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的一个清晨，皖东半塔集的天空还带着冬末的寒意，街巷却已经被紧张气氛压得透不过气来。集子不大，却异常嘈杂：行军号声、奔跑脚步、拆门挖墙的动静夹在一起，远处隐约还有炮声闷响。有战士一边往阵地方向冲，一边低声嘀咕：“顽军真疯了，这回是要把咱一口吞掉。”身边的干部只回了一句：“半塔丢不得，退无可退。”
这场紧绷到极点的防守，就发生在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关键节点上。要看懂“不能突围，只能死守”这句听上去有点“倔”的判断，得把时间往前拨一年，到1939年春天，从庐江到津浦路东，一连串看似细碎的布局，把半塔集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东进皖东：从“偏守”到“放手”
1939年5月，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敌后出击”的部署，新四军叶挺、邓子恢一行来到安徽庐江，在这里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这个指挥机关负责编组和统筹第四支队、第五支队以及江北各路游击纵队，主要活动区域沿着津浦铁路两侧展开，目标很明确：向皖东、苏北打开通道，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那时的新四军，在江南一侧名声已经起来，可在江北和皖东，一开始脚步走得并不算快。部队受早期“偏重保存力量”的影响，很多工作比较谨慎，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的力度不算大，这样做短期看风险小，长期看却难免束手束脚。
局面在1939年秋冬间出现变化。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到皖东指导工作，他把中央“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发展人民武装”的精神带到了江北。皖东地区的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和新四军各支队，开始更有力、更公开地动员民众，组织抗日武装，自卫队、民兵、交通员迅速多了起来。
抗日根据地就像一块新翻开的地，翻得越深，国民党顽固派看得越心惊。江北指挥部自成立起，就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别山一带的桂系将领李品仙部，驻守苏北的韩德勤部，一个在路西，一个在路东，渐渐形成了对皖东根据地的夹击态势。
自1939年年底起，国民党顽军在津浦路西侧不断挑起摩擦：封锁集镇、袭扰根据地、搜捕地方骨干。刘少奇针对路西紧张局势，下达了坚决反“摩擦”的部署，决定把主力压上去。他调动驻津浦路东的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向路西机动，把重点放在对桂系顽军的作战上，企图先稳住一边，再图全局。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调动，为后来的半塔之战埋下了伏笔。五支队主力刚刚离开路东不久，苏北方面的韩德勤就坐不住了。他悄悄集结重兵，瞄准的正是“腾空”中的路东核心地带。
二、七人三枪起家的队伍，为何死守半塔
要弄清半塔守军的底气，绕不开一个人和一支队伍——周骏鸣和他带出来的那支“豫南红军团”。
早在1932年，周骏鸣被遣回乡时，谁也没想到，这次“被动回乡”，会成为豫南武装力量重新发芽的起点。周骏鸣，河南确山人，1919年便参加冯玉祥部，后在宁都起义中随部队参加革命。受当时“左”倾路线影响，他和不少起义干部被“区别对待”，遣送回乡。临别时，朱德给了他们路费，并“骗着安慰”说，回去可以继续在地方发展。
多年以后，周骏鸣到延安，才知道这番话包含着另一层用意：不让老部下在环境恶劣的形势下绝望，把他们留给将来的革命需要。不得不说，这样的“善意谎言”，在豫南竟真长出了硬邦邦的一支游击力量。
1932年起，周骏鸣在豫南从事地方工作。1935年党组织遭破坏，他被捕入狱，出狱后与鄂豫边省委接上组织关系，因为自己有被捕经历，他主动提出单独在豫南活动。组织同意了这个看似孤零零的要求。
起步时，他手里只有七个人、三支枪。条件简陋到极点，却咬着牙干下去了。通过发动农民、借助旧关系、积累武器，这支小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历经土地革命战争、反“围剿”的残酷环境，一路拼出了生路。到抗战爆发前后，这支队伍已经成了豫南地区一支颇有战斗经验的武装力量。
