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凉州文人必读文章：常道直《学校中几个实际的问题》|学校中几个实际的问题|常道直|教务|教员|教职员|教育|校长撑伞

常道直（1897—1975），又名常导之，江苏南京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1925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获教育学硕士学位，随后赴英、德等国继续研究。回国后，常道直长期投身高等教育，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著有《比较教育》《各国教育制度》等论著，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编者按语

常道直先生的《学校中几个实际的问题》一文写于1921年，正值中国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变革时期。教育界作为思想革新的前沿阵地，正积极尝试打破旧有模式。本文正是对这一时期教育改革者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的一次深刻回应。作者以回信的形式，针对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来函所提的三个“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首先，针对“学生自动的事业”为何“无形消灭”的问题，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内心的兴趣”。作者举例批评“学生将学校视为‘商店’，将自己视为‘顾主’”的错误观念。他主张，必须重塑学校生活观，让学生明白自己与教职员同为学校的分子，共同肩负着“完满的学校生活”的责任，如此才能激发真实的、不易枯竭的自治动力。其次，关于“学校组织的根本改革”，作者高度赞同来信者“打破教职员界限、精简机构”的提议，以西方在华所办学校为例，痛陈当时公立学校“人浮于事”的弊病，并提出一套务实方案，即在必要分工的基础上，让教员分担部分校务，并大力提倡雇佣学生为助手，此举既能节省开支，也能锻炼学生能力，并帮助贫寒学生自食其力。最后，对于推行“学科制”所遭遇的教员阻力，作者分析了“笃信旧制者”和“胸怀成见者”两种反对心理。作者鼓励改革者，应视反对意见为完善计划的契机，而非畏缩不前，通过充分沟通容纳，最终“或能达到最后的胜利”。

本文直面学校管理的积弊，试图用“效率”与“共同生活”来重塑校园，生动折射出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起步时的艰难与不易。

原文刊于《教育杂志》第14卷第2期（1922年出版）。

学校中几个实际的问题

文｜常道直

几天前，我接着某省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某君的一封信，内容是要和我讨论学校中几个实际问题。我和某君向未识面，而所讨论的又是实际方面的问题；一个毫无办学经验如我的人，本来不配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后来想到“贡其一得之愚”一句的惯语，就冒昧地覆了一信。现在我想到某君所提出讨论的问题，不是一校特有的情形，乃是一般学校所常遇见的。我的覆书忽促作成，说得很见透澈，恐未能满某君的期望；所以决计将原来的覆信扩充说明，希望实际上负教育责任者共同商榷。至于原函因某君不欲宣布，所以仅摘录其中数个要点。

原函所讨论的要点有三：

一、关于学生自动的事业；

二、关于学校组织之根本的改革；

三、关于学科制。

兹依次讨论之如后：

原函云：

“去年以来，提倡学生自治，鼓励学生服务：开演讲会哪，办新书贩卖部哪，初办的时候未始不高兴得很；到了现在，差不多是无形消灭。我考察原因：一则是学生缺乏自动的能力，一则是教职员没有指导的方法。”

学生自动的事业——如自治，演讲会，社会服务（如办平民学校之类）——自然非学生有自动的精神与能力不可；但是进一步观察，没有原因不能有结果，没有刺激不能有反应。自动的能力亦是如此，决非无因而发生的，必须有一些事物鼓动他才行。在教授上如此，在训练上（自治等事为训练之一种手段）也是如此。换言之，自动的能力必须有一种原动力去鼓动他：这种原动力就是“兴趣”。

无论个人的或群体的事业，想使他常在进行不辍中，有两种方法或原素：

一、外部的权力。

二、内心的兴趣。

所谓“外部的权力”，就是指用奖赏、惩罚、威吓等手段。这些方法是从前学校管理训练上所通用的，目前虽易收效，但结果每致学校中充满一种不自然的空气。学校中自治及他种自动事业的目的，是要矫正这种弊端，当然不能应用外部的权力；所以唯一方法只有引起他们内心的兴趣。

