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把女同桌气哭，她说跟我不共戴天，后来成了我孩子的母亲|不共戴天|李青|陈文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1994年的产房门口，我盯着那个皱巴巴的孩子傻笑。
陈文娟虚弱地靠在床头，咬着牙对我说：“李青，你别以为生了孩子我就原谅你了。1986年那天的事，我这辈子都记着，咱们没完。”
我赶紧给她掖好被角，赔着笑脸说：“是，没完，咱们得耗一辈子。不过那时候你不是说跟我‘不共戴天’吗？怎么现在反倒给我生儿子了？”
陈文娟瞪了我一眼，眼角却忽然红了……

1986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那时候的教室里没有暖气，全靠后面一个铁皮炉子撑着。炉火烧得红通通的，偶尔发出劈啪的响声。

我叫李青，是班里出了名的捣蛋鬼。我的同桌叫陈文娟，是个总是低着头、安安静静的小姑娘。
在那时候的学校里，男女生同桌是天大的事。为了显示我的大男子主义，我拿出一根半截的粉笔，在木头桌子中间狠狠地画了一道白线。
“陈文娟，你看好了，这叫三八线。”我拍着桌子，大声地说，“你的胳膊肘要是敢过这一厘米，我就拿圆珠笔扎你，听见没有？”
陈文娟被我吓了一跳，她缩了缩肩膀，小声说：“李青，你别这么霸道，这桌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在我这就得听我的！”我瞪着眼睛，故意把自己的书包往她那边挤了挤。
陈文娟没再说话。她低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那是用旧报纸包着的厚本子。她轻轻把它放在桌子的最里侧，生怕被我碰到。
我斜眼看了看那个本子。那年代这种厚本子很贵，封面通常是红色的塑料皮，上面还印着“为人民服务”或者几个烫金的大字。
“这什么宝贝啊？碰都不让碰？”我故意逗她。
陈文娟赶紧用手捂住本子，脸有点红，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一点：“不关你的事，你管好你自己的作业就行了。”

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觉得自己作为男生，在这个小小的课桌上必须有绝对的发言权。所以，我开始变着花样找她的麻烦。
有时候我故意在下课的时候把她的铅笔盒扫到地上；有时候我在她的辫子上系一个死扣；还有时候，我会在她写字的时候，突然猛地撞一下她的胳膊，让她在作业本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墨水痕迹。
陈文娟脾气真好。每次被我弄坏了作业，她就默默地用橡皮擦掉，或者用胶带小心地粘好。她从来不找老师，只是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会红着眼圈看我一眼。
那一刻，我心里会有一点点心虚，但是很快就被那种莫名其妙的胜负欲给盖过去了。我觉得，能让一个女孩子哭，说明我有本事。

事情发生在那年十二月的一个下午。

那天学校停水了，后勤的师傅提了两大桶水放在教室后门，说是给学生生完炉子洗手用的。

陈文娟去厕所了，她的那个宝贝本子就放在桌子上。

我当时脑子里不知道哪根筋抽了，想跟她开个大玩笑。我跟班里的几个男生炫耀说：“你们信不信，我能让陈文娟哭着求我把本子还给她？”

男生们都在起哄，说我吹牛。

我一咬牙，一把抓起那个用报纸包着的本子，转头就往教室后面跑。

“李青！你干什么！”陈文娟正从前门进来，正好看到我抓着她的本子。
她尖叫着冲过来，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惊恐。
“有本事你来抢啊！”我一边喊，一边围着教室的桌子转圈。
陈文娟在后面追，她的速度很快，好几次都差点抓到我的衣服。我心里慌了，脚下被谁的板凳腿绊了一下。

我整个人往前扑去，为了平衡身体，我胡乱甩了一下手。

那一瞬间，我感觉手上一轻。

那个宝贝本子划出一道弧线，精准地掉进了教室后面那个盛满水的大水桶里。
“咚”的一声，水花溅了一地。
教室里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
陈文娟停住了脚步。她呆呆地看着那个水桶，脸色从红润瞬间变得像墙皮一样白。
我也有点傻眼了。我赶紧跑过去，伸手想把本子捞出来。
但是那个本子很重，而且因为掉进去的冲击力，报纸包皮已经散开了。我抓着本子的一角往上一提，只听“刺啦”一声。