1938年3月，这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受命向皖中、皖东发展。1939年7月，第八团又整编为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兼第八团团长。至此，这支“七人三枪”起家的队伍，成了江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机动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最初那七个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只剩周骏鸣一人健在。其余同志，有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牺牲，有人在抗战中战死。他们的经历，让这支队伍骨子里带着股倔劲：打仗可以吃亏，阵地不能轻易放。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底子，五支队在皖东声望不低。但在1939年年底，随着路西摩擦升级，五支队主力奉命西调，留在津浦路东的兵力实际上并不强。半塔集周边，真正具备战斗力的，只剩下五支队教导大队和少量留守分队，总共不过千余人，还夹杂着不少才入伍不久的学生兵和女兵，不少人连实战都没经历过。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韩德勤开始行动了。
三、顽军十团扑向半塔：突围还是固守
半塔集原名白塔集，位于苏皖交界地带，是天长、六合、来安、嘉山、盱眙五县的交汇处。无论南来北往，还是东西机动，这里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要口。抗战时期，日伪、顽军、新四军都盯着这块地方，谁控制了半塔集，谁在周边几县的主动权就握紧了一大半。
中央和中原局对这个形势心里很清楚。1939年年底，刘少奇就让江北指挥部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方毅回到半塔集，负责组织防守和反“摩擦”的准备。路西主力虽然走了，路东这边不能空着，要留下一颗“钉子”。
1940年3月21日拂晓，韩德勤调集约十个团、上万兵力，对津浦路东根据地发起突然进攻，锋芒直指半塔集。顽军117师两个团从半塔集东北方向偷袭，企图一鼓作气夺下这个指挥中枢。
结果很戏剧。韩部兵力不少、装备不差，可士气并不高。他们摸到半塔集东北门外一片墓地，双方还没有遭遇，有的部队就先开了火。黑暗之中，枪声枪口对着的不是新四军，是同伙。这一通乱枪，等于提前通知了半塔守军：“敌人来了。”
教导大队大队长黄一平、教导员唐克听到枪声后，瞬间明白过来，连忙组织部队进入既设阵地，抓住顽军乱作一团的空当，打退了两次急躁的突击。试想一下，如果那天半塔东北方向一片死寂，韩部悄无声息冲进街巷，结果恐怕要难看得多。
不过，韩德勤不是只会鲁莽硬拼的指挥员。他很快调整部署，将进攻重点转向西北方向。依托猛烈炮火掩护，顽军两个连抢占了半塔西北的制高点光山，一时间俯视全局，给半塔集造成极大威胁。
周骏鸣坐镇司令部，看着西北高地失守，心里并不轻松。敌众我寡、援军未到，一旦光山被稳固控制，整个半塔就像被人踩住了喉咙。当时他虽经验丰富，也忍不住多次在心里打鼓：半塔会不会守不住？
当机立断，他只在司令部周围留下一个重机枪排，负责最后防线，其余能调动的部队全部交给侦察科长娄学政，命令只有一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光山。”周骏鸣当时的态度极其强硬，据回忆，他话里带着火气：“哪个敢不前进，就枪毙。”
这话听起来严重，却足见那一刻的紧张。制高点不夺回，后面一切谈不上。
周骏鸣本人也没有留在后方，他跟着大部队一起冲向光山，亲自督战。特务连和教导大队在山坡上与顽军短兵相接，拉锯多次。经过一番激烈搏杀，终于把光山打了下来，又迅速组织火力在山头展开，把周边制高点也连成一片防线。半塔集的形势，总算稳住了第一口气。
与此同时，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战斗打响后，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摩擦。指示相继发出：半塔周边部队火速集结，尽量增援；部署第十五团两个连和地方游击队在竹镇、苏郢之间，对进攻半塔的顽军采取侧背袭击。
从兵力对比看，这些增援力量数量有限，对上韩德勤十个团，说是“杯水车薪”也不为过。正因如此，江北指挥部留下的领导同志和五支队部分干部，在半塔集内紧急开会时，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答案：这么打下去迟早被拖垮，不如集中力量趁早突围，留下有生力量再找机会。
就在这个时刻，周骏鸣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此时不该突围，而该咬牙固守。他的理由并不复杂——新四军东进皖东，是为了东进抗日、打通苏皖边根据地。如果半塔集一丢，江北指挥部指挥中枢被迫撤离，皖东根据地很可能土崩瓦解，东进一年多的成果会完完整整地交还给顽军。这不是简单的一城一地得失，而是整个战略布局的命脉所在。
周骏鸣的态度很坚决，几乎可以说是“顶着压力”坚持。他的意见得到了邓子恢的支持。作为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当场拍板，同意固守，随即报告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要求立即调集更多援军，同时在政治上稳定部队情绪，强调“守住半塔，即是守住东进路”。
这一次坚持，改变了这场战役的走向。
四、十昼夜苦战：以守待援，合围反击
