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陵，坐落于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东北7.5千米的纯德山，占地面积达183.15公顷，其中陵寝部分占地52公顷，是华中地区唯一一座明代帝陵，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十六座明代帝陵中单体面积最大的一座，规模大于占地面积170公顷的明太祖孝陵，及作为十三陵中首陵：明成祖长陵。
明显陵
明显陵的主人为明睿宗朱祐杬，他在世时没当过一天的皇帝，只是一介藩王：兴王。兴王殿下为何在去世后会变成明睿宗陛下呢？
最初藩地究竟是德安还是卫辉
朱祐杬（音yuán），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初二，为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因老大、老二早夭，序齿居次，生母邵宸妃。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十一日，12岁的朱祐杬，与四个弟弟一道受封为王，爵号兴王，负责册封的正副使节为英国公张懋和少傅、吏部尚书万安。
史籍称朱祐杬：“资禀异常，神采秀发，甫髫龀端严頴悟，宪庙甚钟爱之，授以诗书，日千百言朗诵不遗”。可从明宪宗直到驾崩前才对其进行册封观之，其间不无溢美。
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因朱祐杬与岐王朱祐棆（音lún）、益王朱祐槟（音bīn）、衡王朱祐楎（音huī）、雍王朱祐橒（音yún）五王即将出阁读书，明孝宗授予马政、刘良等10名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三甲进士翰林院检讨，教官徐用、彭美等10人为翰林院侍诏，监生刘儆、冯绖等10人为中书舍人，分别充当五王的教读等官，组建诸王班底。
次月，朱祐杬兄弟正式出阁读书。
弘治三年（1490年）十月，朱祐杬离开大内，出居位于十王府的兴王府，文武百官依例过府行礼。这也意味着兴王殿下即将成婚。然而关于朱祐杬的婚礼，实录记载有所冲突。
弘治四年（1491年）正月“丁酉”条称：“兴王行亲迎礼。”“亲迎”是婚礼六礼中的最后一礼，婚礼至此便算完成，可后续记载显示兴王的婚礼才刚刚开始：
当年三月，明孝宗赐予朱祐杬淮安仪真盐一万引（一引三百斤），目的为“助婚礼之用”。朱祐杬得旨，立马派两名内侍携数十人前往淮安收取。礼科左给事中韩鼎就此上疏，对兴王殿下此举提出异议，奏请由地方解送进京。
朱祐杬画像
在京亲王成婚属于大事，且明孝宗命礼部制定相关礼仪。当年十一月，礼部进兴王婚礼仪注：经钦天监卜选，于当年十二月十六日尚冠，二十一日行六礼之一的纳徵，并发册，册封兴王妃，次年正月二十日行亲迎礼。
是故，弘治四年的正月“丁酉”条应当属于误记，本当系于弘治五年正月。至于兴王妃人选，为中兵马指挥司指挥蒋敩长女为兴王妃。
《明实录》中有关朱祐杬的纰漏并非单只这一条。若说“亲迎”条属于疏漏，那么关于他藩地的记载问题更大。
随着兴王兄弟日益年长，之国事宜也提上日程。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明孝宗下诏为兴王三兄弟营建王府，实录的记载为：
“壬寅，命建兴王府于湖广之德安，汝王府于河南之卫辉，益王府于江西之建昌。”（《明孝宗实录》）
也就是说兴王的藩地为湖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市）。然而次月兴王殿下上疏称，卫辉府（今河南卫辉市）土地贫瘠、地势低洼，兼且有河水泛滥之患，非安身立命之所，请求改封到湖广安陆州（今湖北）：
“（十月）丁未，兴王以卫辉瘠洼河水泛滥不可立府，请改封于湖广之安陆州。从之。”（《明孝宗实录》）
这两条记载明显有冲突。那么兴藩的始封之地究竟在哪里呢？的确卫辉府最终为汝王朱祐梈（音pēng）的藩地，可他乃明宪宗的第十一子，生于成化二十年（1484年）九月，此时年仅8岁，还是个小娃娃，尚未开府，又如何会之国，所以这条明显有错。而德安府则是明宪宗第五子岐王朱祐棆的封地，连老六益王朱祐槟都要之国了，自然也不会留着他。
明显陵-莫愁村
因此九月那道诏令之中，被要求之国的为兴、岐、益三王，汝王不在其列。故朱祐杬的初始藩地为河南卫辉府，之后才改为湖广安陆州。弘治七年二月，湖广巡抚韩文的奏疏也证实了这一点：
“今湖广方营建兴、岐二王府第，又重修吉府。三役并举，木石瓦甓之费难以预计，其官匠人等饩廪计岁用银四万三千二百两。今工未及半，不知将来所需其多几何？”（《明孝宗实录》）
由韩文的奏疏可以看出，明孝宗对大多数宗室虽然苛刻，但对自己的几个兄弟却非常优厚。
藩国生活记
