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全球医药创新赛道,热火朝天。

3月12日,辉瑞宣布关停Ignite创新孵化器。这项曾被其定位为全球商业运营三大核心板块之一的业务,在财务压力与战略重构的双重作用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五天后,强生确认将其纽约JLABS创新孵化器的运营管理权移交给纽约基因组中心。这是过去一年间,强生关闭的第四家JLABS园区。

与此同时,礼来、罗氏、拜耳正在加码创新孵化。礼来张江孵化器正式投入运营以来,与英矽智能等本土AI制药企业完成深度签约;罗氏中国加速器已赋能数十家本土初创企业站上全球创新舞台;拜耳Co.Lab在华入驻企业已覆盖小分子、核酸药物、AI药物发现、基因治疗等多元领域。

同一赛道,截然不同的选择。

3月20日,诺华宣布30亿美元收购华裔科学家创立的创新子公司,获得旗下PI3Kα抑制剂项目组合,加码实体瘤治疗。

以上,或映射出的是大型药企创新管线布局逻辑重构。

一系列撤退和加码的数字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浮出水面:当行业周期转换、资本环境骤变,“广撒网”式的早期孵化正在让位于“精准捕捞”式的外部引进,而中国,正成为这场全球医药创新竞赛中逐渐被加码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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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关停:理性止损,并非创新孵化器遇冷

2018年,依托纽约基因组中心的纽约JLABS园区落成,获纽约州政府1700万美元扶持,以3万平方英尺空间为至多30家生物初创企业提供孵化支持。八年运营期间,该园区累计入驻企业超125家,合作交易与融资总额突破50亿美元,5家企业成功被收购,成为强生对接早期生物科技企业的核心桥梁。

JLABS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其独特模式:锁定潜力初创企业,提供标准化实验室、专业设备及强生研发基础设施,且坚持“无附加条件”原则——不索要股份、不强制优先投资权,企业仅需月付费用,即可享受全流程服务及导师指导。这一模式源于硅谷出身的强生全球创新负责人Melinda Richter对行业痛点的洞察,旨在解决初创企业成本高、股权稀释、项目折戟概念验证阶段的难题。

强生对JLABS全球业务的大幅收缩后,目前仅保留美国3个(圣地亚哥、旧金山、波士顿)、海外4个(比利时、新加坡、韩国、中国上海)孵化器站点。发言人仅表示将持续评估创新战略,未回应裁员及业务规划等核心问题;但强调即便关停部分站点,仍会通过战略合作、全球孵化项目及风险投资等方式,继续推动早期创新落地。

而强生的收缩并非个例,辉瑞正逐步关停旗下Ignite创新孵化部门。

这个曾为生物科技企业提供战略指导与端到端研发服务的部门,其关停决定早在去年便已作出。Ignite全球负责人Kathy Fernando,也已在2025年悄然离职。

回溯Ignite的诞生,其起点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新冠疫情期间,辉瑞与BioNTech的成功合作,让辉瑞意识到开放合作的巨大价值。2021年,辉瑞任命麦肯锡前合伙人Aamir Malik为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业务创新官,由他主导Ignite计划的战略布局;2022年初,Ignite正式推出,一跃成为辉瑞全球商业运营体系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之一,与生物制药研发销售、CDMO业务CentreOne并列,地位举足轻重。

与JLABS的“普惠式”孵化不同,Ignite的定位更为精准——专为精选的平台型生物科技企业孵化创新技术,核心合作对象是那些具备“支撑多款产品研发潜力”的企业,合作领域则聚焦肿瘤、免疫、心血管与代谢疾病等辉瑞的核心赛道。其合作模式也更为灵活多元,涵盖服务费、战略权益合作、股权协议等多种形式,同时尊重合作方的项目主导权,全面开放辉瑞自身的资源网络。

过去数年,Ignite已与拥有抗体-细胞偶联物技术平台的Acepodia、专注纤维化领域的Mediar Therapeutics等企业达成深度合作,一度被业内寄予厚望。 可惜,亮眼的定位未能转化为匹配的业绩,财务数据最终成为压垮Ignite的最后一根稻草。据辉瑞最新年报披露,2025年Ignite为公司带来的营收仅为4100万美元,在辉瑞625亿美元的总营收中占比不足1%,较上一年的8200万美元营收大幅腰斩。这份惨淡的成绩单,最终让辉瑞下定决心,关停了这一曾被寄予厚望的创新孵化部门。

