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三月的江南，春雨如酥。天目湖的万亩竹海，正进入一年中生命力最蓬勃的时节。
3月21日—3月23日，“2026吴晓波激荡讲堂”春季课在江苏溧阳天目湖开讲。数十位企业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在这片山水之间，与吴老师一起，完成了一场为期两天、跨越三千年的“思想扎根”。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课程伊始，吴老师抛出了这个问题。
他的答案是：“人生要达成三次和解——与自己和解，与父母子女和解，与这个时代和国家和解。而要达成第三次和解，你需要去了解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文献记录最为完整、历史延续性最强的文明之一，从甲骨文、青铜铭文到浩瀚的史书典籍，构成了一个从未中断的文明传承链条。
吴老师说：“你到底在一个怎样的国家做生意？它的政策制定者怎么看这摊生意？历史上那些和你一样做生意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三千年未曾断绝的文献里。
这堂课，吴晓波老师把中国经济三千年的漫长画卷，浓缩为四个关键的历史切片。在此，我们整理了部分课程精华，与你分享。
《制度实验的两级——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
管仲出身商贾，曾“三辱于市”，后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把国家当成一个经济组织来思考的人。
管仲的政治主张，听上去简单而深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富足是文明与秩序的起点。
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在齐国展开了一场“凯恩斯主义”式的制度实验。
他推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实现专业化分工；主张“关市无征”，鼓励自由贸易；更重要的是，他首创“盐铁专营”，即国家不直接征税，而是通过控制盐铁等必需品调节价格，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效果。
管仲对消费的认知同样超前。他认为“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过度节俭反而抑制经济发展，主张“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富人多消费，穷人才能有活干。在大灾之年，他甚至提出“以工代赈”，通过大兴土木创造就业，这套逻辑比罗斯福新政早了近两千五百年。
与管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鞅的“命令型计划经济”。
商鞅的逻辑很简单：国家只需管好土地、人口、粮食三件事，其余皆是冗余。要开拓疆土，需要更多人口；要养活人口，需要更多粮食。
于是，他“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垦荒，同时禁止粮食买卖，严格户籍管理，提高商税，将旅店收归国营，取缔货币流通，把国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他建立的军爵制彻底打破世袭，不论出身，杀敌即可封爵。
从商鞅到秦始皇，历时141年，共发动108次战争，最终完成统一。
管仲和商鞅，一放一收，一商一农，一自由一管制。理解这两条线索，便能看懂中国历史上政策摇摆的内在逻辑——后世的改革，基本都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第一个“改革开放周期”——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变法》
汉初七十年，奉行“无为而治”，三十税一，弛山泽之禁，是中国商人第一个获得自由发展的黄金时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的21位富豪，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然而，随着民间和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威受到挑战，一场集权变革势在必行。
汉武帝即位后，开启了长达54年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政治上推行“推恩令”削弱藩国，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济上实施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国进民退”的政策。最终“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为强汉奠定了坚实根基。
“发展是硬道理”与“稳定压倒一切”，就像一副贴在中国国家治理门口上的对联。繁荣与危机、放权与收权、发展与稳定……这样的周期律，从汉初至今，从未改变。
《盛唐雅宋的制度创新与缺陷》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大社会、小政府”的朝代。
贞观年间，中央政府官员仅643人，全国官员7000人，堪称史上最小的中央政府。低税率、高流通，与300多个国家通商，长安成为“世界性首都”。
然而，“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原则的废弃，最终埋下了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的隐患。
宋朝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在技术、制度、金融三方面均有突破：占城稻引进推动人口破亿，实现“苏湖熟，天下足”；开放草市，允许民间摆摊，市镇经济成熟；国有专营制度改革，推出“买扑”和“钞引”；合本、交子、定金制度、期货交易等金融创新，比西方近代金融革命早数百年。
但宋代也面临巨大的财政困境。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全国80%的财政收入用于养兵。为了填补财政窟窿，专营范围远超前代，茶、盐、酒、醋、矾乃至香药象牙皆由国家垄断。
财政困局最终催生了王安石变法。这位才华横溢、个人道德无可挑剔的宰相，试图用一场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也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局面。他在鄞县试点青苗法，效果显著，推广到全国后却政策扭曲，事与愿违。
王安石死后，找不到一篇记述他生平的行状、墓志或神道碑文字。后人不知如何评价他。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王安石之后，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稳定。
布罗代尔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世界的时间”，意思是人类文明的演进从不平均分配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只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地区集中爆发，然后改变整个世界的前行方向。
宋代之前，“世界的时间”长期停留在东亚，因为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量、最多的人口、最密集的技术创新。但宋代之后，“世界的时间”逐渐离去。
迈克尔·曼指出：“大约到公元1200年，中国已出现制度化的停滞和帝国的‘改朝换代的循环’，而没有任何动力。”
这一循环，直到清朝之后才被打破。而今天，“世界的时间”正重新回到我们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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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激荡之夜到社群文化日，天目湖山水与人文之旅
课程之外，激荡讲堂的独特魅力更在于深度的链接与体验。
3月21日晚，“激荡之夜”在湖光山色间举行，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激荡讲堂学员的李淑香女士，以东道主的身份致欢迎辞。
当地艺术家带来焦尾琴与茶艺表演，企业家同学们也自发组织节目，放下严肃的思考，换上轻松的心情，共赴一场文化与情感交融的晚宴。
晚宴的尾声，大家移步户外，共同欣赏了一场绚烂的烟火。这一刻，历史的长河与当下的欢聚，奇妙地融为一体。
课程的第三天，是专门为同学们安排的“社群文化日”。告别课堂的理性思辨，大家走进自然，在南山竹海进行了一场“春日登高”。
此行的目的，是抵达“吴越弟一峰”(“弟”而非“第”，因漫山翠竹便是“竹”字头)，看万亩竹涛在脚下起伏，远山如黛，近竹含翠；现场抚琴，与竹涛和鸣，感受竹文化在中国传统中的气节与坚韧。
同时，还特邀激荡书院易经紫薇研究所所长刘振羽老师，为同学们解读时运流转，结合传统易学，为新一年的企业决策增添一份笃定与安然。
午后，同学们回到酒店，体验了一场春日冥想。在冥想师的引导下，大家闭目凝神，暂时抽离出日常的商业纷扰，让身心在静谧中得到彻底的放松与修复。
吴老师在课程最后说：“当我们认清所有现实之后，在内心构成一种抵抗力量，然后成为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最根本性的意义。”
春季课虽然结束，但激荡讲堂的旅程还在继续。
今年7月，我们将前往内蒙古鄂尔多斯，开启夏季课《中国现代化180年》的学习，继续回望1840年以来的跌宕历程，在更近的历史中，寻找当代中国的成长密码与未来可能性。
从洋务运动的“器物之变”，到戊戌变法的“制度之变”，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之变”，直至改革开放的“道路之变”，近两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充满了曲折、探索与重生。
吴老师将深度解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核心逻辑，在历史的大开大合中，理解今日中国之来路与去向，为企业的未来战略寻找坐标。
欢迎你，与吴晓波老师一起，在历史的旷野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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