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能看见各种各样的国际新闻，国际局势和国际政治比以往更引人关注，同时也比以往更令人不解。
事实上，专家学者也在不断自我拷问：“是我们错了，还是世界错了”。一方面，全球进步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方面，偏见和对立又卷土重来。
这是为什么？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庞珣教授指出，我们过去习惯的国际政治是“冷”的，政治逻辑在“冰冷的”理论制度框架内展开，外交官们在谈判桌上精确计算利益、权衡实力，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焦虑与愤怒的“热政治”时代。
庞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教授、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主任。
这本《焦虑与愤怒时代的全球风险政治》，正是她为这个世界开出的一份诊断报告。
1
风险即政治
从利益计算到风险驱动的底层逻辑
在这本书开头，庞教授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视角：国际政治的底层逻辑正在从“利益驱动”转向“风险驱动”。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逻辑中，国家行为体被视为冷冰冰的计算器，即便竞争也是为了利益最大化。然而，这种冷静的理性主义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隐藏变量”——风险。
风险的政治维度被忽视了，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认为，风险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诞生即政治，政治与科学通过风险相互缠绕。
道格拉斯（1921—2007）认为，关于风险的一切都“并非关乎危险的事实，而是关于风险如何被政治化”。
风险不再仅仅是外部的偶然冲击，它已经内化成了政治运作的燃料。许多现象在“冷政治”框架下是极其不理性的，但在风险的“热政治”逻辑中却有着冷酷的合理性。
在这种转变中，那种追求效率最优的“一元理性”正在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理性之间的激烈碰撞——人、社会和政治的意图总是多元的，无法同时加以最大化。
2
风险何在？
被风险扭曲的时间感与空间观
在理解了风险的政治本质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审视它如何像一个强引力源，扭曲了政治展开的坐标：时间与空间。
在庞教授看来，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是“时间盲”且缺乏空间想象力的，它将时空视为一成不变的背景；而风险政治则赋予了它们全新的、极具张力的生命。
图｜《锅盖头》剧照
首先是“时间性”的重构。现代政治正变得前所未有地“深陷未来”。但这个未来不再是充满希望的宏大愿景，而是一个充斥着偶然性与猜测的“认知黑市”。
因为风险在本体上是不稳定的，未来在任何时刻都像是一种虚构的博弈。这种不确定性让政治趋于极致的保守，人们不再关注如何获得未来的福利，而是一心扑在预防“损失型未来”上。
在这种逻辑下，当下和未来的每个时刻，都成了下一个“不容错过但又为时已晚”的时机。于是，为了重获可控感，各种紧迫的时刻表和预警系统不断涌现，塑造了一种过敏且压抑的政治氛围。
未来不再敞开大门迎接勇士，而是成为焦虑和愤怒的人们挣扎反抗的对象。
其次是“空间性”的错位。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领土边界被视为国际秩序的“元规则”。然而，现代风险却是流动的、无孔不入的，它拒绝承认物理上的内外分割。
庞教授指出，风险的空间性充满矛盾：它一方面促成了超越国界的全球治理理想；另一方面，它又促使权力回归最古老的策略——阻断与隔离。风险的知识往往与地图重叠，通过划定边界来确认“谁”构成了危险。
最终，这种被扭曲的时空观，使人们在支离破碎的坐标系中，艰难地重塑着全球政治的疆界。
3
焦虑与愤怒
全球政治乱象背后的范式变迁
为什么今天的全球政治充满了焦虑与愤怒？庞教授指出，这种乱象并非像表面看来那么矛盾和无序，它是“风险—安全”范式对传统“威胁—安全”范式的全面替代。
在过去，安全就像一盘“国际象棋”，国家分列楚河汉界，应对的是意图清晰、来源聚焦的物理威胁。然而，当风险成为新的安全焦点时，棋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复杂网络。安全不再是消灭某个具体的敌人，而变成了对那些模糊、流动的“不稳定性”进行永无止境的管理。
“棋盘”意象已成为过时的战略思维。
这种范式的转向引发了深层的心理震荡，首先就是本体安全感的丧失与焦虑的泛滥。当风险管理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和个人往往陷入一种疲于应付的状态，原本清晰的自我认同和秩序感被打破。
为了摆脱这种由于不可控而产生的深层焦虑，愤怒便作为一种情感防御策略登场了。通过回到地缘政治的“心理地图”，人们将漫无边际、难以名状的焦虑转化为对特定对象的地缘对抗与愤怒。
然而，这种情感政治的回归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庞教授犀利地观察到，人们越是动员全民去识别和管理风险，风险就越是在治理的过程中层出不穷。最终，人们在风险的迷雾中，通过愤怒寻求确定性，却往往制造了更大的风险。
焦虑试图追求关于风险的客观真相，而愤怒拷问的重点是“究竟是谁的错”。焦虑和愤怒既是两种相悖的政治力量，但又可以策略性地相互转化。
在转化与循环中，焦虑与愤怒既是全球乱象的诱因，也是风险政治留给时代的剧烈阵痛。
4
重思“风险”
一个有史以来不绝的话题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为我们理解风险的政治性提供了一条线索。
风险的本质在于“未知”，而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上就是不断尝试将这种“防不胜防”的未知转化为“可感可控”的确定性。
在蒙昧的古代，这种辨识权被垄断在祭司与巫师手中，他们通过神权叙事缓解群体的焦虑；随后，这种权力转移到了如孙武、诸葛亮般的智者手中，他们用理性与经验取代了鬼神；直到近现代科学革命爆发，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量化风险、验证因果的精密工具。
科学革命的到来，改变了人类认知风险的路径，但是风险绝非“纯粹的客观过程”。
然而，庞珣教授在这部著作中揭示了一个更残酷的真相：风险辨识从来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科学过程，它始终笼罩在三重阴影之下。
首先是认知的局限，无论是海量数据还是人工智能，都无法完全模拟社会系统的深度复杂性，这让我们的预测往往带有先天性的盲区。
其次是情绪的迷雾，风险自带的焦虑感会像放大镜一样，将微小的波动幻化为致命的威胁，甚至让似是而非的偏见演变为社会共识。
最复杂的则是政治的博弈，谁拥有了辨识风险的话语权，谁就握住了政策方向与资源分配的权柄。正如气候变化议题背后，传统能源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计主导“气候风险话语权”。
只有穿透认知局限、情绪效应与政治博弈的重重干扰，我们才能利用科技手段真正看清风险的底牌。
5
何去何从？
一条通向"以人为本"的全球政治路径
如果你坚持看到了这里，或许也难免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如果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焦虑与愤怒无法避免……
庞珣教授并没有止步于冷峻的诊断，她提出了一条通向“以人为本”的全球政治路径：焦虑和愤怒虽然是两种负面情绪，却也有它们的积极意义，既能够揭示那些曾经被掩藏和忽略的问题，也赋予政治变革以慎虑和勇气。
她还指出，追求安全并不意味着消灭风险，甚至不等同于控制风险。接受不确定性和风险，避免在焦虑和愤怒的驱使下产生对风险不可容忍的态度和倾向，或许是克服“安全越追越跑”悖论的唯一出路。
在这个焦虑与愤怒的时代，唯有重新拾起对他人的信任和对“人之为人”价值的坚守，人们才能在波涛汹涌的风险之海中，为人类文明找到那枚沉静的、理性的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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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焦虑与愤怒的风险时代，
如何从消灭威胁到管理风险？
北京大学庞珣教授带你拆解
风险背后的认知、情绪与政治逻辑！
-End-
观点资料来源：
《焦虑与愤怒时代的全球风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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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时代中
不被焦虑淹没，不为愤怒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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