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溘然长逝。这位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曾以雷霆手段整饬晚明积弊,也以师者之名,栽培了遍朝桃李。他的骤然离世掀起一场席卷朝野的清算风暴,而那些曾蒙其知遇、沐其教化的学生们,后来都怎么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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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师生关系含义较广,既包括传统的授业解惑师生关系,也包括座师与门生之间的关系。座师也称座主,是主持某科进士考生的考官,而门生则是由该考官点选的进士,形成特殊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不如课堂教学形成的师生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联盟。门生依赖在官场已成气候的座师的提携,而座师则寄希望门生飞黄腾达后的投桃报李。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又与一般的政治同盟有所不同,还有一层伦理上的私人关系。正如江东之所说的那样:“夫门生之与座主情有所昵,属官之奉上司势有所畏。”

张居正主持政坛多年,他的“学生”群体,不可不谓之庞大。除去最出名的“学生”万历皇帝外,他的“学生”中,既有对他百般崇拜者,也有政见不合,暗中抵触却碍于其权位不敢明言者;有以“学生”之名攀附权贵、谋求仕途晋升的投机之徒,也有真心感恩其提携、却在政治理念上存有分歧的正直官员。

隆庆五年(1571)的春闱,张居正以主考官身份为国选才,录取四百士子,“桃李满天下,贤才聚一门”,商为正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干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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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为正自小便有才名,但科举之路却异常艰难,多次屡试不第后,终于在四十四岁时高中进士,可谓大器晚成。不过,张居正对这位“老”学生颇为赏识,在朝堂上屡屡称赞他可担大任。商为正也对此十分感激,之后他先后巡按山东和福建,在山东以严法治豪猾,在福建则以宽政惠民著称,都不负座师所望,取得显著政绩。

他在用人方面,遵从张居正“三途并用”的主张,即通过科举、岁贡和荐举三种途径选拔人才,打破传统用人局限,注重实际才干与政绩,即便出身低微的吏员,有治民之才亦可晋升。为贯彻座师理念,商为正深入基层挖掘人才,在山东任职期间发现胥吏杨果、赵蛟颇具治理才能,便与山东巡抚李世达联名举荐,张居正欣然采纳,打破资格界限将二人破格提拔为知县,二人上任后果真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

调任福建后,商为正行宽政,简化行政流程,允许百姓随时申诉,亲自参问以察官吏忠奸、知风土民俗。当时海寇未靖,他上疏建议就近补编邻省戍卒以加强边防、改革兵役制度,切中时弊且被朝廷采纳推广。他与福建巡抚庞尚鹏密切配合,克服豪族蛊惑阻挠,在闽中全面推行一条鞭法,短短一年半便实现全境覆盖,让百姓“始知有生之乐”(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此外,二人疏通钱法、整顿军制、奏蠲逋饷银深得闽人爱戴,福州百姓立生祠感念其恩,当地民歌传唱:“庞公(庞尚鹏)父,商公母,增我田畴省门户,隶不下乡,民不见官府。”

商为正始终感念师恩。张居正死后,遭到全盘清算,昔日的门生故吏避之唯恐不及,而商为正不仅不讳言师生关系,和人交谈时,还会怀念起座师,感叹张居正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直言“张公实知我”。幸运的是,商为正未被清算牵连,官至大理寺卿,居九卿之列,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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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四百士子中也并非都如商为正一般一生顺遂。张一鲲本官途顺畅,监应天乡试时因被指徇私王篆之子作弊,成为政敌攻讦的把柄,在清算中被削籍罢官,彻底退出政治舞台;钱岱同样因监湖广乡试时曾有意关照张居正少子,遭人弹劾后被贬三级,仕途自此一蹶不振。秦燿因张居正门生的身份成为反张势力的眼中钉,万历十九年(1591)被衡州同知沈鈇借故弹劾“贪婪库藏”,被罢官归里,余生只得寄情寄畅园的营造,以园林山水消解政治失意的郁结。曾士楚、王蔚二人亦因亲附张居正被波及,遭清算而退出政坛。

