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所撰纪念碑铭中的这两句话，近百年来在知识阶层有着无数拥趸，不少年轻的文化精英更以此两句话作为人生的座右铭。
但是，孔子反复告诫我们的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那么，我们的人生究竟应奉“独立”“自由”、还是奉“毋我”“无邪”为箴言呢？窃以为，我们既不可片面地用陈寅恪的观点否定孔子的观点，也不可简单地用孔子的观点否定陈寅恪的观点，两家的观点看似水火不容，其实乃奇正相生，离则两伤，合则双美。
孔子的观点是人生准则的大前提，所谓“天下为公”“克己复礼”是矣。“天下为公”是指每一个人都应该以“仁”为本而不可以自我为中心；“克己复礼”是指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社会的公共秩序而不可随心所欲地特立独行。这就是“无邪”与“毋我”。
鲁迅说过：“特别未必定是好……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同别人一样的好。”《孟子》更认为：“圣人之于民，亦类也。”都是讲人生的这一基本原则和大的前提：同大家一样，不要成为社会的另类。
但《孟子》又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指出孔子虽在基本方面与大多数人一样，但大多数人只为普通人，孔子却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有着“出类拔萃”而不是“与众不同”的精神与思想，所以能在“天下为公”“克己复礼”的人生中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包括周公制礼作乐，也正是思天下人之所想而更周全，行天下人之所事而更完美，而绝不是如《荀子》“圣人非相”那样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所以能“天下归心”。黄庭坚认为真正的社会精英，应该“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而不可平日里大异于俗人，“临事一筹不画”。同样主张从“圣人亦类”而不是“圣人非相”来认识“毋我”“无邪”与“独立”“自由”的辩证关系。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到：“《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人人“独立”“自由”却离心离德，与万人“毋我”“无邪”而同心同德，于家国的兴衰之不同，有如此者！
唐云先生曾对我讲：“画画，既要有我，又要无我。”具体而论，为他人作画，便要用心按他人的要求去创作；纯为自己的灵感冲动作画，便按自己的想法去创作。于“毋我”“无邪”与“独立”“自由”辩证关系的人生观建设，不乏有益的启迪。若非此理，唯“独立”而“独立之精神”，一定困于不能“独立”的孤愤不能自拔；唯“自由”而“自由之思想”，也一定困于不得“自由”的苦痛难以自解。
常有精英分子艳羡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成王败寇、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精神最活跃的时代。不知孔子的理想社会恰恰是“郁郁乎文哉”的西周，不同人等都遵从了礼乐，既分别又和谐着上下长幼尊卑的等级和秩序，天下为公，斯文在兹，毋我守礼。不幸而礼崩乐坏，“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安分守己的“思无邪”变成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的“彼可取而代之”（项羽），恪守本职的“行无事”，变成了僭窃弑逆的倒行逆施。孔子删《春秋》，欲惧乱逆贼子的“独立”而治邪说暴行的“自由”，但潘多拉的魔盒已经被打开，释放出来的魔鬼又怎么收得回去呢？一部二十四史也就成了《春秋》变本加厉的重演。
一言以蔽之，我们既需要“独立”“自由”，更需要“毋我”“无邪”。正如闻一多所说：“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条件，即使是强权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如果说，“毋我”“无邪”是生活必要的秩序，那么，“独立”“自由”的意义便在于打破秩序的强权，而绝不是颠覆“秩序”。
原标题：《我们的人生应奉“独立、自由”，还是奉“毋我、无邪”为箴言呢？| 徐建融》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本文作者：徐建融
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为新华社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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