如何才能引起学生对于自治等事情的兴趣呢？我以为第一步当改正以前学生对于学校生活的谬见。凡曾经办过学校和曾为学生的，大概都可以承认下述的事实。一般学生的心理每存着一种偏见，以为学校中教授、管理、执行规则等都是教职员方面专有的职务，学生所有的事只是缴纳必需的费用和到教室中受课。用譬喻说，学校犹如一个商店，教职员是店伙，学生是顾主；教职员是贩卖者，学生是购买者。似此教职员与学生的目的趋向各异，怎样能希望他们，对学校公共事务（就学生自治言）发生兴趣呢？又怎么能由此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呢？我的朋友某君在某师范学校当教员，有一次来信叙述他们改革计划的失败，中说：“我们提倡学生自治，学生偏说非他们分内所有的事。我们主张由学生自己组织食事委员会，照料饮食，学生偏反对，说不如由职员经理，让他们来现成享受的好……”这是极端的例子，固不能代表学生全体；但一般学生对于学生自治多半持冷淡的态度，乃是一件不可隐讳的事。这种心理实学生自治上一大障碍。

想纠正这种偏见，首在于教授及管理上使学生渐渐明了学校生活的真正目的。学校是一个社会的组织，教职员与学生都是分任学校事务的分子。职位虽然不同，但是对于学校生活全体的责任是一样的。所以学校本身的事，是教职员的事，也就是学生的事；学生处理自治的事，就是处理自身的事。学生与教职员的目的，都在获得完满的学校生活。由此而产出真实的兴趣，不易枯竭的。

我个人所知的学校有限，但就我所知的几个学校看起来，学生自动的事业，如公众演讲、出版物等，多渐趋消灭的境况。专就学生自治说罢；我偶然和“有自治会的学校”的友人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悲观，便是很冷淡，似乎极不愿意过问。有人说：“现在多数学生对于自治非常淡漠，选举自治委员多视为无足轻重的事。选出的职员，每因多数学生不负责任的结果，便包揽一切责任——权力当然随之——造成一种寡头政治。于是或则鼓起风潮，故意与教职员方面为难；或则借此与职教员联络，以冀为自己进身的梯阶。”这话就多数学校的情形说，诚不免形容过甚；但一切事情大抵利害参半，这种变态的情形也是事实上所不免的；所以我认为很值得教育者注意。

我所谓学生内心的兴趣为维持个人或社会事业常在进行中的要素；这“兴趣”一词，切不可误会。在前述变态的情形之下，那少数人对于事业固然也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实在说，这种兴趣不过专为个人的利益（按Interest本有兴趣及利益两命意）。我所指的不是这种兴趣——少数人的——乃是大多数人对于自治的兴趣；其目的就在共同生活的维持，其结果就是共同生活习惯的养成。

原函说：

“今年暑假期间，我把学校的组织及学制课程大大地改革一番……我主张打破教职员的界限，把校务分作若干股,由各教员分担。”

这种计划可算是对于旧式组织之根本的革命，很有可研究的价值。学校组织分庶务与教授两大部，实出于“分工”的作用。按经济学上的原理，分工制乃是最有效率的工作方法。学校内部组织既然是很复杂，自不能违此原理。学校中如管理、训练、卫生等，现已成为专门的技能，非会经专门的训练者，不能胜任愉快。况且中等学校教员所担任的功课，大率在十六七点钟以上；翻参考书，编讲义，已觉疲于奔命；庶务指教授及直接与教授有关以外之一切事务，至为繁琐，似乎再不宜担负这种苦劳。即使教员有充分闲暇，也应当使他研究学术，以期时常与世界最新的学术相接触。至于一般教员能否做到这一步，那是另一问题。

