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7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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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以伊冲突骤然升级，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封锁威胁，引发全球市场对石油危机与恶性通胀的普遍忧虑。我认为，此轮冲突虽已深度嵌入美国全球霸权的博弈框架，但其诱发系统性全球经济危机的概率依然有限。当前全球原油市场总体处于供大于求的格局，加之美国已从昔日的石油进口大国转变为主要出口国，这一结构性变化使本次能源冲击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存在本质差异。尽管战事胶着将在短期内推升油价、加剧通胀压力，但在产能跨区调配的弹性对冲与美国战争成本的政治约束下，能源价格终将褪去短期风险溢价，回归基本面并稳定在新的均衡区间。
一、中东冲突演进或超美国预期，战争外溢风险持续凸显
在分析当前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逻辑前，必须首先厘清冲突背后的地缘政治诉求与大国博弈机制。地缘军事行动往往是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延伸，而本轮美以伊冲突的演进路径及其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外溢效应，已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美以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战争的胶着程度远超美国的初始预期。美国最初发动战争的核心战略目的是推翻伊朗现政权，迫使伊朗彻底弃核。从表面上看，这个政治和安全目标似乎与全球能源市场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特别是当伊朗决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实质性地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时，这场局部战争便迅速演化为影响全世界能源供给的重大宏观经济事件。在采取军事行动前，美国必然有过推演与评估，但我认为，当前的战争进展与外溢程度，大概率超出了其最乐观的设想。
美国试图通过内部反制力量实现政权快速更迭的战略预期难以达成。美国此前的评估中，最理想或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决定性成功，甚至寄希望于伊朗国内的反对派能够里应外合，迅速推翻伊朗现政权。但从现实约束来看，伊朗是一个社会管控能力极强的中央集权国家，内部反对力量并不具备颠覆现存秩序的资源与组织基础。在这一大背景下，美以伊战争的走向变得异常复杂和难以预测。
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伊朗牵制全球经济的核心筹码。从常规军力对比来看，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基本控制了伊朗的领空，海上的控制权也基本确立。伊朗的海上力量相对薄弱，其防守和反击主要依托于岸基导弹和一些轻型武器。但霍尔木兹海峡的特殊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伊朗以弱制强的关键战略支点。一方面，伊朗可通过封锁海峡、扰动航运以控制全球能源供给、推升国际油价；另一方面，可对海湾国家油气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进一步放大其战略威慑力。伊朗当前的反击行动将冲突的经济代价显著放大，也显著超出美国的掌控预期。
从维系美国霸权与美元地位的视角来看，美国发动地面战争或势在必行。对于美国而言，冲突的战略沉没成本已然形成。若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后仍未能实现政权更迭，且伊朗继续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这将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造成严重威胁。在未能解除供应链梗阻的前提下宣告撤退，不仅意味着军事层面的受挫，更将深远地削弱美元的全球信誉与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出于维持帝国实力与战略信用的核心诉求，美国大概率将打破现有的打击模式，甚至介入地面军事行动，以彻底消除对关键海峡的控制威胁。
二、通胀预期客观存在，但难以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
伴随地缘冲突升级，国际原油价格快速上行，市场对于全球石油危机重演及大宗商品价格失控的担忧情绪显著升温，部分机构甚至给出130美元/桶至150美元/桶的极端预测。但基于对宏观基本面的分析，我认为当前局势尚不足以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
本轮能源价格波动与上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存在本质结构差异，核心在于美国在全球能源分工中角色的历史性逆转。在历史上的石油危机中，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中东供给断裂对其宏观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滞胀冲击。但时至今日，得益于页岩油气革命，美国已实现能源独立并跻身主要石油出口国序列，在当前的油价上行周期中，美国通过能源出口获取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与超额利润。尽管高油价同样会抬升美国国内的物价中枢，加剧通胀压力并拖累部分消费，但从国家整体的宏观资产负债表来看，其对能源价格暴涨的承受与对冲能力已发生根本性改变。
全球原油市场长期供大于求的底层逻辑并未发生逆转，产能的跨区调配机制将有效平抑价格的极端波动。从长期趋势观察，石油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权重正处于下降通道。一方面归因于美国的供给端增量，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中国在能源安全与新能源替代领域的深度布局，中美两大经济体对传统石油冲击敏感度的降低，极大削弱了石油危机对全球经济的系统性破坏力。从大宗商品的供需基本面来看，全球石油的探明储量与潜在产能总体上维持供大于求的格局。即便局部冲突导致短期供应收缩与运输瓶颈，全球其他产油国（包括俄罗斯、拉美及未受波及的OPEC国家）的闲置产能释放，仍具备弥补供给缺口的调节能力。
中东冲突的持续时间将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周期的严格约束，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更偏向于阶段性扰动。地缘冲突的演进不仅受制于军事力量，更取决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成本。今年11月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通胀数据与油价将直接影响民众预期与政治选票。此外，通胀压力的反弹已扰乱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计划，降息预期的后延将对美国的投资需求与资本市场估值产生压制。在双重压力下，美国政府具备在短期推动冲突收场的强烈诉求。无论是通过军事胜利或是达成某种政治妥协，只要关键航道恢复通航，油价的风险溢价出清与中枢回落将是必然趋势。
