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春，苏南的夜依然冷得扎骨头。
常州湟里镇外，河道边的芦苇枯黄一片，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日寇的岗哨立在镇口，汽灯晃晃悠悠地照着，哨兵缩着脖子来回踱步，枪托时不时磕在冻硬的土地上。
夜里，王文秀带着四个游击队员，摸过了日寇的封锁线。
他们是从附近村子过来的，走了大半夜，脚底板都磨出了水泡。王文秀走在最前头，一身破棉袄，头上裹着条脏毛巾，乍一看就是个起早赶集的庄稼汉。他身后四个人，两个腰里别着短枪，两个攥着麻绳和匕首，谁也不说话，只靠眼神和手势传递意思。
天边刚泛起一点鱼肚白的时候，他们到了伪军官家门口。
那是一座青砖小院，门楣不高，两扇黑漆木门关得严严实实。镇上静得很，连条狗都没有，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鸡叫。王文秀在墙角蹲下，把手拢在耳边听了听，院子里没动静，人应该还在睡。
他直起身，朝身后一挥手，四个人悄无声息地贴了上来。
“按先前说的办。”王文秀压低声音，把手里一只竹篮上的布掀开一角，露出满满一篮子鸡蛋。
那鸡蛋是他从老乡家借来的，个个圆滚滚，上头还沾着点稻壳，看着新鲜得很。
他把布重新盖好，左手提篮，右手抬起来，不轻不重地敲了三下门。
笃、笃、笃。
声音不大，但在清晨的寂静里传得格外清楚。
院子里头半晌没动静。
王文秀又敲了三下，这回重了些。过了一会儿，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懒洋洋地问：“谁呀？”
王文秀不答话，只是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一道缝，伪军官的老婆披着件棉袄，睡眼惺忪地探出头来往外张望。她脸上还带着困意，头发乱蓬蓬的，一看就是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
王文秀连忙把身子往前凑了凑，脸上堆起笑，右手掀开篮子上的布，露出里头白花花的鸡蛋。
“嫂子，”他压着嗓子，声音又低又恭敬，“这是乡下亲戚带过来的，自家鸡下的，新鲜着呢。长官平时照顾得多，没别的意思，就是一点心意。”
伪军官老婆低头看了一眼那篮子鸡蛋，眼睛顿时亮了一下。那年头物资紧俏，连鸡蛋都是稀罕东西。她上下打量了王文秀两眼，见这人穿得破旧，脸上带着老实巴交的笑，手里又提着东西，心里的疑心就去了大半。
“进来吧。”她把门拉开，侧身让了让。
王文秀一只脚刚跨过门槛，趁那女人转身的工夫，朝身后使了个眼色。
四个游击队员早就贴着墙根等着了。领头的老赵看见王文秀那个眼神，立刻带着人无声无息地跟了上来。
两个人留在门外，把身子隐在门框两侧，警惕地盯着街面；另外两个跟着王文秀闪进了院子，直接控制住了伪军官的老婆。
院子里不大，正屋是三间瓦房，东头就是伪军官睡觉的地方。
王文秀把篮子往地上一放，脚步不停，直奔东屋，跟在他身后的两个队员也把呼吸压得低低的。
东屋门内，挂着一道布帘子。帘子后面传来鼾声，粗重而均匀，人还睡得正沉。
王文秀慢慢掀开帘子一角，看见伪军官仰面躺在铺上，被子蹬开了一半，身上穿着件白布汗衫，嘴微微张着，睡得死沉。床边的小桌上搁着一把手枪，旁边散落着几枚铜板和半包烟。
他没有先去拿枪，而是从腰后摸出匕首，刀刃在从窗缝透进来的微光里闪了一下。他往前迈了一步，身子贴着床沿，左手猛地按住伪军官的肩膀，右手的匕首已经架在了他脖子上。
冰凉的刀刃贴上皮肤的一瞬间，伪军官打了个激灵，猛地睁开眼睛。
他第一眼看见的是王文秀那双平静得出奇的眼睛。伪军官嘴刚张开想要喊，就感觉到脖子上的刀锋又紧了一分，寒意顺着皮肤一直钻到骨头里。
“别出声。”王文秀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进对方耳朵里，“出声就送你上路。”
伪军官浑身僵住了，脸上的血色刷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他张着嘴，喉结上下动了动，一个字也没敢吐出来。
伪军官脸色煞白，额头上开始冒冷汗。他哆嗦着嘴唇，眼睛盯着脖子边上的刀，声音发颤地求饶：“好汉……好汉饶命……你要什么我都给，都给你……别杀我……”
“起来，穿鞋，跟我们走。”王文秀把刀稍微松了松，但没有离开他的脖子，“老老实实的，别耍花招。”
伪军官连连点头，手忙脚乱地从铺上翻下来，光脚踩在地上，连鞋都穿反了。他伸手想去够桌上的枪，被王文秀一把按住手腕。
“别动那个。”
伪军官缩回手，整个人抖得像筛糠。
