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3日，在伊朗德黑兰，救援人员和急救人员在一栋早前遭到美以两国空袭的住宅楼内展开搜救工作。美军对伊行动系出于政治动机，而非情报失误所致。每当军事行动遭遇意外挫折或引发负面后果时，情报机构往往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评论界通常认为，领导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未能掌握全面信息，或是情报部门出现了误判。
诚然，情报分析确有出错之时。情报失误时有发生，并可能导致糟糕的决策与灾难性的后果。正如“9·11”恐怖袭击发生前那样，一旦情报机构出现重大失误，国家往往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情报分析的准确度其实相当高。外界所认为的“情报失误”，往往更多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出于自身目的，对情报结果进行了操纵、无视甚至篡改。2026年3月19日，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山举行的一场国会情报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出席作证。
在当前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中，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在利用情报玩弄政治手段。美国现任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上周向美国国会表示，关于伊朗是否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一判断权完全归属于总统。
这一表态恰恰暴露了在冲突爆发前夕，情报工作是如何被政治化，以及各个情报机构的专业意见是如何遭到无视的。
现代情报机构的诞生，往往源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例，该机构直到1947年才正式成立，距离日本偷袭珍珠港已过去了六年之久。事实上，美国当时掌握了充足的信息来预见那场袭击，但受限于当时的体制缺陷以及政治领导人的主观解读，最终未能拼凑出完整的局势全貌。
影视作品中被过度戏剧化的间谍活动固然极具娱乐性。情报机构更为核心的工作，其实是煞费苦心地收集并评估各类零散繁杂的信息碎片。
珍珠港事件等历史教训促成了一套严密的机制：防止情报被个人主观解读，强制要求分析人员考虑多种可能性，并将所有假设交由专家进行批判性审查。这是一项极其庞大的系统性工程，目前美国情报界的工作人员数量已达到10万至12万人。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夏威夷珍珠港发动突袭，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在沉没时升起滚滚浓烟。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情报机构所掌握的数据往往是不完整的。因此，他们必须如履薄冰，极力避免偏见的干扰。
这些偏见既包括“镜像思维”等内部认知偏差，也涵盖了政治干预等外部因素。纵观近代史，政治干预情报评估并最终反噬本国利益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进攻之前，大多数欧洲分析人士并不相信俄罗斯会真正出兵。外界指出，他们之所以对此持怀疑态度，是因为考虑到俄罗斯此前宣称的战略目标，直接入侵反而会损害该国自身的利益。
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时已经将自己与客观分析隔绝开来，并且至今依然如此。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反而变相鼓励了那些顺从其意志的人，排挤了那些基于专业知识提供客观分析的专家。
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这场战争如今已步入第五个年头，不仅给俄罗斯民众带来了沉重的代价，也让普京重塑俄罗斯强国地位的梦想陷入泥沼。
不过，美国无需向外寻找此类反面教材。作为21世纪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正是因为乔治·W·布什政府故意曲解了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报告，以掩盖那些不利于其发动战争的信息。
据报道，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布什及其核心幕僚圈对情报评估进行了“挑樱桃”式的选择性采纳，以此为开战寻找正当理由。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他们沦为“群体思维”这一认知偏见的牺牲品。
伊拉克战争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在削弱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地缘战略地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入侵实际上反而助长了美国当前对手——伊朗在该地区的势力扩张。
如今看来，特朗普政府似乎并未从伊拉克的惨痛教训中吸取任何经验。在国会听证会上，加巴德刻意回避了情报机构是否一致认为伊朗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威胁这一核心问题。考虑到加巴德是在宣誓后作证，她的闪烁其词恰恰暗示了白宫方面要么对情报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要么直接无视了情报部门的报告。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近期宣布辞职，以此抗议政府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决策。尽管肯特本人的过往履历存在争议，但他在辞职信中明确指出，特朗普无视了“伊朗并未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情报简报，转而依赖其核心支持者圈子来为开战决策背书。
特朗普对伊朗发动袭击所引发的问题，既严重又在意料之中。美国不仅未能实现政权更迭这一表面上的开战理由，反而促使伊朗当前掌权的政府比被推翻的前任更加激进。
此外，全球目前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能源危机。国际能源署署长表示，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而这一切的直接导火索，正是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
尽管特朗普正试图将他攻击伊朗的决定粉饰为一场胜利，但现实恐怕截然相反。这不仅无益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更对美国情报界的公信力以及全球安全格局造成了深远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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