更多的士子,除了“门生”的名头,并不能得到太多来自“老师”的关怀,只能在风云变迁的时势中,不断调整自身地位,谨慎地在各方势力间保全自身。有时一个不小心,就遭受到无妄之灾。

比如与商为正同榜的熊敦朴。

他出身名门,才华横溢,心高气傲,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后,与三十三位才俊一同被选入翰林院,成为被誉为“储相”的庶吉士。万历元年(1573)秋,距庶吉士结业不到一个月,馆内有人与吏部小吏争执出言不逊,吏部尚书杨博震怒,因涉事者皆为张居正门生,便向张居正禀报。张居正听后大怒,亲手写书信给翰林院的馆师,要求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置。随后,涉事者被聚在一处,审问事情的起因。当时,众庶吉士都惶恐不安,只有王祖嫡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为众人辩解,感动了张居正,风波暂息。

可风波未平,就有人趁机兴风作浪。同馆庶吉士宋儒因嫉妒熊敦朴的才华,诬陷闹事者只有熊敦朴一人,张居正信以为真。翰林院散馆时,吏部仅授予熊敦朴兵部车驾司主事,熊敦朴在馆试中屡次名列前茅,才华远胜宋儒,职位却劣于宋儒,对此愤愤不平,口出怨言。

宋儒趁机添油加醋诬告熊敦朴,称其已经拟好奏疏准备弹劾杨博与张居正。张居正听后,十分不满,让杨博先下手为强,弹劾熊敦朴。杨博和熊敦朴之父熊过交情深厚,不好意思亲自弹劾老友之子,便属托熊敦朴的堂官兵部尚书谭纶上书,熊敦朴因此被降职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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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张居正听到有不少人替熊敦朴喊冤,觉得此事颇有可疑之处,于是召来熊敦朴与宋儒当面质对。发觉一切皆是宋儒捏造后,将宋儒贬谪外放。据说,后来熊敦朴外调后稍有晋升,担任常德府通判,因公差入京谒见张居正。张居正因自责误信谗言,让无辜之人遭贬,心怀愧疚,便温语慰劳熊敦朴,并透露将提拔他:

足下今渐进可喜,努力修职,峻擢不难。我词林衙门痛痒相关,我此语亦出痛肠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词林》)

对待座师称自己与张氏师门痛痒相关,熊敦朴也许是并未消气,出言嘲讽道:“只恐老师未必痛耳。”张居正忙问何故,熊敦朴引医书“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语。张居正听后放声大笑,将此事放过。

不久,熊敦朴果然晋升为提学副使,也许是这段波折,让他远离政治漩涡,在张居正去世后,并未因门生身份受到波及,得以继续在地方任职,直至晚年以年老致仕,归乡隐居。

还有一些学生,则因政见不合,公开“反对”老师,决裂师生情,成了张居正在政坛之上的敌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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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去世,他谋划“夺情”,请皇帝特许其不离职守孝,此举引发朝野哗然。张居正的门生吴中行、赵用贤率先上疏弹劾,言辞激烈地指责其“父死不奔丧”,违背忠孝之道。面对门生的弹劾,张居正怒不可遏,动用廷杖之刑,吴中行、赵用贤各被杖六十,打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几乎丧生,随后被削籍为民。即便遭受如此重创,他们仍未动摇立场,始终坚守自己的观点。张居正死后,二人又重被启用,再次为官。吴中行后又遭弹劾,赋闲回家,赵用贤后官至侍郎,死后被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

比吴中行、赵用贤更早与张居正决裂的,是门生刘台。万历四年(1576),时任监察御史的刘台上疏弹劾张居正,写下《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指责其借考成法控制言官、独揽大权,称旧制下内阁仅为皇帝顾问,言官拥有批评朝政的自由,而考成法推行后,张居正以“升迁之速”诱惑言官、以“考成之迟”恐吓言官,导致言官“垂首丧气”,无人敢直言进谏,同时指责其“目无君上,擅作威福”,乱祖宗成法。

刘台虽是张居正门生,但不满于张居正的专权,选择直言己见。张居正对此极为震怒,将刘台削职为民,不久后又以“刘台巡按辽东时,贪赃枉法、私通边将”为由,将其流放广西浔州府戍边,更下令将其父子兄亲一并牵连治罪,一家人四散飘零、颠沛流离。