因为纸张浸了水变得特别脆弱，再加上我用力过猛，那个厚厚的本子竟然在我手里裂成了两半。
一半掉在地上，浸在脏水里；另一半还在水桶里飘着，黑色的墨水迅速散开，把一桶水都染成了灰黑色。
“陈文娟……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拎着那半截残破的本子，语无伦次地解释。
陈文娟走到了水桶边。她没有去捞那个本子，而是死死地盯着我。
她的眼泪很大颗很大颗地掉下来，砸在水泥地上。她全身都在发抖，那种抖动是从骨子里发出来的，连牙齿都在打颤。
“你满意了？”她小声问。
“我真的只是想逗逗你，我给你买个新的行吗？我让我爸去百货大楼给你买个最贵的……”我往前走了一步，想拉她的袖子。

“滚！”她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叫，声音大得快要震碎窗户上的冰花。
她一把夺过我手里剩下的那半截湿透的纸片，猛地摔在我的脸上。
“李青，你这个坏蛋！”她哭得快要断气了，“我恨死你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跟你说一句话。我这辈子跟你不共戴天！”

说完，她蹲下身子，用手把地上的那些碎纸一片一片地捡起来。那些纸已经烂成了一团浆糊，上面的字迹模糊成了一片。她一边捡，一边哭，最后把那些废纸抱在怀里，头也不回地跑出了教室。
那是1986年的冬天。
第二天，陈文娟没有来上课。
第三天，她的座位还是空的。
到了一个星期后，老师才在班会上淡淡地提了一句：“陈文娟同学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已经转学回老家了。”
我坐在位子上，看着那道白色的粉笔线。那道线还在，但是那个安安静静的同桌，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心里像是被谁塞了一团乱麻，堵得难受。我看着自己的手，就是这双手，毁掉了她最重要的东西。
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那句“不共戴天”，会成为我往后七年里唯一的噩梦。

七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我没考上大学。1993年的时候，我跟着老乡去了南方的海边城市。那里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梦想。
我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技术员，每天戴着个黄色的安全帽，在钢筋水泥里穿梭。
南方的夏天很热，雨水也多。
有一个周日的下午，天阴沉沉的，突然就下起了大暴雨。我当时正走在街上，没带伞，只能找地方躲雨。

前面有一座看起来很有年头的红砖房子，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街道办图书馆”。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图书馆里很冷清，一股子旧纸张的味道。
我拍了拍身上的水，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这里只有零星的几个人。
我闲着无聊，转头去看借书台。
借书台后面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姑娘。她低着头，正在用浆糊修补一本破损的图书。
她的动作很轻，很慢，也很仔细。
那一瞬间，我的心跳突然漏掉了一个半拍。
那个侧影，那个低头的角度，太熟悉了。熟悉到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都能想起来。
我站起身，慢慢地走过去。
我的呼吸变得很急促。我停在借书台前，小声叫了一个名字：“陈文娟？”
那个姑娘的手顿住了。
她慢慢地抬起头。

七年过去了，她的头发长了，脸庞也褪去了当年的稚气，变得更加清秀和温婉。但是那双眼睛，那种看人的眼神，一点都没变。
她看着我，眼神从疑惑逐渐变成了震惊。
“李青？”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颤抖。
我想笑一下，想表现得大方一点，但是我的脸部肌肉却僵硬得厉害。

