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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公布了一组数据，近年来，无罪率再创新低，仅为0.028%，其中绝大多数应为自诉案件。公诉案件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有人认为，这是前端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发挥“过滤”功能的结果。如果提起公诉的标准达到了判决标准，那么有罪率必然上升。

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我们必须承认司法判断主体的多元化，就同一案件事实，不同主体有不同判断。我们难以保证法官的判断一定与检察官一致。因为案件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如果法官判断与检察官完全一致，这不符合认识规律，何况实践中经常出现“认识不一致”的“疑难案件”。从域外数据比较看，我国香港地区无罪判决率高达45%，即便是“司法精密化”的日本，无罪判决率也达到0.1%。除此之外，无罪判决率再创新低的背后也反映出下列问题：

（一）律师辩护权保障不力

无罪判决率不仅是一组孤立的数据，它关乎人权保障程度。而衡量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标乃是律师辩护权保障。典型例证如下：限制律师庭审中的发问时间，对律师的申请权置之不理如石沉大海，二审普遍不开庭审理，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不被采纳，等等。程序权利是实体权利的保障。没有了上述权利，如何揭示案件中的“疑点”，如何可以使有罪判决做到“排除合理怀疑”？法院对证据和法律适用的审查，主要通过庭审完成，法院通过审判进行“纠错”的能力不足，这也导致有罪判决率上升。近年来“审辩冲突”愈演愈烈便是明证。

（二）庭审实质化贯彻不彻底

庭审实质化是保障律师发问权、质证权和辩论权实现的关键，也是查明案件事实、发现疑点的重要措施。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均希望庭审实质化，避免庭审走过场。如果庭审实质化了，审判的“纠错”能力便会大大提高；如果庭审走过场、搞表演，不仅“四个在法庭”无法实现，而且也是人权保障不力、审判品质低下的体现。以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为例，不少法院为了提高诉讼效率，人为限制辩护方申请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由此失去了法院发现案件“疑点”的机会，导致庭审实质化无法贯彻。

（三）“只讲配合不讲制约”的诉讼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只讲配合，不讲制约”的现状。据笔者调研发现，实践中检察机关越来越强势，法院很多时候“听命”于检察院。造成“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问题。实际上，检察院的强势地位，并不利于审判中心主义的贯彻，可能导致“一错再错，将错就错，一错到底”的问题。如果只有“协调一致”，没有相互监督，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将无法保障。

（四）分案审理和认罪认罚从宽实施使得证据审查放松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一旦被告人认罪认罚，无论是辩护人还是法院可能会放松案件审查，导致定罪率上升。有不少案件，法院将共同犯罪案件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分案审理。一旦判决生效，又将认罪认罚的口供直接适用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导致无罪判决率减少。近年来，我国的轻罪大幅度上升，一个行为究竟是构成治安违法还是刑事犯罪，认识和理解很可能出现分歧，有人认罪，有人坚称无罪，乃正常现象，这就更需要法官认真审查，不是“越重越好”。

（五）撤回起诉率遮蔽了无罪判决率

虽然2025年无罪判决率仅为294人，但是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1235人。何以如此？因为从检察机关的绩效考核看，撤回起诉比无罪判决扣分要少，负面评价会降低。因此，我们不能只看无罪判决数据，还应该关注到撤回起诉的数字。撤回起诉回避了无罪判决，之间可能存在法检之间非正式的沟通，这也许属于“只讲配合，不讲制约”的体现吧。

（六）为了追缴、没收涉案财物而不得不做出有罪判决

有不少案件，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和冻结了犯罪嫌疑人的财产。除了违法所得申请没收这一特别程序外，其他案件都是在判决有罪的前提下进行。为了防止法院判决无罪后导致被告人和案外人要求返还，有些地方勉强定被告人有罪。如此一来，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均“皆大欢喜”，避免了案件未结，赃款赃物已花掉，侦查机关难以退赔的问题。

（七）“疑罪从无”未得到有效贯彻

“疑罪从轻”也是回避无罪判决的方法。按照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该严格证明标准，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但有时迫于被害人一方、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作出有罪判决，以回应社会关切。实践中，一些证据、事实不清的案件，作了“消化”处理，或者以指控罪名，或者另换罪名，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这也是导致无罪判决率升高的因素。

总之，无罪判决率不是越高越好，它事关冤假错案的防范和人权保障的实现问题，更关乎司法的品质，当10000个人中，只有不到三个人能够逃避被定罪的命运，我顿然感觉律师要想获得无罪判决该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