死几万人。他只能选那条“不那么坏的路”：在“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保全生命就是最大的“实绩”；在礼崩乐坏之际，保存文化就是最深的“远绩”。在没有明君出世的时候，在皇帝面前劝谏，尽力让百姓多一口饭吃，就是最实在的“潜绩”。
急于求成的乱世，这种选择需要极强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但是冯道当年做的这些小事，在千年后仍然被后人记得，并且试图从中获得一些启发，这不就是最大的“显绩”吗？而当年那些罔顾人命攻城略地的军阀，谁还愿意提及他们的姓名？
冯道书写的答案启示我们，要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短期内可能不显山露水的“真潜绩”。哪怕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江山记得，百姓记得。
三、破“实干与盲动”之难
史书记载，石敬瑭托孤那夜，病榻上的皇帝，单独召见冯道，命幼子石重睿出来拜见冯道，又令宦官把石重睿抱到冯道怀中，这个动作的用意，就是希望冯道辅立幼主，鞠躬尽瘁。
可是世人都知道主少国疑，冯道若真立了这个孩子，能保证他活过三天吗？能保证那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不造反吗？能保证契丹不会乘虚而入吗？他不能。但如果不立幼主，改立长君，那就是背弃先帝的托付，那又是“不忠”，那又要被后世的史家唾骂一番。冯道最终还是用一己之身担了所有，石敬瑭一咽气，冯道就对景延广说：“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当天，齐王石重贵即位。他用背弃先主换来的是一个成年君主，换来的是少一场政变，少一次天下大乱。这不是“不忠”，这是对时势的清醒判断。
冯道曾以“行险地须紧握缰绳，至平路反易摔跤”的骑术为喻，阐明无论顺境逆境，都要敬畏规律、保持清醒的道理。他的选择，不是追求个人敢作敢为的“历史美名”，而是基于现实利弊、以减少百姓苦难为依归的冷静“实干”。在群情激愤或压力重重时，保持这种清醒、拒绝“盲动”，是更为艰难的担当。
现代历史学家给了冯道一个更加公允的评价：“他是一个瑕不掩瑜的政治家。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他尽力减少战乱、保护百姓、延续文化，这是值得肯定的。”
他确实是侍奉过十位皇帝，但他也在每次王朝更迭的悬崖边，勒住了屠杀的战马。他没有忠于任何一个姓氏的王朝，却忠于了一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民。
他不是完美的圣人，但是他愿意为苍生低头，这就是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功德”。
图源：电视剧《太平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