“真巧啊，你也在这儿。”我说了一句最烂的开场白。
陈文娟的脸色迅速沉了下来。她把手里的剪刀放下，转过头去，不再看我。
“是不巧。”她说，声音冷得像1986年的那场雪，“我说过，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
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文娟，当年的事……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我诚恳地说，“我那时候太小，太不懂事了。那本子……”
“别提那个本子！”她突然打断我，转过脸来，眼圈竟然红了，“李青，你觉得道个歉就有用吗？你毁掉的东西，永远都回不来了。”
“我赔给你。”我急忙说，“我现在挣钱了，你要什么样的本子我都能给你买。”
陈文娟冷笑了一声。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让我心碎的轻蔑。
“你觉得那是钱的事吗？”她摇摇头，“算了，你这种人，永远都不会明白。你走吧，这里不欢迎你。”

雨还在下，但我还是离开了图书馆。
我走在雨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以为过了七年，大家都长大了，那些小矛盾应该早就烟消云散了。但是现在看来，我还是太天真了。
我伤害她太深了。

我并没有死心。
或许是因为愧疚，也或许是因为那种藏在心底深处、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好感。
我开始频繁地出入那个图书馆。
我不找她说话，只是借一本书，坐在离借书台不远的地方默默地看。
陈文娟把我当成了空气。她给别人办理借书手续时很有礼貌，但轮到我时，她连头都不抬，只是机械地接过书和借书证，盖完章后猛地推给我。
后来，工地出了点意外。
那天是一场台风过境，风力特别大。我们工地的围墙被吹倒了一段，我带着几个人去抢修。
不知怎么的，一根脚手架钢管松动了，从上面滑了下来。
我当时正弯腰搬砖，根本没察觉到头顶的危险。

“李青！躲开！”
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在风雨里特别刺耳。
我下意识地往旁边一扑。
钢管砸在了我身后的水泥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溅起的石子划破了我的胳膊。
我惊魂未定地回头看。
陈文娟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工地门口。她手里拎着一把蓝色的雨伞，伞已经被风吹变形了。她脸色惨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原来她就在附近的街道办事处办事，顺便过来看看。
看到我没事，她把烂掉的伞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要走。
我赶紧追上去拉住她：“文娟！是你救了我！”
“我只是不想看有人死在我面前。”她甩开我的手，力气很大，“别以为这样我就原谅你了。”
但是她的手在发抖。
我发现，她其实还是在乎我的。至少，她不希望我死。

因为这次意外，我受了点轻伤。陈文娟作为街道办的志愿者，被领导安排负责跟进我们工地的安全宣传工作。

这下子，她避不开我了。

我们开始频繁地在一起开会、整理材料。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陈文娟其实过得很苦。她的父母在几年前相继因病去世了，她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住在只有十平米的地下室里。
她的坚强让我感到心疼。
有一次，下班很晚了。我坚持要送她回地下室。
走在昏暗的小巷里，我问她：“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回老家？”
她沉默了很久，才轻声说：“回不去。老家的房子已经卖了给爸爸治病了。我现在哪儿也没有家。”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冲动。
“文娟，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一个家。”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月光洒在她的脸上，显得特别清冷。
“李青，你凭什么这么说？”她问，“就凭你当年撕了我的本子？”
“我认真的。”我往前走了一步，“这七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真的。那个粉笔划的线，我一直想把它擦掉。”
陈文娟笑了。那是重逢以来她第一次笑，但是笑容里充满了悲伤。
“你擦不掉的，李青。”她说，“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

尽管陈文娟嘴上不松口，但是我们的关系确实在悄悄发生变化。
我会偷偷往她的办公桌上放一瓶那时候很流行的健力宝；我会帮她修好地下室那盏总是忽明忽暗的电灯；我也会在休息日的时候，拉着她去海边看日落。
陈文娟开始接受我的好意。她会喝掉那瓶健力宝，也会在我帮她修灯的时候，在旁边帮我打着手电筒。

但是，只要我提到“结婚”或者“未来”，她就会立刻闭嘴，眼神重新变得冷漠。
她像是一个受过伤的小动物，时刻保持着警惕。
我一直以为，那是她性格使然。直到1993年的那个冬夜。
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快一年了。陈文娟住的那个地下室因为管道漏水，到处都是霉味，根本没法住人。

