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北京街头跑着一种怪模怪样的公交车。车顶上鼓着个大包，用帆布袋子装着，晃晃悠悠的，像喝醉了酒似的。老辈人管它叫“大气包”，有的叫“煤气包”。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那个画面。您想啊，公交车，本该是规规矩矩在路上跑的东西，可那会儿偏偏顶着一个大包，满大街晃悠。说它寒碜吧，真寒碜；可就是这寒碜的东西，愣是撑起了北京城几十万人的出行。
这玩意儿怎么来的？说起来心酸。
那会儿刚解放没几年，国家穷啊，穷到什么程度呢？连汽油都没有。美国封锁，苏联又翻了脸，掐着脖子不给油。您想，首都北京的公交车，总不能趴窝吧？咱中国人有句老话，叫“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没汽油，咱烧煤气！
于是，司机师傅们硬是把车改了装，顶上架起煤气包，底下接根管子，就这么上路了。
您别小看这煤气包，它可不是什么省心的主儿。夏天晒得烫手，冬天冻得邦硬。气足的时候，车跑起来还算有劲儿；气一不足，那包就瘪了，车也跟着没了脾气。最要命的是上坡，一到坡跟前，司机就得扯着嗓子喊：“各位老少，受累下来推一把！”乘客们也真不含糊，呼啦啦全下来，男女老少齐上阵，推上坡再爬上去，接着走。
这要是搁现在，您试试？别说推车了，堵一会儿都急得按喇叭。可那会儿的人不这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明白，国家难，咱们也难，可日子还得过。你说苦不苦？真苦。可人心是齐的。
我常听老人们念叨那会儿的事。公交公司的司机，凌晨三四点钟就得爬起来，用热水浇煤气包，有时候用火烤，折腾一两个小时，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才把车弄着。可只要一上路，看见站台上等车的人，心里就踏实了。他们说：“咱开的是公交车，拉着的是老百姓，再难也不能让车趴窝。”
您听听这话，是不是跟王进喜说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是一个理儿？
说起王进喜，就不能不提铁人精神。
王进喜当年在大庆打井，缺设备、缺材料、缺机械，可他怎么说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带着工人们人拉肩扛，把几十吨重的钻机愣是抬上了井架。井喷了，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他就跳进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当搅拌机。
您看，这跟咱北京那些推公交车的乘客、改煤气包的司机，是不是同一股劲儿？
那会儿的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一股子“铁”劲儿。公交车上顶着煤气包，看着寒碜，可那是咱自己琢磨出来的法子；车子没劲儿了，乘客推着走，那是咱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这叫什么？这就叫“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叫“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
我有一位老前辈，当年就在北京开这种车。他跟我说过一个细节，让我记了好多年。他说，有一回冬天特别冷，煤气包里的气冻住了，车怎么也发动不着。他正着急呢，站台上等车的几个老大爷看见了，二话不说，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煤气包上。折腾了半个钟头，车总算着了。那几个老大爷冻得直哆嗦，可上了车还冲他笑，说：“没事儿，咱们人多，挤一挤就暖和了。”
他说，那会儿他心里头热得不行，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
后来，大庆油田开发出来了，咱们自己的石油有了。1964年，北京街头的煤气包公交车逐渐消失了，汽油车重新跑了起来。可那段头顶煤气包的日子，却深深地刻在了那一代人的记忆里。
有人说，那是苦难的岁月。可我觉得，那更是精神的财富。
您想，那会儿的公交车，顶上顶个包，底下拉着人，晃晃悠悠地跑在长安街上。难看吗？难看。可是，那种难看的背后，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没有汽油，咱们自己想办法；车子没劲儿，咱们自己推。这叫什么？这叫志气，这叫骨气。
如今，公交车早已换了多少代，新能源的、纯电动的，又安静又舒服。可每当我听老人们讲起煤气包的事，心里头总会泛起一阵热乎气儿。
我想起那些年，车上虽然挤，可人心不冷；车子虽然慢，可日子有奔头；煤气包虽然难看，可那会儿的人活得硬气。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一提起煤气包公交车，上了年纪的人总会眼眶发热——那不是怀旧，那是想起了一种精神，一种咬着牙、攥着拳、挺着胸往前走的精神。
那精神，写在王进喜的铁人誓言里，也写在咱北京街头每辆煤气包公交车的轱辘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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