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五年（1502年）二月，一桩土地官司打到了御前，涉事三方包括两位亲王和一座寺庙。卫恭王朱瞻埏（音shān或yán）在世时，将位于顺义县的庄田共二十三顷，施给了当地的大慈恩寺。弘治十四年，当朝皇帝的弟弟岐王朱祐棆薨逝，坟园恰好落在卫恭王施舍给大慈恩寺庄田界内。卫恭王坟园司香奉御曹德为此上疏朝廷，请求对该庄田的香火钱分配问题做出裁决。明孝宗最终裁处该处庄田的收入被一分为三，二王、大慈恩寺各享一份。
“己未，初卫恭王瞻埏以所赐顺义县地二十三顷有奇施大慈恩寺。至是岐惠王祐棆坟成，适在界内。恭王坟司香奉御曹德请以奉香火。命议处以闻。户部议分为三，其二以奉二王香火，一仍留本寺。从之。”（《明孝宗实录》）
石府路路牌
岐王朱祐棆与叔祖卫恭王不同，早已就藩，为何死后会被运回北京安葬呢？他的一生又有哪些值得一述的故事？
王府的兵权之争
朱祐棆（音lún），生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十月十八日，为明宪宗朱见深第五子，序齿第三，生母邵宸妃，与其后被追尊为皇帝的兴献王朱祐杬（音yuán）份属一母同胞。
邵宸妃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幼年家贫，被父亲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于天顺四年（1460年）入宫。成化年间，万贵妃宠冠后宫，连皇后对她稍有不满而被废，她却先后为明宪宗诞下皇四子朱祐杬、皇五子朱祐棆和皇八子朱祐枟三子，并在明宪宗临终前进封贵妃，可见其为人应当八面玲珑，颇有手段。关键是长寿，先后熬走了明孝宗、明武宗父子，等来了亲孙兴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大统，被尊为寿安太后，去世后得谥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皇后，以皇后的身份葬入明宪宗茂陵。
有这么一个母妃，朱祐棆的幼年生活相对安逸。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痛失万贵妃，身体每况日下的明宪宗下诏册封诸子，共有五位皇子一次性被封为亲王，朱祐棆哥仨一道受封。10岁的朱祐棆经由保国公朱永，少保、户部尚书刘吉这对正副使之手，被册封为岐王：
“帝王之统天下，必封建众子，俾其世世为王。非惟笃亲恩，亦以固屏翰，而绵宗社于无疆也。朕承祖宗大业廿有四载，景念成宪，敢忘祗循？咨尔第三子祐棆，姿性端良，动止恭慎。宜分茅土，以锡显称。兹特册尔岐王，传爵尔后，有隆无替。夫忠孝所以事君亲，诚敬所以奉祭祀。学须明理以正心，政在节用而爱下。必恪守礼义，崇尚俭约。斯德厚而庆长，行高而誉远。增光藩辅，永固邦家，尔惟敬哉。”（《明宪宗实录》）
单从册文的描述来看，岐王殿下的品行应当很是不错。可这是册文，天然就是一套公式化的溢美之词，看看就好。
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因朱祐棆等五王出阁读书需要，明孝宗点选10名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三甲进士翰林院检讨，10名教官为翰林院侍诏，另选10位监生为中书舍人，分别充当五王的教读等官，组建诸王班底。其中朱绶、郑宗载这两位新科进士负责教导岐王，如无意外，将出任岐王府左右长史之职。
亲王出宫后的临时府邸：十王府
弘治三年（1490年）十二月，朱祐棆出宫于十王府开府，文武百官依例前往拜见。可岐王殿下尚未安定下来，府中就爆发了冲突，对峙双方分别为左长史朱绶和承奉副陈伟，矛盾的焦点为岐藩军事大权该由谁执掌。