三、中国经济受能源冲击的“痛苦指数”相对较低且具备主动作为的空间
在全球能源供应链面临剧烈波动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必然会承受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然而，深入剖析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可以发现，我国在应对本次外部冲击时具备较强的战略底气与系统性韧性。
前瞻性的能源安全战略与石油储备，构筑了中国抵御外部供应链断裂的核心缓冲机制。面对突发的地缘动荡，中国长期建设的石油储备体系发挥了关键的“平抑”功能。据国际主流分析测算，中国当前的储备规模足以对冲长达9个月左右的极端断供风险。这意味着，即使在最悲观的航运封锁情境下，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转与生产生活能源需求仍能得到有效保障，避免因能源短缺引发经济停摆。全球对比下，中国在本轮冲击中的宏观经济“痛苦指数”显著低于其他高度依赖进口的工业化经济体。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升国内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与物流成本，但相较于欧洲、日本、韩国等能源结构单一、对外依存度更高且议价能力偏弱的经济体，中国所承受的供应链反噬与通胀传导效应相对温和。
多元化的进口策略与庞大的内需市场，赋予我国一定的能源定价话语权。长期以来，中国坚决规避单一区域的供应链依赖风险，大力推进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布局。尽管我国约30%的原油进口需途经霍尔木兹海峡，但在区域供应受阻时，仍可通过俄罗斯、中亚、南美及非洲等渠道快速弥补供给缺口。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石油供大于求的常态下，中国作为最大买方，掌握着不容忽视的市场势能。我们庞大的需求缺口不仅是安全挑战，更是统筹全球资源、构建能源安全合作体系的核心谈判筹码。
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持续深耕，实现了全球气候治理诉求、ESG理念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深度融合。过去数年间，中国在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及新型储能技术上的资本与技术投入规模居全球首位。我们成功地将源自西方话语体系的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内化为驱动中国能源体系重构的内生动力。这不仅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治理担当，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约束，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保障。新能源产业链的突破，已成为中国抵御外部能源危机最可靠的防御机制，在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同时，创造了庞大的绿色投资需求。
更为深远的是，新能源产业的规模化扩张，为中国在下一轮以高算力为核心的全球科技博弈提供了低成本、高稳定性的关键要素支撑。评估新能源战略的宏观价值，必须跳出单纯的“能源替代”框架，将其置于大国科技竞争的宏观维度。未来全球经济的制高点竞争，高度聚焦于芯片研发、GPU制造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前沿技术领域。此类高精尖技术的发展，本质上是对算力与电力的海量吞噬，未来的数字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能源竞争。因此，一国能否持续提供充裕、廉价且绿色的电力要素，将直接决定其在未来科技战中的核心比较优势。中国在新能源发电与储能领域的爆发式增长，正是为迎接高耗能科技产业竞争所储备的最强底层支撑，为中国经济的数智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能源基座。
四、保持战略定力，以内需驱动与供应链自主对冲外部不确定性
面对中东冲突的持续升级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加速重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国家战略方向的锚定更须具备长期主义视角，在地缘政治关系恶化的外部环境中稳住自身的发展步伐。
持续关注地缘政治博弈局势，保持战略定力，审慎发挥我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作用。全球战略格局正处于动态再平衡阶段，地缘政治版图时刻处于变动之中。从大国博弈来看，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泥潭，对伊朗的军事支援能力受限，这成为美国选择此时对伊施压的重要契机。历史上伊朗与俄罗斯具备军事协作基础，俄乌冲突初期，俄方曾大量使用伊朗无人机等武器装备，双方形成深度战略合作。若后续俄乌冲突落幕，俄罗斯全力支持伊朗，美伊对峙格局或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背景下，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审慎处理与美国、俄罗斯、伊朗之间的关系，在规避地缘风险的同时，稳步维护自身能源安全与发展利益，积极推动地区局势缓和与全球治理体系完善。
坚定不移地深化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强化多元化进口与高水平储备的制度安排。能源的安全供给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前提。本轮外部地缘冲击再次印证了我国前期能源战略布局的前瞻性与正确性。未来需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完善涵盖多品类、多通道、长周期的国家能源保障体系，进一步筑牢能源安全防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通过构建强大的内需市场和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经济的内生抗风险能力。外部环境的剧烈波动更加凸显了夯实国内经济基本盘的极端紧迫性。一方面需要持续扩大和提振内需，通过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优化消费环境以及引导有效投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国内大循环在外部冲击加剧时能够发挥“压舱石”作用；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关键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特别是在能源、核心原材料及关键中间品领域，通过多元化布局、技术升级与制度保障提升供给体系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总体而言，中东地缘冲突虽加剧了全球宏观经济的外部不确定性，但对中国来说，只要坚守能源安全底线、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构建强大内需体系与现代化供应链网络，就能平稳化解外部冲击，在全球政经格局的深刻演变中实现稳健发展。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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