自3月21日战斗打响起，半塔集进入了连续十天的高度紧绷状态。顽军凭借兵力和火力优势，一波接一波发起进攻，尤其在前几日，对东北、西北两个方向的进攻几乎没有间断。街巷、堡垒、屋顶、村口，都成了反复争夺的阵地。
在援军尚未大举到达前，半塔守军能依靠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地形和早已准备好的阵地工事；二是教导大队和地方武装的顽强意志。不得不说，对这些数量并不大的新兵、学生兵和女兵来说，这十天是极其残酷的考验，他们在极短时间内从“不懂打仗”，被战火生生“硬化”为真正的战士。
与此同时，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增援部署逐步展开。路西方面，接到命令的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开始回援。罗炳辉率部从路西强行军东返，途中还要防备桂系顽军和日伪的阻截。江南指挥部方面，陈毅、粟裕得知半塔有险，也决定从南边伸出援手，派叶飞率领的挺进纵队向苏皖边移动。叶飞部队在连续五天的急行军中，多次与日伪、顽军遭遇，每战皆求速胜，避免被拖住手脚。
可以看出，这场战斗的难点真正不在“反攻”，而在“前一阶段的死守”。如果半塔集守不住，或者提前自行突围，后续赶来的援军就很难对韩德勤部形成“合围反击”态势，只会变成支离破碎的拉锯战。
时间来到1940年3月28日。连日攻击不利，加上新四军各路部队纷纷向半塔方向靠拢，韩德勤意识到，如果再不收手，自己可能反被围住。当晚，他下令部队开始撤退，准备摆脱战场，寻找新阵地。
然而，新四军方面已经不打算放他轻易脱身。3月29日，江北指挥部发出反击命令，各路新四军部队和地方武装从不同方向出击，追击撤离中的顽军。路西回援的主力、江南赶来的挺进部队、路东坚守后的机动分队，形成了相互呼应的追击态势。
这场战斗持续到追击阶段，才算真正拉开“反攻”的架势。根据后来的统计，半塔保卫战中，新四军共歼灭顽军有生力量3000余人。津浦路东各地的顽固势力被大部摧垮，当地的顽政权结构也随之瓦解，为进一步发展根据地腾出了空间。
从战例角度看，这是一场典型的“小兵力固守待援、转守为攻”的防御战。前期守得越坚决，后期援军一合围，收获就越大。半塔保卫战难就难在前八天顶住压力的死守，也赢在这一段“硬撑”。
对整个华中抗日战局而言，半塔保卫战还有更大的意义。由于韩德勤部被牢牢牵制在路东，桂系顽军在路西的动作也受到影响，这为津浦路西对桂顽作战赢得了时间和空间。韩、桂两股顽军的“东西夹击新四军江北部队”计划被彻底粉碎，新四军在皖东、淮南乃至更广大华中地区的布局，趁此机会扎根巩固。
有一句评价后来广为流传：“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这话虽然略显凝练，却大体点出了时间顺序和相互牵连。半塔保卫战打出了东进通道的安全感，也为后续一系列著名战斗打下了基础。
战后，来安县在1958年开始修建半塔烈士纪念塔，以纪念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指战员。1964年，当地县委、县政府写信给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的张云逸，请他为半塔保卫战撰写碑文。张云逸自觉这场战斗是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领导下取得的胜利，起初坚持推让，希望由刘少奇执笔。
刘少奇则反过来认为，真正有资格写下这段历史的，是那些在一线浴血奋战的指战员。经过一番谦让和鼓励，张云逸最终执笔写下《半塔烈士纪念碑记》。碑文中有一句话，提到了当年路东守军的关键人物和十天苦战的情形：
“……此时，我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和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骏鸣同志在路东指挥第五支队教导大队四百余人固守半塔集，并以一个营及地方游击队奇袭顽军侧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苦战十昼夜，击退顽军多次进攻，半塔阵地，屹立不动，直到我军路西大捷……”
这段文字，在当时只是平实叙述，却把“不能突围、坚持固守”背后的压力和分量点得很清楚。
周骏鸣在半塔保卫战中所起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战后，他继续在部队任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参谋长。1954年11月，他调往地方工作，出任水利部副部长，因为离开部队建制，也因此错过了后来军衔评定。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据说还感到颇为惋惜。不过，在周骏鸣自己看来，这样的“缺憾”并不值得计较。他后来曾轻描淡写地说过一句话：“见证革命胜利已是无上光荣。”话不多，却与他当年在半塔集坚持固守的选择一样，带着一种很朴素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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