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一个以 什叶派伊斯兰教 为国教的国家，绝大多数国民是穆斯林，其中 什叶派占绝对主导地位 ，是全球什叶派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国家。
在伊朗的全部人口中，穆斯林约占全国人口的98.8%。非穆斯林人口约占1.2%。这里面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等宗教。
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穆斯林中，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是绝对主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0%–95%。
以2025年约8855万的总人口计算，什叶派穆斯林人数大约在7970万至8412万之间。
其余约5%-10%的穆斯林主要为逊尼派。在巴列维时代，也大体如此。
1921年，哥萨克旅指挥官礼萨·汗在英国默许下发动政变，控制德黑兰，逐步掌握军权。1925年，议会废黜卡扎尔王朝，礼萨·汗加冕为国王，建立巴列维王朝。
1924年，礼萨·汗曾尝试推动共和制，但遭到什叶派宗教领袖强烈反对。他随即放弃共和主张，转而与伊斯兰上层势力达成妥协，从而获得其支持，顺利建立君主制。
巴列维家族属于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这是伊朗的主体伊斯兰教派。作为伊朗的统治家族，巴列维王朝成员在身份上遵循伊朗国民主流的什叶派信仰。这一信仰归属是王朝合法性的传统来源之一。
尽管出身什叶派，巴列维王朝（尤其是礼萨·汗及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执政期间大力推行 世俗化、西方化改革 ，试图削弱宗教阶层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例如： 限制宗教法庭权力，推行世俗法律体系。取缔宗教服饰如强制妇女摘除头巾，推广西式着装。没收部分宗教地产（瓦克夫），削弱宗教机构经济基础。
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导致王朝与宗教势力（以霍梅尼为代表）关系破裂，最终什叶派宗教阶层成为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核心力量之一。
巴列维家族在身份上属于什叶派，但其统治政策却致力于削弱宗教对公共生活的影响。这种“世俗专制”与宗教传统的矛盾，成为王朝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3年“白色革命”后，女性首次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得以参与议会选举并担任公职。女性获得接受高等教育、出国留学及从事各类职业的权利，文盲率大幅下降。
1967年颁布的《家庭保护法》是核心进步，1975年进一步修订。该法规定：丈夫娶第二任妻子需经首任妻子同意及法院批准。废除丈夫单方面“休妻”特权，离婚需经家庭法院裁决，女性首次获得提出离婚的权利。女性最低结婚年龄从9岁逐步提高至15岁（1935年）乃至18岁（1970年代）。子女监护权不再自动归属父亲，法院可根据情况判给母亲。
巴列维家族想通过世俗化，试图在短时间内将伊朗变为“世界第五大强国”。
然而，他解放妇女权利的做法，让底层的贫穷男人没有了可以压迫的对象，让他们变成了真正的社会底层。在以前，还有霍梅尼当政后，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不管男人活的多么窝囊，回家之后总归有一个出气筒，然而，巴列维把这个出气筒拿走了，就像是拿走了婴儿的安慰奶嘴，让底层的贫困人口没有了最后的心理安慰剂。
同时，被解放的女性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后并不满足与被给与的权利，希望进一步的获得更多的权利，他们忽视了事情的变革需要过程，忽视了任何社会都有贫富差距和腐败， 忽视了他们所所获得的权利在当时来说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时代。
他们把巴列维政权视为“美国的傀儡”，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势力均对此强烈不满。宗教势力利用底层贫民对贫富差距和世俗化所引起的对立以及政治上的不自由和对反对的镇压，进一步激化矛盾。
这些人都忘记了，他们已经拥有了他们从来没有的东西，就像现在很多人刚吃上饱饭就开始思念以前的生活一样。
女性成为反国王示威的主力军之一。她们戴上传统头巾作为“反西化、反专制”的政治符号，与男性一同高喊反国王口号，甚至参与街垒战斗。
参与者包括传统宗教家庭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左翼活动家、巴扎（集市）商贩妻子以及海外留学生。许多人并非出于宗教虔诚，而是将戴头巾视为对抗巴列维强制世俗化、争取民主的象征。
女性在长袍下隐藏反政府传单与弹药，承担情报传递、伤员救护等任务，成为革命网络的重要节点。
巴列维做梦也想不到，他的改革给予了伊朗人权利，伊朗人却利用这些权利，否定了巴列维的政绩：
1963年启动的“白色革命”以土地改革为核心，使92%的农户获得耕地，并推动工业化、城市化。
1970年代人均收入达2250美元，一度号称“世界第九富国”。
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修建2.1万英里公路、17个机场，发电量增长近14倍，建立钢铁、化工、汽车等重工业体系。
赋予女性选举权（1963年），颁布《家庭保护法》限制一夫多妻、提高女性离婚权，出现首位女部长、女法官。
推行免费义务教育，文盲率从2/3大幅下降，1978年25%人口受过中学教育，18.5万人读大学。
建立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体系，人均寿命从41岁提高至51岁。
反对者仅仅把眼光盯在了腐败，贫富差距和政治不自由上面，完全忽略了他的政绩，认为这不可接受。然而，事后想想，巴列维政权的瑕疵就真的那么不可接受吗？如果当时肯定他的成绩，选择慢慢改变瑕疵会不会是更好的结局？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当恶霸横行的时候，所有人都唯唯诺诺，甚至都不敢指证恶霸的恶行，但是当一个侠客为民除害以后，那些唯唯诺诺的市民，却敢向侠客索赔在打斗中损害的财产，然而他们却对恶霸踢翻他们的水果摊默不作声。
卡特政府推行“人权外交”，对巴列维政权施加压力，限制其武力镇压，并在革命关键时刻拒绝提供军事干预，使国王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支柱。
一切因素凑到一起，最终让伊朗回到了原点。霍梅尼政权利用女性力量推翻巴列维后，旋即以“回归伊斯兰传统”为名，通过法律与社会政策将女性重新置于从属地位。
王朝的崩溃直接导致神权政体上台，女性权利倒退、国际孤立至今，巴列维时代成了伊朗一个曾经的传说。
许多参与革命的女性（尤其是世俗左翼）后来感叹：“ 我们帮助结束独裁，却迎来了更严酷的束缚 ”。
然而，这又是谁造成的呢？
对于一个变革中的社会，你在看到他的不足时必须同时着眼于他的变革，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不会一步到位，都是在变革中磕磕绊绊的前行，即便是美国妇女，也在不断地争取权利。
无限放大缺点忽略进步，最终的结果就像伊朗一样，在回归原点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反对的原来是自己最好的时代。
很多人在替伊朗的女性鸣不平，又有谁知道这是他们亲手为自己创造的未来。很多人期望美以帮助他们，但是谁又能保证事情不会再来一次？
现在的美以伊战争，又处在了变革的拐点，看看人口的构成，看看以前的经历就会明白，美以没有选择政权更迭作为首要目标是多么明智。
否则，很可能多年之后，新的傀儡政权又会在怒骂声中被推翻。
或许，委内瑞拉的现状是最好的结局。 实际上，这也是川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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