我好说歹说，终于劝动她搬到我租的一个小公寓里去。
“只是借给你住，我不搬进去。”我保证道，“我住回工地的宿舍。”
她犹豫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
搬家那天，她的东西很少。只有两个破旧的皮箱和几个纸箱子。
我帮她搬东西的时候，在一个纸箱的最底层，发现了一个生了锈的铁盒子。
那个盒子很沉。上面还挂着一把小锁，但是锁头已经坏了。
陈文娟正在忙着收拾厨房，没注意到我手里拿着这个盒子。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也许是那该死的好奇心又作祟了。我想，这盒子里会不会装着她父母的遗物？或者是她这些年攒下的积蓄？

我轻轻地打开了那个铁盒子。
里面并没有金银财宝，也没有存折。
最上面是一层厚厚的棉花。我把棉花揭开，下面露出了一个颜色泛黄的包裹。
那包裹是用旧报纸包着的。
我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这种包装方式，这种大小，这种厚度……
我颤抖着手，轻轻揭开了报纸的一角。
没错，那是我的噩梦，也是我这辈子最深的愧疚。
那是1986年，被我掉进水桶里、又被我亲手撕成两半的那个红色塑料皮本子。

它竟然还在。
它被陈文娟带到了南方，带过了这漫长的七年。
本子的封面已经皱缩得不成样子了，上面的烫金大字也几乎磨平了。最醒目的是中间那道长长的伤痕——那是被我撕开的地方，现在被人用透明胶带密密麻麻地粘好了。
胶带已经老化变黄，看起来像是一块狰狞的伤疤。
我正想打开看看。
“你在干什么！”
一声带着哭腔的怒喝从我身后传来。
陈文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出来，她手里还拿着一块抹布，整个人像疯了一样冲过来，一把夺过了那个铁盒子。
她的脸色比那天在水桶边还要难看。
“谁让你看这个的！谁准你动的！”她尖叫着，把盒子紧紧搂在怀里，眼泪一瞬间就决堤了。
“文娟，我只是想帮你整理……”
“你撒谎！你就是想看我笑话！”陈文娟语无伦次地喊着，“李青，你走！你现在就走！我这辈子最错的事就是重新遇到你！”

她把我往门外推。
我被她推到了走廊上，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我站在黑暗的走廊里，心里乱成了一锅粥。
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本子里一定藏着一个惊天秘密。那个秘密，绝对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画稿或者日记那么简单。
那里面，一定藏着关于陈文娟，关于我，关于那句“不共戴天”的所有真相。
我必须知道那里面写了什么。

陈文娟跟我冷战了一个星期。
这个星期里，我没去上班，每天就守在公寓门口。
她出门去图书馆，我就在后面跟着。她下班回来，我就帮她买好晚饭放在门口。
她不理我，也不开门。
到了第七天，老天爷好像又在帮我。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
南方的雪很少见，但是那场雪下得特别大。陈文娟下班回来的时候，没带厚衣服，冻得瑟瑟发抖。
她站在家门口翻钥匙，手冻得根本拿不住东西。
我走过去，用双手包住她的手。

“文娟，别闹了，你会感冒的。”我轻声说。
她抬头看着我，眼睫毛上沾着雪花，看起来楚楚可怜。
她没有再挣扎。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打开了门。
屋里稍微暖和一点。
陈文娟坐在沙发上，那个铁盒子就放在茶几上。
“你一定要看，对不对？”她幽幽地问。
“我只是不想让你一个人背着这个包袱。”我说，“文娟，告诉我吧，那个本子里到底有什么？为什么它对你这么重要？”
陈文娟看着那个盒子，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慢慢地打开了盒子，把那个残破的本子拿了出来。
她翻开了最后一页，我却顿时愣住了...
那一页的纸张因为泡过水，变得又厚又硬，而且颜色很深。

李青凑过去，就在他准备看清那些字的时候，窗外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像是变压器爆炸了，整个屋子的灯光瞬间熄灭，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之中。

