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前后，长江水面商船往来，武昌城头却另有一番热闹。新式学堂里，洋文、算学的声调此起彼伏，城内茶馆却还在议论科举场中的“探花张”。一边是老牌读书人的荣耀，一边是新学风潮的悄然兴起，这种夹杂着新旧交错的气氛，正好衬托出一个人——张之洞。
这位被人称作“张香帅”的湖广总督，既是洋务重臣，又是旧学宗师。骑在两条时代大河的交汇处，他自己心里也明白，手上握着的不仅是兵权和洋务厂矿，还有一件他最拿手、最得意的“兵器”——对联。
有意思的是，关于他和对联，流传最广的，并不是那些长篇巨制，而是一则看上去带点“刁钻”的小故事：他出一上联，明里是逗趣，暗里却是试人，用的是文人最熟悉的那点心思。对的人，要能应得巧；对不上的，也许就此被挡在门外。
一、从“张探花”的少年得意说起
看张之洞，得先看他是怎么走上仕途的。
1850年，他出生在贵州兴义府的一个官宦家庭。家学不错，环境优渥，算得上含着“笔墨”出生。与后来同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那些屡试不第的经历不同，张之洞在科举这条路上，就像一路开挂。
不到十四岁，他回原籍直隶南皮参加县试，中秀才，还是第一名。两年之后，又在顺天府乡试中拔得头筹，成了举人。再往后，会试、殿试一路顺风，最终一甲第三名探花入翰林。
这时候的京城读书人圈子，对他的评价大致就是两个字：狠厉。不是脾气狠，而是文采太猛，下笔成章，对对子更是张口就来。就连那些平日里喜欢刁难新科进士的老资格翰林，碰上他也不太敢露锋芒。
正因为少年得意，张之洞心里那股文人特有的自负，很早就生根了。他日后做总督、办洋务，也始终没丢掉这个底色。不管在朝中，还是在督抚衙门里，他对别人有一项最“好用”的试探办法，就是看对方怎么对联。
有人说他多事，其实在他看来，文如其人。对联对得好，不只是字句工整的问题，更关乎格局、学问和胆气。
二、从洛阳桥到洞庭君山：一个以对联“立威”的总督
张之洞的对联功夫，并不是做官之后才被发现的。早年间，他在文坛上就已经声名在外。
有一次，有人故意出个上联试他：“洛阳桥，桥上荞，风吹荞动桥未动。”这上联巧用谐音，“桥”“荞”交织，既要对得平仄工整，又得意趣相当，不是随便凑凑字就能过去的。
他几乎没怎么想，就回了一个：“鹦鹉洲，洲下舟，水使舟流洲不流。”地点照应，字音贴切，景象也活了起来。围观者心里其实都明白，这种对答速度，靠的不是一时灵感，而是平日积累。
真正让当时士林折服的，却是他写洞庭君山的那副长联。那副联子，几乎可以当一篇富有画面感的长文来看。
上联从“九派会君山”写起，汉水、沧浪、钱塘，一处处江河湖海被他拉进笔下。浪涛奔腾，云烟变幻，庙宇、洲渚、鸿雁、鸳鸯，全都点缀其间。读下去，不只是风景，甚至还夹杂着对靳尚、张仪、怀王、宋玉、贾谊这些楚地旧人的感慨，“同读招魂怀屈子”，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下联又转向声音世界，“三终聆帝乐”，伶伦截管，钟鼓龙吟，鼍吼波心，渔棹歌声，楚客洞箫，全是耳边之响。末尾点出湘灵、三闾大夫，神祠如在目前，情景交织，铺陈汪洋。
不得不说，在千年对联史里，这副洞庭君山长联，的确配得上“集大成”这三个字。也正是凭着这种自信，他后来在地方督抚任上，对谁有兴趣，往往不是先问籍贯履历，而是先看此人口中能不能接住自己抛出去的上联。
有些人觉得这有点“拿腔拿调”，但从他的角度看，这其实是最自然的一种“专业反应”。好比一个老将军，看人习惯先看马步，不算刻薄，只是本能。
三、孙中山门前的那副联：张之洞的“门槛”
在他用对联试人的诸多故事里，最有名的一件，是和孙中山有关。
那时孙中山刚从海外回国，名声已经在南方一带传开。有人引荐他去见身在武昌的张之洞。张之洞既好奇，又有点警惕，毕竟对这个“南方年轻人”的主张，心里多少有数。
孙中山到了门口，却先碰到一道“文字门槛”。门人递出一幅上联：“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言下之意不难懂——你不过读了几本《三字经》，就敢来跟一品大员论事？多少带点试探甚至轻薄。
孙中山没有推脱，也没恼羞成怒，只是略一沉吟，对出下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这一联，对仗工整不说，骨头也硬。既不卑躬屈膝，也没有狂妄无礼，读起来颇有股昂然之气。
张之洞听到下联，态度立刻变了，吩咐“请进”。他明白，这个年轻人眼界不在庙堂之尊，而是天下事。虽然自己不言革命，但对这种有理想、有胆识的后辈，心里还是敬重的。
从这一点看，他的“自负”并不狭隘。只要对方拿得出真本事，他并不吝惜尊重。对联只是一扇门，能不能跨进去，看的是对得出怎样的气度。
四、“四水江第一”的刁钻上联
说到这里，就到了那副题目里提到的上联。
那一年，梁启超自广东北上，在政论界已经小有名气。他参与“公车上书”，在报刊上写文章，激扬文字，颇受年轻一代推崇。但在许多老辈重臣眼里，这位南方小个子，不过是“维新派的小将”。
张之洞对这个名字，早有耳闻。这次见面，他依旧按自己的习惯，准备先试一试对方的功夫。当面对面坐下，他捻着胡子，露出一点笑意，缓缓吟出一句上联：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这副联，看似轻松，实际用心颇深。