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兴王朱祐杬在祭拜过昌平诸皇陵，给供奉于奉先殿的列祖列宗上过香后，正式之国湖广安陆州。庞大的队伍在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登船，一路沿运河南下，抵达南京后登岸祭拜明孝陵，随即溯长江西行，直抵安陆。
《明武宗实录》在记述朱祐杬生平时，对其猛猛地一顿夸，将其塑造为古今少有的贤王：“持身甚严，不甘旨酒，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不耽玩珍奇，不谈术数，不狎倡优，不崇尚仙佛。言笑必谨，衣冠必正。虽燕居，未尝惰慢，临位端拱，凛若神明。宫居雍睦，家政整齐，有关睢麟趾遗意，其于伦理甚笃。”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为确保弟弟安然之国，明孝宗下诏调集大小船只九百余艘供其使用，准许兴藩校尉二人用一车，规模之大为大明建国以来之最。
受此恩遇，照理当心怀感恩，然而兴王殿下的做法令人大跌眼镜。弘治十一年，寿王朱祐榰（音zhī）之国，朝廷给予了船七百艘、车千四百六辆的额度，给银令其自行募集。他在本府长史的蛊惑下，上疏提出抗议，要求与兴王、岐王的标准看齐，结果招来兵部一顿输出：
“本府承奉长史等官告王，谓：‘兴、岐二府启行时，船九百余艘，军校二人用车一两。’王遂具奏，请照二府例。兵部议谓：‘前二府出京之后，官校暴横甚于狼虎，虽方面官亦被凌轹，余船则装载私盐，余车则多索银两，经过地方不胜烦扰，坏乱盐法，重困斯民，此不可以为例。’”（《明孝宗实录》）
张家湾通运桥
实录只记载岐王之国时扰乱地方，搞得民怨沸腾，没提及兴王。但之国前的表现，也能才侧面证明兵部所言非虚。
弘治七年十月，负责为朱祐杬一行准备车船的兵部员外郎莫骢，仅仅因为照章办事，没有给予兴王殿下额外的好处而遭弹劾，称其办事“迟误”，且未曾朝见自己。虽有兵部据理力争，却依然遭到了“锦衣卫逮治，赎杖还职”的惩处。
至于“不殖货利”。
弘治五年（1492年）六月，赐予兴王“两淮余盐岁一千引”，弘治六年四月，“给兴王食盐岁一千引”。注意其中的“岁”字，它表明这属于常例，即每年都能领取这么多盐引。
每年二千引，虽然数量庞大，可还勉强能说是王府的必要开支所需，但其他行为就不能这么算了。
弘治六年二月，在朱祐杬的奏请下，明孝宗将安陆州所属赤马湖与野猪湖两大河泊所的课钞赐予兴王府。课税属于国家重要税收之一，一般情况下即便赐予王府，也就赐予一年半载，三年五载已经顶天了，少有将这个河泊所赐予王府的。
明孝宗此举可以说是莫大的恩赐。然而朱祐杬仍不满足。弘治十年五月，他再次上疏朝廷，请求罢免所赐赤马、野猪、芦洑、长河诸河泊所的官吏，交由王府自行管理。
为防止藩王尾大不掉，自明太祖分封诸王起，诸王的岁禄皆由官府代为收取转交，何况河泊所这等牵扯甚大的机构。他的行为可谓是极其僭越。户部闻讯立马跳出来反对，并给兴王殿下扣了个“所请非惟致损民生，亦将大伤国体”的大帽子。一向与文官集团合作无间的明孝宗，对此也大为光火，顺着户部的意直接不予准许。
更过分的是兴王府的建造。自弘治五年王府开始营建，可直到直到弘治十年王府依然没有完全建成。是因为钱粮不够吗？非也！而是工程太过浩大，时间被延长。
对此湖广及朝中重臣颇有怨言，比如弘治八年兵部尚书马文升及礼部尚书倪岳就先后对此提出抗议。倪岳称“湖广长沙等处修造吉兴岐三府，供亿浩繁，所属该上供弘治九年朱漆油蜡铜锡药材皮张等料，请暂免一年，以苏民困。”
钟祥兴王府
明孝宗虽表示让有司“斟酌而行”，但王府的兴建工程并未停工。
弘治十年（1497年）九月，湖广总兵、镇远侯顾溥，借着当年六月“安陆州大雨，迅雷击碎城上旗竿，四散委地”，七月初“霪雨不止，城垣垛口，并公私庐舍多塌，大洪山等处山水泛涨，渰死男妇四十三人，冲流房屋六十余间，牛马等畜一百三十余只，损坏田地二十余顷”等自然灾害，充分发挥天人感应之说，奏请约束诸藩，兴王殿下正是其中被重点点名者：
“旧赐兴府郢梁二府遗田三千八百三十九顷亩，芦洑长河湖课三百七十余两，俱有原额定数。近者奏各王府并军民侵占，委三司等官踏勘拨，还比之原额已过数倍，而本府官属又将邻近小户开垦纳粮并多余田地一概谓其侵占，欲行拨还。”（《明孝宗实录》）
明孝宗对此又是轻飘飘的一句“命下其言于所司”便算了结，犹如隔靴搔痒，对兴王毫无压力可言。于是乎继续我行无素。
在湖广巡按御史王恩奏请下，本省各藩皆交出所属庄田的管理权，由官府统一收租，转送王府，以免王府横征暴敛。朱祐杬逆势而动，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月提出“本府庄田与他府有粮民田不同”，要求恢复自征之权。明孝宗又给予准许。