停电了。屋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刚才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密密麻麻地挤在那个残破的页面上。
我的手僵在半空中，心里像是有几十个鼓槌在同时敲打。
“文娟，别动，我带了打火机。”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打颤。
我从兜里掏出那个防风打火机，“啪”的一声，一团橘黄色的火苗跳了出来。
陈文娟坐在我对面，脸被火光映得通红，眼角还挂着没干的泪痕。她没有阻拦我，只是自嘲地笑了笑，声音里透着一种心灰意冷的疲惫。
“看吧，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她说。
我凑近那个本子，火苗凑得很近，近到我能闻到纸张焦糊的味道。
我终于看清了那一页。
在那道被我亲手撕开的裂痕旁边，不是什么日记，也不是什么画。
那一整页，全是我名字的排列组合。
“李青，你这个笨蛋。”
“李青，你今天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李青，我其实不讨厌你划的三八线，我想离你近一点。”
“李青，我给你带了奶糖，但我不敢给你。”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雷劈中了一样。
我颤抖着手往后翻。虽然很多页都被水泡得粘在了一起，但我还是能看到那些模糊的字迹。
“1986年11月12日，李青今天穿了那件的确良衬衫，挺好看的。”
“1986年11月20日，他故意撞我的胳膊，我好生气，但我更怕他以后再也不撞我了。”
“1986年12月5日，我攒够了钱，买了这个红皮本子。我想把想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等毕业那天，我想偷偷塞进他的书包。”
我看到最后一页，那是被水浸泡得最严重的一页，上面的字迹已经晕染成了一片蓝色的云朵。
但是在那个角落里，依然有一行字清晰可见：
“李青，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你要是能对我好一点点，该多好啊。”
日期，正是1986年那个出事的前一天。

打火机烧得烫手，我不得不把它灭掉。
屋子里重新陷入了黑暗。
我听见陈文娟在黑暗中轻轻抽泣的声音。
“现在你知道了吗？”她的声音很轻，却像刀子一样割在我的心上，“李青，你当年撕掉的，不只是一个本子。你撕掉的是一个女孩子最卑微、最不敢见人的初恋。”
我喉咙堵得厉害，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一直以为我只是弄坏了她一件值钱的东西，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顽皮才让她那么恨我。
原来，我亲手毁掉的，是她准备送给我的礼物。
我毁掉了她所有的期待和尊严。
“那天我搬家的时候，”陈文娟继续说着，声音在黑暗里起伏，“我抱着那些碎纸片，坐在卡车后面哭了一路。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把心丢在学校里了。”
“文娟……”我伸出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抓住了她的肩膀。
她的肩膀很薄，抖得很厉害。
“这就是我为什么恨你。”她挣扎了一下，但没挣脱开，“我恨你为什么那么坏，恨你为什么看不出我的心思。更恨我自己，为什么被你欺负成那样，心里想的还是你。”
我猛地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对不起，文娟，对不起……”我反复重复着这句话，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1986年的那个冬天。我想起我故意划下的三八线，想起我故意揪她的辫子，想起我看着她红了眼圈时那种扭曲的快感。
我真是个畜生。
“我那天掉进水桶里的不只是本子，还有我这辈子再也不敢碰的初恋。”陈文娟在我怀里失声痛哭，“李青，你知不知道，我来这个城市，其实是因为听老乡说你在这里……”
我浑身一震。
原来，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
她在图书馆的等待，她在工地门口的出现，甚至她一次又一次的冷脸，都是在给这段无望的情感寻找一个出口。
“我以为见了你，我能指着你的鼻子大骂一顿，然后潇洒地离开。”陈文娟捶打着我的后背，“可我看到你戴着安全帽、满脸是灰的样子，我心疼了。我真没出息，李青，我真没出息！”