王文秀朝外面低低地喊了一声：“来个人。”
老赵几步进了屋，手里攥着根麻绳。他看了伪军官一眼，二话不说，把对方两只手反剪到背后，利利索索地绑了个活扣，不勒得太紧，但也挣不脱。又把一条布巾塞进伪军官棉袄里头，遮住手腕上的绳子，从外头看基本看不出来。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镇子里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街上有挑着担子卖菜的，有赶着牛车出镇的，也有挎着篮子出门的妇女。日寇的岗哨还守在原地，哨兵换了班，正端着枪东张西望。
王文秀走在伪军官右边，一只手搭在他胳膊上，看起来像是搀扶，实际上暗中捏着对方的麻筋。老赵走在左边，另外两个队员不远不近地缀在后头，四个人把这伪军官夹在中间。
快到岗哨的时候，伪军官的脚步明显慢了。他喉结动了动，额头上又渗出汗来。王文秀手指暗暗加了几分力，伪军官吃痛，脚步又加快了。
“别慌。”王文秀在他耳边低声道，“就跟平时一样，跟哨兵打个招呼。你要是敢使眼色，我这刀照样能捅过去。”
伪军官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
岗哨上站着两个伪军，一个歪戴着帽子，正叼着烟跟另一个说话。看见有人走过来，斜眼扫了一下，认出是熟人，赶紧直身打招呼。
伪军官硬着头皮，挤出个笑来，冲那哨兵抬了抬下巴：“老张，今儿你当值啊？”
那个叫老张的搓了搓手：“可不是嘛，冻了一宿了。你这是上哪儿去？”
“出镇办点事。”伪军官的声音有点发紧，但还算自然。
哨兵没再多问，挥了挥手让他们过去。
走出十几步远，王文秀感觉到伪军官整个人都软了，两条腿像是踩着棉花。他手上加了把劲，半拖半架着人继续往前走。身后的队员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几个人沿着镇外的小路，一头扎进了庄稼地里。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他们到了新四军游击队的驻地——一个藏在芦苇荡深处的村子。村口放哨的战士看见王文秀他们押着人回来，赶紧拉开栅栏门。
伪军官被带进一间土坯房里，解了绳子，有人给他倒了碗水。他坐在板凳上，双手捧着碗，手指头还在哆嗦，水洒出来大半。
游击队的指导员进来跟他谈了一上午。话不多，翻来覆去就是几条道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当伪军是给日本人当狗，到头来没有好下场；新四军不杀俘虏，只要愿意改过，既往不咎；回去以后要安分做人，能帮上忙的地方帮一把，帮不上也不勉强。
伪军官坐在那里听着，起先还低着头不敢看人，后来慢慢抬起眼，脸上的神色从恐惧变成了羞愧。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指导员一眼，说了句：“我……我对不起乡亲们。”
王文秀把他送出村口，解开手上的绳子，拍了拍他肩膀：“回去吧。记住了，做人得留条后路。”
伪军官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去十几步又回过头来，朝王文秀鞠了一躬，然后快步消失在小路尽头。
后来大概是五六月间，一天夜里，这个伪军官果然派人捎来了口信。又过了几天，游击队在指定地点收到了一批东西——二十支长枪，码得整整齐齐；二十箱弹药，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还有一挺轻机枪，擦得锃亮，保养得很好。
那些武器后来分发到各个游击小组手里，在之后的好几次战斗中派上了大用场。
这件事在游击队里传开了，大伙儿都说王文秀那次活捉伪军官干得漂亮。
王文秀听了只是摆摆手，说：“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赌他老婆贪那一篮子鸡蛋。”
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段往事，王文秀想了想，说了一句：“那时候哪儿想那么多，就知道多弄一条枪，打鬼子就多一分把握。至于那个当伪军的，他也是中国人，给他条活路，他心里那杆秤自己会掂量。”
那批武器上头的蓝漆后来磨掉了，枪托也磕出了印子，但一发发子弹打出去，都是朝着该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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