阿越在前期大明藩王文章中曾提及，明太祖专门设计了一套从属于藩王的王国政治机构，由主持王国事务的长史司，负责王府内务的承奉司，执掌王国军事力量的护卫军，和专司亲王扈卫的仪卫司四部分组成。
历经明成祖祖孙三代数十年如一日的削藩，藩王的兵权大体被收回。所以自宣德年间起，藩王之国不再授予护卫军，但是朝廷也不为己甚的给留了个孑遗：群牧千户所，名义上负责给王府牧马，实则为王府直属的军事力量。
至于仪卫司，按《皇明祖训》之规定，设有仪卫正、仪卫副各一员，典仗六员，其下设指挥三员，千户六员，百户六员，正旗军六百七十二名，总人数在七百左右。除八位主官外，其余人等从本府三护卫拨给，护卫军被裁撤后，由朝廷从各地卫所中遴选。其职责为：平时守御王城四门，每三日一次轮值宿卫；藩王出行，则负责仪卫、旗帜、甲仗，务要鲜明整肃，以壮臣民之观。
与朝廷大政一般，随着护卫军被裁撤，王府长史司权力大涨，获得了对群牧所和仪卫司的管辖权，形成以文御武的格局。至于原本掌管王府一应杂事，与其他内官衙门无相统摄，有事需呈长史司并护卫指挥司发落的承奉司，同样权势大振，获得了对王府各内官衙门事实上的管辖权。如此一来长史司与承奉司平起平坐，一个微缩版的内外廷相互牵制局势在各藩国中冉冉升起。
本来你好我好大家好，结果岐国承奉司却跳出来作妖，承奉副陈伟宣称奉岐王令旨，要求获得对仪卫司和群牧所“斟酌拨用”的权力。
明军剧照
区区家奴竟然敢挑战长史司的权威，如此诡异的一幕，不得不令人深思，站在其背后的岐王殿下是否有抢夺王府兵权控制权的嫌疑？
左长史朱绶立即奏报朝廷，弹劾陈伟此举是“变乱祖法，背违圣旨”，企图“擅专国政”，情节十分恶劣，请陛下予以明断。需要明晰的是，这里的“国”指岐国。
承奉司方面也不甘示弱，承奉正信保上疏弹劾朱绶等王府官“擅回私家”，意即岐国文官本身就没有忠君爱国的操守。言外之意是，让承奉司对仪卫司和群牧有一定的管理权，也属防范于未来。
明明牵扯到兵权，可由于王府手中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奉命议处的礼部和起了稀泥，避重就轻的将此事归结为朱绶、信保等人的内斗。明孝宗借坡下驴，只是轻飘飘的点了几句，就宽宥了众人。
“下礼部议，以为王府内外官职守，旧制具存。兼有兵部题奉近例，所宜遵奉。绶及信保等俱奉恩命。不能协和办理，互相奏讦，宜逮治其罪。得旨俱宥之。谕令协和办事，勿蹈故辙。”（《明孝宗实录》）
之国途中惹风波
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明孝宗诏令在河南卫辉（今河南卫辉市）、湖广德安（今湖北安陆市）、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县）三地营建藩王府邸，为亲王之国做准备。
“壬寅，命建兴王府于湖广之德安，汝王府于河南之卫辉，益王府于江西之建昌。”（《明孝宗实录》）
阿越在兴献王篇中介绍过，实录的这条记载存在重大疏漏，汝王朱祐梈（音pēng）尚是稚子，还在宫中承欢母妃膝下，且卫辉乃兴王朱祐杬的封地，所以这三座王府的主人为：兴王朱祐杬、岐王朱祐棆和益王朱祐槟（音bīn），其中德安府为岐王的封地。
王府开始营建，意味着朱祐棆就藩之事已被提上议程。
安陆白兆山风景区
要说明孝宗对几位弟弟确实仁至义尽。据实录记载，弘治四年正月，赐予永清县信安镇地五百七十五顷作为岐王的临时庄田，用以负担起在京期间的开支。三月，因朱祐棆一句“信安镇地多水不堪耕种”，又从刘武营划出九十余顷赐予岐王府。弘治五年十月，调拨两淮余盐一万引，充作岐王大婚之用。弘治六年正月，在岐王的奏请下，预先将汉阳府刘家隔税课司课钞转入岐王府名下。弘治八年正月，又定下岐王之国后，每年可派人从两淮支领食盐千引的规矩。
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岐王朱祐棆先后于天寿山诸帝陵寝、奉先殿行辞礼，随即在奉天门向皇帝兄长“陛辞”，启程前往德安府。