戍所之地偏远荒凉、瘴气弥漫,刘台抵达流放地后不久便突然离世,年仅三十九岁。

当然,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愿意直面师生间的理念冲突,张元忭作为隆庆五年(1571)的状元,却无心仕途,不愿卷入政治斗争,对待自己的座师张居正,也是若即若离、不卑不亢,自有底线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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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夺情”风波中,他一方面念及师生之情,认为上疏弹劾之事应由他人为之,自己愿以温和之态助老师匡正谬误;另一方面,他恪守忠孝之道,坚决拒绝参与挽留张居正、为其病情祈祷等“谄媚”之事。广西道监察御史因与张居正政见不合被逮入狱,张元忭出于公心上疏为其申辩,不惜开罪张居正。据说,张居正曾因此事传话给张元忭说,你是我的门生,又是状元,前途一片大好,十五年后说不定就能取我而代之,你为什么这般见识短浅?又警告他奏疏一旦递上,绝不会为师生情谊给张元忭留余地。

而面对座师的威胁,张元忭却毅然回应:“待为地者,不疏矣。”意思是说,需要你为我留余地的话,我就不会上这道疏了,随即便转身离开。张居正无奈,认为张元忭这么做恐怕是疯了,最终选择把奏疏压下,不予答复。

也许是性格耿直,难以适应官场,也或许是追求学术事业的选择,终其一生,张元忭汲汲于儒学,始终未陷入党争漩涡,虽仕宦不显,却在理学、教育、史学等诸多领域留下了丰硕成果。他晚年最渴望的,是为云南平叛事蒙冤免官的父亲平反,然而未能如愿,最终为此悒悒病亡于任上。

张居正身前权倾朝野,趋之若鹜者不可胜数;身死家败后,举朝汹汹,诋毁之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也有人既不趋炎附势,也不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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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头作相,忧国成丝,年未六袠,耄耋是疑;公貌愈癯,公力愈健,夙夜惟勤,罔恤劳怨。(王祖嫡《祭张江陵(代)》)

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位殚精竭虑、为国操劳的贤相形象,其中饱含他对恩师的敬仰与怀念之情。

张居正死后遭遇全面清算,被削官夺谥、抄家灭族,其子张嗣修被流放雷州,过着“室如悬磐,衣食无资,垢冠敝袍如乞人”的生活。万历十六年(1588)十月,广东监察御史蔡梦说目睹张嗣修的惨状,心生恻隐,认为其遭遇与罪状完全不对等,遂奏上《乞宥张嗣修疏》,乞求皇帝保释张嗣修。王祖嫡在蔡梦说上疏后,奋笔写下《救张江陵仲子上申许王三相公书》,致信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内阁辅臣求助,与蔡梦说相互呼应,共同为张嗣修申冤。这封书信洋洋千言,言辞恳切。王祖嫡在信中写道,自己虽为张居正门生,却唯有公谊、无私交,昔日傅应祯、刘台等人因弹劾张居正获罪,他曾出手相助;如今张家蒙冤,他更不能缄默。他恳请阁臣力赞蔡梦说之议,宽宥张嗣修,上全国体、下对公议,彰显圣上好生之德。

万历帝对张居正余怨未消,蔡梦说的疏章呈上后,被留中十八日,最终圣旨批复:

张嗣修自因伊父负累,何足怜悯,蔡梦说如何辄与乞恩?殊不谙事体,姑且不究,该衙门知道。(蔡梦说《乞宥张嗣修疏》)

阁臣忌惮圣意,王祖嫡的求援也未能得到积极回应。即便如此,二人在人言汹汹之际,不惧权势、仗义执言,其忠悃之心与果敢之勇,令人感怀钦佩。万历十九年(1591),王祖嫡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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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居正的大部分门生来说,“学生”的身份,既是仕途起步时的荣光,亦是命运沉浮中的枷锁。相似的起点,不一样的性情与选择,便有了不一样的际遇、不一样的结局、不一样的人生。

他们的抉择与沉浮,也是一代士大夫在王朝颓势下,于道统与权柄、理想与现实、谋国与谋身之间的艰难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