“四水”，可解作江、河、湖、海之总称，也可转指江夏一地的四面水景。“四时”则是春夏秋冬。上联把“江”“夏”拆开，把“江夏”又和当地地名暗合，文字嵌套，颇为巧妙。
关键在后半段：“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句就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而带有明显的“试探意味”。字面上，是问人地之序；深一层，是在问：你我相对，到底谁高谁低？晚清一品大员当面对晚辈抛出这种话，多少透着点自得。
换成一般年轻人，要么赶紧自谦，把“第一”让给总督；要么逞一时之快，硬说要争个高下。前一种太软，后一种太冒失，在张之洞眼里都不算上乘。
五、梁启超的下联：既不躲闪，也不顶撞
梁启超听完上联，没急着开口。他懂得这里面的弯弯绕，更明白这次会面对之后仕途的影响。沉吟片刻，他给出下联：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是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这一联，修辞上先对得严谨。“四水”对“三教”，“四时”对“三才”，“江夏”之地，对“儒人”之身。结构上贴合得紧，不露空隙。
更妙的是气度。他把儒、释、道三教排在前面，把天地人“三才”放在后面。自己不过一个“儒人”，夹在中间，说“何敢在前？何敢在后？”表面极谦虚，意思却并不单纯是“我不如你”。
这句话换个角度看，就像在说：在三教大道和天地万物这样的“大框架”之间，个人名位其实都算不得什么。与其争第一第二，不如老老实实做个读书人，把事做好。这里面既有对张之洞的敬，也有对“争位次”这种执念的轻轻一推。
有趣的是，这下联同样暗藏着梁启超自身的底气。他很清楚，自己将来未必只是个科举出身的官员，而是要在思想、学术上动一番脑筋的人。站在这样的自我定位上，他既不愿充当简单的“追随者”，也没有必要去跟张之洞正面争位。
张之洞听了，忍不住拍案赞叹。既对得工，又懂得进退，这样的后生，在他见过的年轻人当中，确实不多。
六、两个“少年成名”的不同走向
从年龄上看，两人相差三十六岁。张之洞1850年生，梁启超1873年生。两人也都有“少年成名”的经历。
梁启超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二十出头便在京城会试，与老师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这一举动，在保守派眼里是“莽撞”，在新派眼里是“勇敢”。不论评价如何，有一点不能否认，他确实敢想也敢做。
张之洞对梁启超的态度，不能说是完全认同，却明显怀有几分欣赏。他自己的路，是在晚清体制内部推动洋务、创办学堂，努力“以新自强”。而梁启超，则更像站在体制边缘，试图以舆论和思想去撬动旧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场对联交锋，也是洋务派和维新派之间的一次“温和碰撞”。一个身在权力核心，一个名扬报章纸面，两人都不缺自负，只是自负的方向不同。
七、成就与遗憾：张之洞的“厂矿与学堂”
说回张之洞，他的自负并不是空架子。他在地方任职多年，确实做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实事。
在建设方面，他大力鼓吹“振兴实业”。在他参与主持下，两湖、两广、两江等地的纺织厂、兵工厂、铁厂相继出现。晚清那一点可怜的重工业基础，很多都跟他有关。后来有人评价中国早期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说的就是这一层。
在教育上，他同样下了狠功夫。自强学堂，是今天武汉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后来发展为南京大学的重要源头之一。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广雅书院等，则为地方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他写的《輶轩语》《书目答问》，也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作读书人的“指南”。
从这些实事看，他的确不是空谈旧学的腐儒，而是愿意在传统框架内尽量引进新知的人。只是他的选择始终没有走出“君主立宪尚未成形”的那条轨道，最终难免跟着大局一同陷入困境。
1909年，清朝已经显露出摇摇欲坠的迹象，他在忧虑中病逝。据传他临终前叹息“国运尽矣”，这句话，很能说明他那种既清醒又无奈的心情。
八、名臣之后：家教不等于子孙有成
值得一提的是，把目光从他个人的功业挪开，看一看家族传承，又是另一番情形。
张之洞一生有三妻两妾，共育有十三个儿子。按理说，这样的家庭背景，加上父亲高度重视教育，子女中应当不乏栋梁。然而历史记载里，他的儿子们不仅没出像样的政治或学术人物，反倒闹出两位汉奸。