为让这位弟弟能舒舒服服的之国，明孝宗照比数月前之国的兴王朱祐杬，诏令调集船只九百余艘，随行军校二人用车一辆。如此规模可谓世所少有，在此之前亲王之国用船少则二三百艘，多则六七百艘。
为此在弘治七年十一月，就命兵部右侍郎李介、工部右侍郎谢绶组团前往通州，调集车船夫役。
明代运河航运盛况
然而岐王及其官属是如何报答明孝宗的呢？
上文提及，岐王大婚之时，明孝宗赐予岐王两淮余盐一万引作为赞助。兴王大婚之时，好大哥同样赐予了两淮余盐，当时就因兴王府支盐队伍超规格而引起轩然大波。有这个殷鉴在先，岐王殿下竟不吸取教训，放任本府支盐内使等人一路上“骚扰郡县”。王府长史丘永唯恐板子打到自己身上，抢先一步将此事捅到了御前。最终逼得朝廷不得不出台补救措施：“自今各王府岁用引盐，令户部移文运司解送盐价至府，以杜诸弊。”
岐王庞大的之国船队，让商户们从中觑到了巨大商机。这些人预先奔赴各北方第一大盐场长芦“收买私盐”，而后收买王府的随从军舍，让他们设法夹带进去，运到扬州府所属的仪真卸货发卖。
要说此事没有岐王点头，你信么？
不过朱祐棆毕竟是亲王，代表着国家的脸面，有时候需要顾及一下。故此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荣华获知此事，进行弹劾时将责任全都推给了随行人员。
事关盐政，由不得朝廷不重视，户部立马要求运河沿岸官员进行严查，并要求获得监督亲王之国的大权。对这个不争气的弟弟闹出来的破事，明孝宗想必也非常恼火，遂立刻予以同意。
“户部覆奏：‘请令沿河兵备副使等官盘诘治罪。仍著为令，以后亲王之国，本部径行禁治。’上从其议，命移文沿途各官禁捕，不许怠玩，事发连坐不贷。”（《明孝宗实录》）
岐王之国时，所犯之罪并非单只夹带私盐。弘治十一年寿王朱祐榰（音zhī）之国前，因车船数量问题与朝廷闹得不可开交，兵部驳斥时提及岐王之国时，王府官校如狼似虎，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连地方官员都不放在眼里，任意欺凌，搞得民怨沸腾。以至于朝廷再次打补丁，对车船的数量进行限定。
“兵部议谓：‘前二府（注，指兴、岐二府）出京之后，官校暴横甚于狼虎，虽方面官亦被凌轹，余船则装载私盐，余车则多索银两，经过地方不胜烦扰，坏乱盐法，重困斯民，此不可以为例。’”（《明孝宗实录》）
死因存疑无人问
即便弟弟如此不争气，可明孝宗给的宠幸依然没有降级。
弘治九年（1496年）四月，在岐王的奏请下，朝廷赐予其孝感县东山仑河泊所岁课。同年十月，赐予德安府观滩店田三百顷。弘治十一年（1498年）六月，又赐予德安府田三百顷。
可朱祐棆得了便宜还卖乖，继续纵容手下作死。比如岐藩管庄内臣张璇等人仗着有王府庇佑行事“势如狼虎”，为攫取民财，竟诬告本地百姓殴伤王府佃户。齐王殿下非但不管，反而一味纵容，且屡屡上奏陈乞庄田，并要求“自收子粒”，即自行收取田租。此事激起民愤，引发言官们的愤慨，纷纷上疏弹劾。
安陆府河
然而明孝宗并未将这些弹劾放在心上，一句此事已诏令实行，便轻飘飘的予以了结：
“璇等诬奏情状已白，其请覆勘者，盖图翻异以饰己非。秋收在迩，民必惊扰，挈家逃匿，场圃尽空。王府收租新定则例行之未几，辄自变之。使天下王府皆相效尤，许之则失小民之心，不许则有厚薄之嫌。乞收回成命，罢黜璇等，别用守法内官管理岐府庄田，令有司徵收如故。此事业已行矣，所言已之。”（《明孝宗实录》）
而朱祐棆的奏讨，明孝宗的赏赐依然在继续。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将岐王一万石岁禄中的二千石换为百米。弘治十三年七月，再次赐予岐王德安府田六百一十二顷有奇。
弘治十四年（1501年），岐王府叠遭大变。
当年七月初八，岐王妃王氏去世。王氏为中兵马指挥王询之女，于弘治六年四月被册封为岐王妃，与朱祐棆同年，终年24岁。
十月二十三日，岐王朱祐棆薨逝，在位15年，终年24岁，朝廷赐谥曰惠。谥法“柔质慈民曰惠”，看似是一个美谥，可从历代获得此谥号的名人生平观之，多少带有一点贬义。
