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传统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其中蕴含的奇幻想象与叙事智慧彻底消散。它们实际上以隐性的方式渗透进现当代文学的各类文本之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多元构成中的一股潜流。
原文 ：《当志怪小说走入现代》
作者 |石家庄铁道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吴卉
图片 |网络
王瑶先生曾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其历史意义就是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现代化。什么叫文学革命？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语言就是白话，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主义。”这一论断为我们理解晚清以来中国志怪小说渐趋衰落并最终消失的根本原因，提供了关键的切入点。从晚清到五四，形式问题始终困扰着文学革命者——在他们看来，唯有打破传统惯例、革新语言形式，才能建立新文学。现代语言形式与现代思想追求的叠加，使文言创作整体面临严峻挑战。在这场走向世界的浪潮中，大多文学样式积极适应新语言的要求，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唯独文言志怪小说未能完成这一转换，逐步走向沉寂。
转型时段与志怪小说的演进轨迹
志怪小说是中国传统文人创作的重要文类，作品数量庞大，在子、史两部中均有著录，兼具文学与文化双重价值。18世纪通常被视为中古文化向近代演进的起点，志怪小说亦于此期迎来最后一次创作高峰。此后两百余年，受儒家文化转型、国民智识提升、中西文明碰撞以及文化制度更迭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一小说类型在曲折发展中逐渐失去活力，渐趋衰微。
当前研究存在两方面的空白：一方面，在文学与文化转型的整体研究中，志怪小说往往被忽视；另一方面，其他文体多以新内涵融入新形式，而源远流长的志怪传统却在当代几乎无人问津。因此，明晰志怪小说在近代的流变与消亡脉络，对客观认识其在近代中国的真实境遇，并消解当下读者的隔膜与误读，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转型的时间范围。中国社会的转型伴随近代化进程展开，它不仅是时间概念，更指向深刻的内容变革。文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时人提倡的近代化也不应简单等同于西化。自清代中叶始，高压统治已暴露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的深刻矛盾。这一矛盾在乾嘉时期的文化领域已显端倪，预示着传统儒家秩序面临解体。中国社会自18世纪已呈现转型趋势，直至晚清门户开放、皇权崩溃，知识分子被迫直面危机，探索新的文化出路，并通过文学革命彻底推动文化转型。
其次，18世纪至近代志怪小说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轨迹？清初志怪作品数量有限，多记载明清易代时的异闻，尚未形成风气。这一局面在乾嘉时期发生转变：在文体归属上，志怪逐渐明确归于“子部”，创作体例得以规范，作品数量与质量均达到高峰。晚清以后，志怪小说因过度强调礼教而趋于刻板，同时杂糅了大量时代信息与异域内容，文本内部充满矛盾，志怪特质被严重稀释。民国至1949年前夕，部分文人虽有复兴志怪之愿，却在现代文体与科学思潮的冲击下难以为继，现存的40余部近代作品遂成为志怪小说之绝响。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志怪小说走过了由盛转衰、最终消亡的曲折历程。
新文学的兴起与文言志怪的消解
1917年，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明确主张：“吾辈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古文。”该论述虽抬升了小说地位，但其对古文、骈文及旧体诗的否定，以及对仿古文人的激烈批判，客观上促使小说创作重心向白话通俗作品倾斜。现代文学“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四大文体分类，彻底动摇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体系。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文学被赋予启蒙使命，传统的断裂成为时代必然。
为适应新的读者需求，白话小说迅速普及，题材集中于社会与言情，并受新兴报刊与出版业的推动。在新文学格局中，不仅志怪，连传奇也几近消失，诗词曲赋亦不再是主流文体。诗歌通过语言与形式的现代转型获得新生，而志怪却始终未找到合适的“现代载体”。
志怪赖以生存的旧世界及其集体性仪式，被现代性追求中的理性精神所瓦解。正如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中所深刻指出的，新秩序是“一以贯之、不妥协并且浑然一体的”，它要求彻底告别旧有的迷魅世界。现代化不仅是政治、经济与军事的进步，更意味着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革新。在此进程中，某些文体的消亡或转化具有历史必然性。
语言变革直接引发文体变迁。以1910年出现的小说《鬼立宪》为例，作品虽以鬼国喻人世，但其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已是现代政治思维，传统志怪仅存其表。随着对小说社会功用的强调，文言作为志怪的载体，在大众传播中日益显得不合时宜。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需“开导妇女与粗人”，这种启蒙诉求难以通过文言实现。至19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进一步否定了文言写作的合法性，瞿秋白等人推动的新文学实践最终将包括志怪在内的旧文学推向历史边缘。新式小说写作实践如同一种现代性的审视，将以花妖狐媚为表征的旧文学变成了文学史角落里沉默的符号。
志怪的内部嬗变与现代性转向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清代志怪自身发展的三种趋向：一是长篇化，但并非以“传奇法”写志怪，而是充斥议论与考据；二是功利化，逐渐演变为宣扬因果报应的劝善书，削弱了其艺术独立性；三是依附化，常沦为笔记杂录的组成部分，导致文体自觉的丧失。这些变化与清代学术的“崇实”风气密切相关，志怪的叙事往往让位于实证追求。
当“求真”成为主导，志怪在现代小说评价体系中便处于弱势。传统志怪精神原本强调叙述距离，尽量避免主观介入；而晚清以后，受西方小说观念影响，现代叙事注重心理描写、时空切割与个体经验，这些都与传统志怪的表现形式相悖。在文言小说内部，《聊斋志异》因其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性”而受到推崇，《阅微草堂笔记》则因坚守传统笔记体相对遇冷。这种褒贬背后，实则是现代小说观念对传统文类的筛选与排斥。
1906年至1907年间，《论科学之发达可以辟旧小说之荒谬思想》等文章陆续出现，将民众迷信归咎于鬼神小说，志怪的文化根基受到严重质疑。晚清至五四的小说理论，如“人的文学”等主张，均强调作品应体现现代文明精神。五四以后，科学、民主、理性的现代性精神进一步成为主流话语，“怪力乱神”被视作封建迷信遭到批判，这与志怪的传统定位渐行渐远。
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时间意识，更是一套价值体系，它追求主体的理性自觉、社会的合理运行与知识的独立地位。在这一框架下，志怪难以回应新时代对文学社会功能与美学形式的双重期待。随着读者认知结构的改变，传统“怪异”渐渐失去震撼力，志怪精神事实上分流至玄幻、科幻、恐怖等新兴类型中，其叙事元素也被现代小说吸收改造。民国时期志怪作品数量锐减，1949年以后，受语言文字改革、出版体制变化以及文化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文言志怪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志怪消亡的文学史启示
志怪小说的消失，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语言变革、文体重构、现代性追求与文化政策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提示我们，文学的演进从来不仅是形式的自我更新，更深刻受制于时代精神与知识范式的转型。在“白话”与“科学”成为关键词的现代中国，志怪所依托的文言载体与神异思维，已难以在新的文化表达体系中寻得安身之所。
然而，志怪传统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其中蕴含的奇幻想象与叙事智慧彻底消散。它们实际上以隐性的方式渗透进现当代文学的各类文本之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多元构成中的一股潜流。从这一意义上说，志怪之“死”或许正是其“重生”的起点——在不断的文化重释中，它依然可能以新的面貌，与我们重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文化史视野下的清代志怪小说研究”（22YJC751034）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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