他的十一子张仁乐、十三子张仁蠡，在抗日战争时期投向日本。尤其是最小的张仁蠡，在伪政权中为敌人效力，战后被新中国以汉奸罪判处死刑，1951年执行。这一结果，和父亲当年大力兴办实业、提倡自强的形象，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不能简单怪罪到张之洞身上，但也说明一个问题：个人德行与家族后代走向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正向对应关系。名臣之后，不必然贤孙满堂。
与此对照，梁启超的家庭，却常被后人拿来当“成功家教”的例子。他的九个子女，几乎个个有所成就。三子梁思永、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礼，分属考古、建筑、航天等领域，后来都在学术或工程界取得很高地位，“一门三院士”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更难得的是，这几个孩子大多有浓厚的家国意识。在各自岗位上，他们投入大量精力为国家建设出力，这种精神面貌，与父亲当年的理想追求并非毫无关系。
九、梁启超的多重身份与时代碰撞
与张之洞相比，梁启超的人生重心更偏向思想、学术和舆论。
他不仅是维新运动的重要鼓吹者，也是晚清到民国之际文化思想界的主角之一。他办报、写政论文章，宣传“新民”“新政”的观念；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在日本、加拿大等地活动多年。
在学术上，他撰写历史、哲学、政治等方面著作，自成体系。人们常用“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来概括他的身份，并不算夸张。
辛亥革命后，他回到国内，在北洋政府中曾担任司法总长等职务，算是正式走进政坛。但他最终的真正影响，还是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哪怕在政局起落的年代里，他的文章仍在知识界产生持续作用，这一点，是张之洞这样的体制内重臣所不具备的。
1929年，梁启超在北京病逝。那一年，北洋军阀的时代也已接近尾声，新旧政权在更替，社会局势仍十分混乱。他走的时候，距离他少年时设想的那种“强国图景”，依旧遥远。
十、一副对联里的两种自负
再回头看那场对联交锋，就能更清楚地看出两种自负之间的差别。
张之洞的自负，源自传统意义上的“科第功名”和切实政绩。他有探花出身，有一品官职，有实业、教育上的成就，站在晚清权力和传统文人体系的高点，自然有资格说一句“谁为第一，谁为第二”。
梁启超的自负，则来自自我定位：他不愿把自己局限为“做官的人”，而是要求自己成为“开新风气”的一代人物。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再到远赴海外写作，他把自己的才力，更多投向观念冲撞和文化建构。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是站在既有体系中的一种发问，也是传统名臣的本能侧写。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是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是站在大历史视野中的一种回应，也透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个人名位”的相对淡化。
不难看出，两人的落脚点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一个更关注在现存格局中如何有所建树；一个更在意未来格局是否可以被重新定义。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代角色的不同使然。
十一、不同的终点，同样的倾注
1909年的张之洞，临终前难免心有不甘。他推动新政、兴办洋务，却眼见朝廷积弊太深，外患日重，他明白自己所做的只是补破船上的几块板，终究救不得整艘船。
1929年的梁启超，坐在病榻上，身后的中国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多方势力你争我夺。他当年构想的宪政秩序、国民素质提升、学术革新等种种理想，只实现了极少一部分。虽有自省，却谈不上彻底放弃过对未来的期盼。
这两个人的人生轨迹交叠不多，却有一个共同点：各自在自己选择的路径上，几乎用尽了可用的精力。无论是在督抚衙门里苦心经营厂矿学堂，还是在报刊书房中挥笔疾书，他们都试图为这个多舛的国家找出路。
那副围绕“第一”和“第二”的对联，不过是一瞬间的文字游戏，却很巧妙地把两代人的姿态折射了出来。一位年长的名臣，和一位意气风发的维新志士，在短短几十字里，把自己的性情、气度和信念，露出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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