岐惠王无子，只与王妃王氏育有二女，长女夭亡，次女在父母去世时年仅2岁，岐国因此除封。侄女年幼无人照顾，明孝宗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参照成化八年（1472年）去世的五叔秀怀王朱见澍故事，将五弟夫妇的灵柩运回京师安葬，侄女接入宫中养育。
弘治十五年七月，岐惠王坟园建成，当月二十一日岐惠王夫妇的棺椁被送往城西翠微山，也即今石府社区一带安葬。明孝宗特赐守坟者五户，并从卫恭王捐献给大慈恩寺的二十三顷土地中分出三分之一，作为香火田，并命太常寺每逢时节对其进行祭祀，位次在自己亲儿子蔚悼王朱厚炜之上。
岐惠王在王妃故去后仅仅数月便辞世，有可能是因伉俪情深，过度哀伤之故。但有人不这么认为。
时任湖广巡按御史王约在岐惠王去世后不久，便站出来质疑岐惠王病故之说，且不是风闻奏事，他第一时间闻讯王府相关人员，所有人都表示王爷去世前身体倍棒，吃嘛嘛香，这突然间就去世了就令人感到十分意外。
以上还能说属于主观臆断，关键王约还找出了嫌疑犯：岐藩承奉副高悦。先前高悦得罪了岐王殿下，朱祐棆一封奏疏之后，朝廷命王府方面将其械送进京。未成想高悦不当不肯就范，反而偷偷逃往京师，并扬言要控告岐王。朱祐棆得知此事，不禁“顿足嗟叹”，接连闷闷不乐数天后突然暴毙。
安陆太白湖公园
王约据此认定高悦对岐王之死负有重大责任，奏请朝廷对其进行严查，以“明正其罪”。
事涉亲王，由不得朝廷不重视，恰巧深受明孝宗信任司礼监太监戴义正在德安府，负责护送岐王夫妇灵柩回京，都察院本着一事不劳二主的原则，建议由戴义调查此事，抵京后再行奏报。
结果戴义回京后一口咬定“王得疾始末，无他”，矢口否认歧王之死有任何特殊原因。没奈何，都察院只能建议将戴义结论与王约的奏疏发往湖广，交由本省镇巡等官进行勘报。湖广方面的覆奏来的非常快，内容也非常耐人寻味：
“与约奏具复下镇巡等官勘报，谓：‘先时传言父老皆已物故，本府官眷及内外人等已回京，无从质问。’都察院请令内臣将取回官眷人等覆审，务竟其事。”（《明孝宗实录》）
此时为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月，离岐惠王亡故尚不足二年，什么叫“先时传言父老皆已物故”？确定不是杀人灭口？
眼见湖广将皮球踢了回来，都察院无奈，只能奏请派内官对在京的官眷人等进行“覆审”，希图获得突破。结果此时被明孝宗以“既传闻之言无从审证”为由叫停。
阿越说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岐惠王英年早逝的确存在疑点，可湖广方面不愿沾手，皇帝大兄也并不想深究，否则有的是手段。随着时光辗转，其中是否有隐情，已难以还原，也无法妄加猜测。
至于岐惠王的次女，虽然在父王母妃去世后被接入宫中抚养，却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六月不幸夭折，年仅4岁。本来这么大的孩子夭折，无祭葬之礼，在伯父的关照下还是获得了哀荣。
“丁巳，岐惠王第二女卒。礼部言幼夭者例无祭葬，上曰：‘王女虽幼，然已取养宫中。其与祭二坛，于惠王坟傍近择地葬之。丧祭礼仪，比郡主例减三之二。’”（《明孝宗实录》）
故宫夜景
岐惠王是第一个受封于德安府的大明藩王。其后九弟由四川保宁府迁国德安府，封藩于此四十余年，先后拥有两位王妃，却依然没有诞下子嗣，再次被除国。紧接着老道士不信邪的让第四子景王朱载圳接力，结果只在德安生活了四年便落得个无嗣除封的结局。
说句稍微迷信点的话，德安这块土地与大明藩王犯冲。纵观明代封藩史，这样的地方非只德安一处，却主要集中在湖广一带：紧邻德安的安陆州先后绝了郢、梁两家藩王，直到兴王朱祐杬就藩意外成为龙飞之地；长沙更是绝过潭、谷二王，荆王出逃，吉王家族来此才勉强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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