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缝隙里的人》，郑小悠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以“历史缝隙里的人物”为核心，择定12位经历传奇，但事迹不彰的清朝官吏，为之刻画生平。传主的生活时段大致呈均匀分布，通过他们的宦海浮沉、生活抉择与情感纠葛，串联起明清鼎革至清末民初近300年的历史变迁。作者聚焦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坚守，既借人物经历展现清代官场规则、基层治理、民生百态，又以同理之心挖掘人性的复杂与恒常，让读者从平凡个体的命运中窥见大时代的缩影。
>>内文选读
甲午战争前三四年，随着时局日坏，刘光第的情绪也日臻愤懑，言辞间大有思变之意，甚至借川省盐捐，批评颐和园工程。等到中日构兵，旅顺失守，他便朝夕痛切，急拟条陈四款，照例请本部堂官代为奏上。条陈的后三款无甚新见，唯“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一条，话锋直指太后干政。他先定下“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的基调，写到最后干脆进言：“况皇太后现已六旬，正当颐养天和，宁神谧志，皇上亦何忍以军务倥偬之急，更烦懿虑焦劳乎？应请皇上圣裁独断，即当重要事件，亦宜自运宸衷，无复重劳慈听。”刑部堂官见此狂语，无不失色推诿，不肯代为转奏。再询及相熟御史，亦不敢公然发此骇世危言。刘光第言不能进，志不能达，再顾不得什么慎之密之。在给刘庆堂的信中，他直戳戳表达自己含血喷天，裂眦嚼齿的极愤之情。事实上，这份条陈虽然上奏未果，但四处播扬，引起京师、各省“喧然传说”。他的名声或借此而起，但祸种也未尝不由此而植。
到《马关条约》签署既定，国土沦丧，金瓯残缺，连一向进取有为的刘光第也不免灰心丧气，写道：“兄每对人言，数年以来，穷也穷不死人。惟去年以来，所见所闻之事，真是要气坏人，愁坏人也！”他头一次萌生去意，当年秋天，便以回福建故里祭祖为辞，出都南下，由浙而粤，而广西、湖南、湖北，纵览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但此行的最关键处，却在他曾停驻武昌，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痛谈时事。
前文提到，张之洞曾于同光之际莅任四川学政，创立尊经书院。故其显达后，凡蜀中士人、尊经弟子，无不以香帅门生标高声价。刘光第虽在其离川后始得进学，且师出锦江，但凭着故地情结，在汉期间，也成功与张氏攀上交情。回京次年，赶上张之洞六十寿诞，他又代表川籍京官撰写寿屏，内中“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谟远猷，匡诲吾君”之意，很得张氏欢心。复经其核心幕僚、绵竹人杨锐为之转述，令光第大受鼓舞。他在京多年，除了同僚、同乡，一二座师，书信中几乎从未提到与哪家权势有何交往。难得如此机缘，他那颗将灰的心，又倏尔活络起来，一边继续哀叹朝局之坏，日甚一日，一边与杨锐密切联系，夤缘求进之意，是显而易见的。
刘光第，资料图片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一时舆论大哗，当政诸公束手无策，坐待瓜分而已。至于六部微员，如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则多积郁满腔，不吐不快。据茅海建教授研究，那份由大学士徐桐出头，请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枢以襄危局的著名奏折，就是由杨、刘二人出头运作，并代为草拟的。徐桐是光第会试座师，此时正不满翁同龢势力坐大，欲推出张氏以为牵制。而事先未得确情的张之洞，不愿插手朝廷龙争虎斗，所以几次借故推托，直至清廷中枢换班完成，百日维新拉开序幕。虽然事体不成，但可以看到，时至于此，一向冷眼热肠，声名不出表众的刘光第，已开始主动出击，试图接近权力中心，参与国家大事。惜乎经验匮乏，斡旋能力尤其不足。
除倚张自重外，游历闽粤，见识了不少新派思想的刘光第，回京后又在团结乡党、推动地方自强方面下起功夫。这一契机出自光绪二十三年的川南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川东洪水。巨大的自然灾害持续一年有余，蜀中各地石出滩涌，民不聊生，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许多地方已经出现全家饿死，乃至人吃人的惨状。即便如此，由《马关条约》摊派到四川民间的战争赔款，并未争取到因灾蠲免的政策，“军机处所拟上谕，又复巧为光润之词，漠然不着痛痒”。刘光第是平民出身，与民间疾苦最能感同身受。且他在京生计，多由家乡供养，值此危难，不能不一振其臂。彼时，川籍京官一体联名，向朝廷请赈，不但奏留地丁正税以为救济，再由各省开放赈捐，并发内帑、部款加以补充。又自行捐款，将各种津贴、印结、馆捐费用筹集起来，电送回乡。再与顺天府商量，委托京中“义赈”机构，组织官商绅士慷慨解囊。更发动“川人之服官各省者”，有钱出钱，庶几少饿死些人为是。在给井盐巨贾刘庆堂的信里，刘光第也不忘出言劝捐：“弟何妨禀明堂上两老人，大发仁心，倡集巨款，为救命之事。”
倡捐一事，大大提高了川籍京官的凝聚力，更让“恂谨寡交”的刘光第渐次积累威望。随着变法呼声日益高涨，他与杨锐等人也发起筹办蜀学会，募集经费，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外教师，讲授时务之学。到戊戌年初，又加入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从形式上成为维新派一员。不过就性格作风而言，直到变法前，刘光第的社会交往仍极有限，他与康有为“未尝通达拜，但于保国会识一面”，与梁启超“未稔，故不能详记行谊”，与谭嗣同“尚未识面”。显然，那些串联乡党、大张其势的工作，多由杨锐出头张罗，刘光第厕足其间，或起到出谋划策、身体力行的作用。