但是某君的主张，对于那些组织太复杂雇用职员太多的学校，的确是一个当头棒喝（于此，我不想，也似乎无须举出具体的学校来证明）。我们承认分工与效率是相关的。但分工与人数的递加，不一定成正比例。工作数量小而人数多，最足为效率的障碍；因为人浮于事，而事反多不能举办。

我们对于外人所办的各级学校，固然不能完全满意；但关于组织上，我以为很有可取法的地方。例如某教会大学（合中小学校学生数约在五百人以上）。除校长外，会计与秘书各一人，图书馆二人，学监舍监各一人，各科主任二人，兼学生注册选科事，又其他职员数人。会计、书记、图书馆、博物理化试验室、主任室、校长室，都用在校学生为助手，按钟点给值。返观我国官立学校，其职员数较之每超过四五倍。事实上，外人所办的学校，其一切事务并无废弛。若谓职员多的学校，其办事效率一定较优，我实无法以证明。有人说这种人浮于事的“事务部”（庶务部）颇具我国政府组织的雏形。我以为这话谑而近于事实。

总之，我赞成某君的提议，打破一部分教职员的界限。兹拟定办法如后：

一、学校职员以减至最少数目为原则。凡一切职任，须具备（1）常设的机关，（2）需要专门的技能，（3）有充足的工作三条件。

二、虽系常设机关，而事务简单，或与教授上有联络之必要者，酌量由专任教员分担。

三、虽系需要专门技能的职务，而不必常设一特别机关者，可临时雇用专门人才，如建筑、学校装饰等。

四、各部事务凡需用助手者，以尽量收用在校学生为原则；如图书馆职员、讲义室抄写、校长主任室的书记、理化博物试验室及会计处的助手等。

至于给值办法，则依事务的性质，而分计月给值、计时给值、计事给值三种：

一、正式职员，按月给值。

二、由专任教员分担者，以不给值为原则。

三、临时雇用者，按事给值。

四、雇用学生者，因各事务的性质定之。

以上并非理想的制度，外人在我国所办的学校久已实行，我国公私立的学校也有采用的。其利益，至少有三：

（1）节省不必要的费用；如学校中统计建筑等事，一年中没有几次，实无常设一职员之必要。

（2）学生与学校行政方面有较多的接触机会，可以练习办事能力。

（3）家庭无力供给学校费用之学生，能自食其力，以竟其学业。

原函说：

“从前是行学年制的，一级之中程度有四五等；我主张采用学分制，依据各种学科的程度，把全校分做几级教学；并于第四年始采用选科制。所有组织和编制，我费了一个月的功夫筹画完备；可是一到开学，多数教员大不赞成。”

学科制之优于学年制，无论从理论方面或经验方面，皆已证实，此处无须详论；但于实施之先，有数个先决问题：

（1）学校的设备充足吗？

（2）教员够分配吗？

（3）学生数目与班次合于分教吗？

（4）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吗？

某君的详细计划，我未曾见过；对于这些问题，大约是已经考虑过。他计划所以不能施行，由于同事的不赞助；这是办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所最常见的事，也最难战胜的困难。这一层是事实问题，不便妄事推测；兹就普通的情形说一说。

我以为无论何种新运动，一方面有发起者，他方面就有反对者。试分析反对者的心理，不外两种：

一、笃信旧制者：凡一切变更总含有几分危险原素在内。好逸恶劳既是人的常情，当然对于变更生畏惧心。

二、胸怀成见者：学校中教职员能协同动作，固然极佳；但实际上，人类天性每有矫同立异之倾向，对于一切问题每故持反对论调。

这两派足为改革的障碍；但是我以为这两派人在一切重要的新运动上，也是不可少的。因为有反对者，足以令革新家于创始任何一计划时，须顾及各方面的情形，思虑须更深进一层，不致草率偾事。凡是真正的革新家，对于这等阻碍当表示欢迎，不可畏沮；最好，极力容纳反对者的意见，并使他洞悉其中利弊；这样，或能达到最后的胜利。不知某君以为何如？更不知海内教育家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