过了很久，电还是没来。
雪下得更大了，窗外的风声呜呜地响。
我们并肩坐在沙发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那个破旧的铁盒子就被我抱在怀里。
“那个本子，你是怎么修好的？”我低声问。
“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一张纸一张纸地粘。”陈文娟靠在我的肩膀上，情绪已经平复了很多，“转学后的前三年，我每天晚上都在干这件事。那时候家里穷，没钱买好胶水，我就用米汤粘。后来有了透明胶，我就又重新粘了一遍。”
我想象着一个少女，在昏暗的灯光下，对着一堆烂纸头拼凑着自己的青春。
那种心酸，让我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
“文娟，跟我结婚吧。”我突然说。

陈文娟愣了一下，她转过头，借着窗外的雪光看着我。
“你说什么？”
“我说，跟我结婚吧。”我紧紧抓着她的手，“1986年那道线，我擦了七年都没擦掉。现在我不擦了，我想把咱们两个人的名字，写在同一个户口本上。那上面没有三八线，只有咱们俩。”
陈文娟沉默了很久。
就在我以为她又要拒绝的时候，她轻声说：“李青，你还是那么霸道。”
“这次我不霸道，我求你。”我诚恳地说，“你这辈子跟我‘不共戴天’，那就让老天爷看着，咱们怎么纠缠一辈子。”
陈文娟终于笑了。
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
“那这个本子……”
“留着。”我说，“留给咱们的孩子看。告诉他，他爸爸当年是个多大的混蛋，让他以后一定要对女孩子好一点。”
那个雪夜，虽然没有电，虽然屋子里很冷，但我感觉胸膛里有一团火在烧。
那是从1986年延烧至今的火，终于在1993年的冬夜，温暖了两个孤独的灵魂。

时间过得很快。
1994年的秋天，也就是我们重逢的一年后。
市中心的人民医院里，到处都是刺鼻的苏打水味。
我坐在走廊的排椅上，手心里全是汗。
产房里时不时传出陈文娟的呻吟声，每一声都像是在揪我的心。
我想进去陪她，但是护士不让。
我只能不停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老天爷保佑，文娟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平安。”
两个小时后，一声响亮的啼哭撕破了医院的寂静。
护士推开门走出来，笑着对我说：“恭喜，是个大胖小子，七斤二两。”
我感觉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
等陈文娟被推出来的时候，她的脸色很苍白，满头是大汗。
我赶紧迎上去，抓着她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文娟，辛苦了，咱们不生了，以后再也不生了。”

陈文娟虚弱地看了我一眼，嘴角却挂着笑。
“李青，你看孩子了吗？长得像你，眼睛特别亮。”
我点头，一边笑一边抹眼泪。
回到了病房，等护士和家属都安顿好之后，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
陈文娟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指了指床头的那个红色布包。
“李青，把那个拿出来。”
我打开布包，发现里面竟然放着那个被粘好的红色本子。
“你怎么把它带医院来了？”我有些诧异。
陈文娟摸着孩子的小脸，轻声说：“我想让这孩子知道，他是怎么来的。没有这个本子，就没有他。”
我把孩子抱到陈文娟怀里。
小家伙闭着眼睛，睡得很香。
陈文娟看着孩子，又看看我，突然狡黠地一笑。
“李青，还记得1986年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吗？”
“记得。”我苦笑着说，“‘这辈子跟我各走各路，不共戴天’。”
“其实我还没说完。”陈文娟拉着我的手，把本子翻到了最后一页。
在那些模糊的字迹后面，我发现她最近用黑色的钢笔补上了一行新字。
笔迹比当年的秀气，多了几分成熟和笃定：
“不共戴天，是因为想和你共度余生。”
我愣住了。
窗外，1994年的阳光洒进病房，照在那个残破的本子上，照在孩子娇嫩的脸上，也照在我们这对从1986年一路磕磕绊绊走来的夫妻身上。
所有的恩怨，所有的泪水，所有的不甘，都在这一刻，化成了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烟火气。
我低下头，在陈文娟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是，共度余生。”我说。
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生活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那道画在1986年课桌上的白粉笔线，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圆。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一个关于欺负、怨恨、寻找，以及最终和解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人是赢家，除了那颗从没改变过的、年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