从政治底色看，刘光第的维新主张仍以办报办学、富国强兵为主，并没有走到兴民权、建议院、立宪开国会的政体变革一路。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也更近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人际交往看，他与“康党”无甚相干，如果强为之说，或可与杨锐并作一伙。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他痛恨太后秉政，皇权旁落，除《甲午条陈》外，即变法前后，也多次议论帝后关系，企盼着“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上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因为刘光第以沉毅稳健、不阿不党著称，研究者常将他视为维新派的“压舱石”。事实上，其人疾视西后，由来已久，诗句中多用“女祸”等意象，在这一问题上的激烈程度，亦不下于康、谭等人。
变法伊始，刘光第经湖南巡抚陈宝箴保举，奉旨召见。他说自己的奏对“颇详直”，不定就流露出君权独断的一贯见解，让光绪帝大生知己之感。随后，他被超擢为四品京卿，与杨锐、谭嗣同、林旭同时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自光绪九年（1883）进士及第起，他候补刑部主事，沉滞十五年之久，值此而一举升腾，连自己也如梦如幻，称为“异遇”。
刘光第入值军机，是农历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初六日即逢政变，不数日而罹难身死。八月初一日，他给弟弟光筑写下家信，称此时人情不定，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四军机骤然大用，遭人嫉妒诟病，目前势同水火，将来恐成党锢之祸。书信的措辞虽有忧虑，却是家常口气，压根读不出绝笔的味道。除了略述新政与党争，在信中，他还关心沱江水灾、祖茔安全与家乡收成。责怪弟弟脾气执拗，通信稀疏，想叫他来京学医，做个有用之人。他又习惯性提到自己的经济压力——既然成了内廷红人，要到颐和园当值，那么买马匹、置貂褂、添仆人，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开支。可他不肯拿军机处的灰色收入，也不要外省炭敬，所以过日子的繁难，比做冷曹官更甚一筹。
家人接信不知何许，但以富顺距京的遥远，书信送到之日，刘光第，这位年仅四十岁、励节如冰而气骨森严的川中之杰，大抵已经喋血闹市，魂归不朽。与谭嗣同一样，政变后，刘光第“坐以待捕”，没有任何逃亡打算。这与他家累沉重、社会关系简单，仓促间逃无可逃有直接关系。且其久任刑部，是“断罪当引律例”的坚定信仰者，对一道懿旨人头落地的可能性，预估明显不足。当年撰写《甲午条陈》时，妻子劝他慎重，光第回答道：“本朝宽大，不杀言者，至凶不过出口尔。且我条陈中措辞尚颇得体，即有不测，不过革职。”等到变法失败，他也自以为言行谨慎，无偏无党，即遭人倾陷，至多不过遣戍而已。
“本朝宽大，不杀言者”，放在文字狱横行的清前期，俨然笑话一般。嘉道以降，罗网渐弛，就难免让读书人犯起了幼稚病，忘记政权本性酷烈，屠刀未起，不过是备而不用。等到了法场上，腾腾杀气泰山压顶，作为“老刑部”的刘光第，或许才生出死期将近的觉悟。按照惯例，京师处决重犯，多由刑部满汉右侍郎及刑科满汉给事中监刑，而这一天端坐中堂的，却是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他是比刘光第资历更深得多的“老刑部”，或称前辈模范，也不算过誉。
刚毅是满洲人，但出身贫寒。他以旗人特有的翻译科生员出身，在佐吏微员的职位上几经辗转，同治七年进入刑部，成为额外主事。此人生性要强，研读律例极为用功，又屡次平反冤狱，被视为满人中不可多得的吏干之材，深受尚书翁同龢赏识，走上刑部技术官僚最令人羡慕的仕途快车道。他于光绪六年从刑部外放，一路开藩建节，甲午前经翁氏援引，入枢成为军机大臣。从零散的时人日记中可以看到，刚毅外放后，与刑部老班底的联系仍很密切，时常有信寄来，或借进京机会请客叙旧。光绪二十三年，他短暂担任过“大司寇”一职，刘光第虽称“高节独行”，对这位权威赫赫、大名鼎鼎的老前辈、老领导，怕也不能全无认识。
在刑场上，绞杀变法的旧党魁首刚毅，和其他五人是政敌，唯与刘光第，在政敌之外，还兼有同为法律人的特殊渊源。或许正基于此，那番振聋发聩的“刘光第之问”，被兀地激发出来。《清史稿》记曰：
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杨锐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
可以看到，哪怕生命进入最后一刻，对于大清王朝，刘光第也有深入骨髓的信任。他以为同出刑部的刚毅该和自己一样，所以才用制度、法律、国体加以诘问。毕竟，照他最推崇的恩师张之洞所说：“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如今供未具，狱未平，律无正条，私意诛杀，以忠贞蹈白刃，贤能填沟壑，则暴政将亡，可知之矣。
原标题：《刘光第：一个不合时宜的官员之死》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金久超
本文作者：郑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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