弘治十三年二月，在兴王殿下的奏请下，明孝宗赐予其京山县近湖淤地千三百五十余顷。按照惯例赐予王庄田当为荒地或者官田，民田不管是起科纳税的熟田，亦或是开垦之后未曾起科的隐田，皆不得作为赏赐。而此次赐予兴王的近湖淤地虽未起科，属于隐田，却是当地一千七百五十余户百姓世代开垦而成，关乎百姓生存。故户部尚书周经等屡次上疏抗辩，结果明孝宗依然坚持前议。
安陆州先后为郢靖王朱栋、梁庄王朱瞻垍（音jì）的封国，二藩留有不少庄田。成化年间，在襄定王朱祁镛的奏请下，这些庄田大多划归近在咫尺的襄藩。兴王之国之后，凭借亲疏关系，虎口夺食，将被赐予襄藩的庄田夺了过来。
即便如此，朱祐杬犹不满足。弘治十六年（1503年）八月，在他的奏请下，本用以解决郢梁二府坟园留守人员口粮和供奉所需的遗留庄田，及负责供祭的人丁统统划归兴王府使用。这还不算，原本从中清出，已作为民田起科的二十余顷田地，也被兴王府一把夺走。
身后身份的变迁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驾崩，皇太子朱厚照即位，大明不如武宗时代。与弘治年间相比，正德年间有关朱祐杬的形象要正面的多。
湖广号称九省通衢之地，稍有风吹草动，便有祸乱升起。西北地区的荆襄之地，从元代一直乱到了成化年间才得以消弭。正德五年（1510年）春，湖广发生饥荒，盗贼群起。沔阳州的杨清、丘仁等僭称天王、将军，出没洞庭湖间，围岳州，陷临湘，官军屡次失利。
明代银锭
眼见本地动荡，朱祐杬捐献白银一千两以助军饷。总制湖广、陕西、河南、四川四省军务的刑部尚书、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洪钟为奏请表彰。明武宗盛赞四叔“轻财尚义”，降玺书褒谕。
正德七年（1512年）三月，在北方转战经年的刘六刘七起义军攻破裕州（今河南省方城县），逼近南阳府，大有南下湖广之势。安陆州地当要冲，朱祐杬因此一日三惊，请求赶紧派兵分手襄阳、德安两府的关隘，阻止义军南下。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七日，兴王朱祐杬薨逝，在位33年，终年44岁，朝廷赐谥曰献，选定安陆州东北的松林山为吉地，按亲王规制营建坟园，翌年四月初三入葬。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朱厚照驾崩，身后无嗣。明武宗遵循明太祖钦定的“兄终弟及”祖训，及支系轮序原则，遗命15岁的兴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大统。
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嘉靖。然而权臣杨廷和与张太后耍了个诡计，强命明世宗将自己过继给伯父，认明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朱祐杬这位本生之父为叔，为绝后患，甚至打算将六支的益王朱祐槟的嫡次子崇仁王朱厚炫过继到兴献王名下。
此事不仅牵扯到当朝皇帝应当认谁为爹，更深层的意义乃皇权与臣权之争，一旦明世宗低头认栽，那将沦为彻头彻尾的吉祥物，被文官集团玩弄于股掌之间。聪慧的明世宗自然不愿落得如此地步。于是乎，一场关于皇帝该以谁为皇考及兴献王尊号的皇统之争就此爆发，双方的斗争长达三年，史称“大礼仪之争”。
整个过程中，明世宗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帝王之术，通过分化拉拢等手段，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正德十六年十月初一，明世宗学两汉时期的传统，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帝，尊生母蒋氏为兴献后，祖母宪庙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注意，此次追尊的尊号为兴献帝，而非献皇帝，两者存在巨大不同。汉宣帝即位后追尊生父刘进为悼皇考，汉哀帝即位后追尊生父定陶恭王刘康为恭皇，明世宗的做法与二人如出一辙，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模糊概念，以便分阶段夺取最终胜利。
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初一，加尊兴献帝朱祐杬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将其抬入皇帝之列。三月十二日，正式定陵名为“显陵”。在此之前的嘉靖二年，兴献王坟园便已开始按帝陵相应的规制升级改建，享殿的覆瓦由亲王级的黑瓦换为代表帝陵的黄琉璃，并修筑神路、玉桥等。
显陵祾恩门
加尊皇帝称号的当月二十日，兴献王坟园正式变更为帝陵，定陵名为“显陵”。七月，献皇帝神主被奉安于奉先殿东室观德殿。