从风光推出到悄然关停,Ignite的落幕,与JLABS的收缩一道,折射出医药巨头在早期创新孵化领域的探索与挣扎。

02、加码:战略卡位,中国成全球孵化核心地

与强生、辉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礼来、罗氏、拜耳正在创新孵化赛道持续加码。

礼来创新孵化器近一年在中国的布局颇多。2025年11月,其上海张江创新孵化器正式投入运营,该孵化器可容纳8至10家高潜力生物技术企业,与北京孵化器形成双城联动。同月,与圣因生物等3家本土企业达成战略合作,聚焦肥胖/代谢类疾病、抗生素耐药性等前沿领域。尤其在在AI制药赛道,分别与英矽智能、晶泰科技签署超1亿美元和3.45亿美元的战略合作;12月,以基石投资者身份认购英矽智能500万美元IPO股份——这是礼来首次以该身份参与AI制药公司IPO。目前,礼来在全球运营5个创新孵化器,累计引入30亿美元资金,支持超过50个创新疗法及技术平台。

罗氏中国加速器为初创企业有针对性地提供资源,包括资金渠道、合作机会、研发经验、先进的实验设备,并根据每家企业个体化需求制定指导方案,助力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核心地带的罗氏中国加速器大楼已于2023年投入使用。截至2025年底,已经超过20家本土初创企业从450多家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加速器成员企业。这些成员企业均在其研究方向拥有独特建树,覆盖蛋白降解、相分离、表观遗传学、细胞凋亡、调节T细胞等多种生物学机制,小分子、大分子、环肽、RNA、细胞治疗等多种药物形式,以及人工智能、功能蛋白质组学、真实世界数据等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创新。其中,现有成员企业已与罗氏中国创新中心达成十多项早期研发合作,共同探索新的科学方向和技术平台。

拜耳Co.Lab全球共创平台于2024年9月正式落地中国,2025年11月正式落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形成上海+北京双站点布局。上海站点于2026年3月新增两家入驻企业,在华总数达12家,形成覆盖小分子、核酸药物、AI药物发现、基因治疗的多元创新集群。2025年9月,拜耳在上海成立全球首个链接风险投资机构的平台——拜耳Co.Lab创投联盟,打通初创企业融资与资源对接渠道。

可以看到,三家企业的投资重心不约而同指向中国。

03、本质:都是战略工具,择优而选

创新孵化器的本质,是大型药企捕捉全球前沿科技、提前布局未来产品管线的战略抓手,并非简单的“公益式”资源输出。基于这一核心定位,投资回报自然也是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

对初创企业而言,孵化器的价值在于实质性赋能。例如,JLABS的“即插即用”实验室可帮助企业节省数百万硬件投入;礼来Gateway Labs的科学团队深度参与能显著缩短研发周期;拜耳Co.Lab的资本与产业资源对接则大幅降低融资难度。行业数据显示,有效的孵化支持可使初创企业创业成本降低30%至50%,创新成果上市时间缩短1至2年。

对大型药企而言,孵化器承担着更为复杂的战略功能。

它是前沿技术的“雷达网”,能在早期阶段筛选并锁定潜力项目;

它是开放式创新的“枢纽”,可打破药企与高校、科研机构、初创企业之间的组织边界;

它更是轻资产模式的“试验田”,让药企得以学习初创企业的灵活决策机制,探索更低风险的创新路径。

当行业周期转换、资本环境骤变,这套逻辑在被重新校准。

趋势一:从内部孵化转向外部引进

麦肯锡数据显示,大型药企全球创新约三分之二来自并购与合作,三分之一来自内部研发。外部创新已取代内部自研,成为管线增长的核心支柱。

大药企的策略正从“广撒网”转向“精准捕捞”。例如,辉瑞近期连续引进三款中国资产:先为达生物的GLP-1受体激动剂(交易金额最高4.95亿美元)、复星医药的口服GLP-1药物(全球许可交易金额最高20.85亿美元)、三生国健的肿瘤免疫治疗药物(首付12.5亿美元,交易金额最高60.5亿美元)。

这些交易大多是直接引进临床后期或接近商业化阶段的产品,省去早期孵化的时间成本与不确定性。

轻资产模式的核心优势更在于,风险投资无需承担固定运营成本,失败项目仅损失投资本金;深度合作则通过“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相比传统孵化模式,这种方式的效率或更有提升。

趋势二:中国晋升为全球创新策源地

2025年,中国创新药license out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同比激增超150%,全球占比首次超过50%。跨国药企从中国引进资产的占比已突破40%,且仍在攀升。

中国能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核心枢纽,背后是多重优势的共振:

一是,研发管线体量庞大,拥有全球第二大研发管线,2025 年获批创新药达76款,创新成果持续爆发;

二是,研发成本优势显著,早期研发和临床试验成本均较欧美低50%左右,且患者招募速度快3至5倍,能大幅缩短研发周期;

三是,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将创新药临床试验审批时间压缩至30个工作日,医保谈判则加速了创新药的市场放量,为创新成果转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跨国药企对中国的角色定位,已从早期的销售市场、中期的研发中心,逐步升级为如今的全球创新枢纽。

大型药企也并非放弃了早期创新孵化,只是选择了更高效的参与方式,而中国,正成为这场全球医药创新竞赛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