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明世宗诏令在太庙外的环碧殿旧址上兴建献帝庙，取名“世庙”，并下令修《献皇帝实录》。次年九月，明世宗奉安恭穆献皇帝神主于新落成的世庙。
嘉靖三年八月十四日，显陵太监杨保奏称“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工部尚书赵璜对这等邀宠行为极其不满，以“陵制当与山水相称，恐难概同”为由谏止。然而大孝子明世宗哪里肯依。
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明世宗“命修显陵如天寿山七陵之制”，显陵再次得以扩建，包括修筑显陵山即宝顶和宝城，重建享殿，增建方城明楼、睿功圣德碑亭、大红门等，还在棂星门前的神路两侧建置了望柱和12对石像生。明嘉靖十年（1531年），明世宗嘉靖帝敕封松林山为纯德山，并立碑建亭。直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显陵改建工程告一段落。
嘉靖十三年（1534年）六月，南京太庙离奇毁于大火，明世宗借机重建北京太庙，将世庙并入，改同堂异室制为都宫别院制，更明太宗朱棣庙号为成祖，并钦定庙制：太祖庙居中，成祖居左，立文祖世室，成祖之下另立三昭庙；太祖之右为三穆庙，并在太祖庙寝后建祧庙，以奉祧主。借着这个机会，朱祐杬由世庙成功入主太庙，与明孝宗同居一庙。
虽然将父皇抬入了太庙，可庙中九个神主之中，只有朱祐杬没有庙号，显得太过太过特立独行。对此自有人愿意为圣人分忧。嘉靖十七年（1538年）四月，已经致仕的扬州府同知丰坊上书，请求“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明世宗遂于当年九月给“恭穆献皇帝”上庙号“睿宗”。
同年十二月初四，章圣皇太后病逝，明世宗决定奉母后棺椁南下合葬显陵。为此于次年二月南巡承天府，巡视显陵营建工程。在皇帝关注下，显陵规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工程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九月才得以完竣。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嘉靖帝改荆州左卫为显陵卫，以正军李貌才等1200余人充之。
就在显陵扩建之时，北京太庙又闹出了大问题。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一把大火中离奇将太庙烧毁，唯独睿宗一室留存。明世宗下令重建太庙，并借机表示太庙之所以着火，是因为祖宗们不愿分开祭祀，因此恢复“同堂异室制”。
太庙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六月，新太庙即将建成，明世宗顶着朝臣的非议，亲自制定庙议：“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
在儿子的托举下，朱祐杬历经二十四年，由一节藩王登顶皇帝，并在太庙之中获得了一个单间。为防止后世子孙不孝的将老爹祧了出去，明世宗在第三任皇后方氏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去世后，借口将皇后升祔太庙，占住位次，为此不惜将明仁宗给祧了出去，简直是“哄堂大孝”。
阿越说
《明武宗实录》将朱祐杬的贤明，夸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内容看看就好，毕竟该实录是在明世宗的意志下编撰而成，作为大孝子，自然要给老爹涂抹。《明孝宗实录》中的兴王殿下才是其真面目。
从兴献王到明睿宗献皇帝，朱祐杬是大明诸帝中唯一一个获得官方认证的追封皇帝（不计南明，懿文太子朱标虽然也曾获得追尊，可只有短短4年，永乐以后不被承认。），直到大明覆灭，神主依然安居太庙，没有被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有个好儿子。
明成祖剧照
朱祐杬是开心了，然而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父子俩，若是泉下有知，少不得要让明世宗享受一番来自祖宗的关爱。特别是朱棣，本身得位不正的他，不惜五征漠北、六下西洋、修撰《永乐大典》，一辈子孜孜以求的无非是一个证明自己才是最好的，太宗文皇帝这一头衔恰巧是最佳验证，明世宗这个不肖子孙为了彰显自己的孝心，竟然给他改庙号。
“成祖”？这是深怕后世不清楚他是通过造反夺取皇位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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