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三更，一个电话打到出版社，把接线员吓一跳。
电话那头，是当时研究明朝历史的大拿，吴晗。
他声音都抖了，透着一股子压不住的兴奋劲儿：“这部小说写绝了！
我看比《三国演义》都厉害！”
这话的分量，搁在北京城里砸个坑都响半天。
能让吴晗这么说的，是作家姚雪垠刚刚写完的《李自成》第一卷。
可邪门儿的是，没过多久，还是这位吴晗，对着姚雪垠，冷不丁撂下一句劝告，话里有话：“李自成这个人，你不要把他写得太好，小说出个三卷，打住就行了。”
一个先是往天上捧，一个又往地上拽。
一个搞历史的，一个写小说的，俩巨头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事儿背后，不光是写书和写真事的掰腕子，还牵着一个作家从土匪窝里滚出来，又在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传奇过往。
1957年，姚雪垠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
他本想写一套叫“长河”的大书，把从辛亥革命到那会儿的中国都写进去，摊子铺得老大。
可那年头，写东西条条框框多，他一个有自己想法的“老”作家，写的稿子总是不对路子，再加上他管不住嘴，写文章说要“广开言路”，批评文艺界的一些死板做法，一下子就被打发到一边凉快去了，连写现实的资格都没了。
笔杆子差点被人撅了。
人被逼到墙角，啥念头都能出来。
就在这死胡同里，姚雪垠心里一棵埋了二十多年的老树根，愣是发了新芽。
他决定，不写眼前的了，回头，去写三百多年前那个把大明朝天捅了个窟窿的农民头领——李自成。
这可不是他临时抱佛脚。
早在1933年，他还是个小年轻，在河南的图书馆里翻那些发黄的老书，看到一本《守汴日志》，写的是明末的惨状，当时就看得他心里翻江倒海。
到了抗战那会儿，他又一头扎进去研究崇祯皇帝为什么会亡国，研究那人的性格。
可以说，李自成这个名字，在他脑子里已经转悠了小半辈子。
现在，路被堵死了，反而逼着他一猛子扎回了历史的深水里。
他这不是在写小说，是在用笔杆子给自己杀出一条活路。
一般写历史小说的，都是坐书房里啃故纸堆。
姚雪垠不一样，他笔下的东西，带着活人的血腥味儿和土腥味儿。
这都得亏他有两段拿命换来的经历。
头一段，是当“贼娃”。
1924年，军阀打得一团糟，14岁的姚雪垠回家路上，被一伙土匪给绑了。
在关“票子”（人质）的黑屋子里，老天爷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一个土匪头子瞅着他顺眼，居然认他当了“干儿子”。
他就这么成了个双面人，前脚还是随时可能被撕票的“肉票”，后脚就成了土匪堆里的一员，一个“贼娃”。
在土匪窝里那一百多天，他算是把那个灰色世界看了个底儿掉。
他见过土匪杀人放火不眨眼，也见过这帮刀口上舔血的汉子，怎么拜把子、怎么论规矩，怎么在今天不知明日事的日子里又哭又笑。
那帮人自称“蹚将”，他们说的黑话，干仗的套路，心里的爱恨，全跟刻刀一样，一笔一划刻进了姚雪垠的骨头里。
所以后来他写《李自成》，写农民军是怎么凑起来的，队伍里的人怎么过日子，那些头领是什么脾气，写得活灵活现，那不是史书上几行干巴巴的字能给的，那是他用少年时代的一百多天惊心动魄换来的。
他早年写过一本叫《长夜》的书，讲的就是这段事，跟后来《李自成》里好多细节都能对上号。
第二段，是在抗日战场上当“笔征”战士。
抗战一打响，姚雪垠就去了第五战区，没拿枪，拿的是笔，跟着部队跑。
这回他不是旁观者了，是亲身在战争里头。
随枣会战，他们被日本人团团围住，最后九死一生才冲出来。
那种感觉，姚雪垠一辈子都忘不了。
炮弹在耳边炸开，地都在抖；几万人的大兵团怎么调度，怎么乱成一锅粥；当兵的在生死线上是啥样的，是哆嗦还是往前冲…
这些都不是听来的，是他亲眼看、亲身겪的。
所以他写《李自成》里的“潼关南原大战”，写李自成败退商洛山，那笔下的哪是文字，简直就是嗖嗖的箭矢、震天的喊杀声和呛人的硝烟味。
他对大场面战争的描写能力，是一般文人坐在屋里想不出来的。
就这两段经历，一段是跟社会最底层的亡命徒混，一段是跟正规军在国破家亡时打仗，给姚雪垠的笔头里，灌满了别人没有的“真东西”。
所以，当《李自成》第一卷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把人给镇住了。
书里从皇帝上朝的排场，到街头老百姓的吃穿用度，甚至连朝廷的奏章、庙里的对联，好多都是姚雪垠自己琢磨着编的，但编得跟真的一样，那功夫，真是下了死力气。
吴晗是搞历史的，最懂这里头的门道，一看就服了，才说出“超过《三国演义》”那么高的评价。
可是，吴晗毕竟是史学家，骨子里对“真”字看得比天大。
随着姚雪垠越写越深，吴晗觉出味儿来了：姚雪垠这是要把李自成往“神”的道上写啊。
在吴晗研究的史料里，李自成这个人复杂得很。
他闹革命，是官逼民反，顺应了民心，这是大节。
但他的队伍，问题也一大堆。
早期纪律差，杀人如麻的记录史书里到处都是。
好不容易打进北京，手下那帮将领立马就昏了头，大搞“追赃助饷”，把明朝的旧官抓来往死里打，就为了敲钱，搞得北京城人心惶惶，民心丢了个精光。
战略上，更是个睁眼瞎，一门心思跟南边的明朝残余势力较劲，压根没把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清当回事，最后让人家捡了个大便宜，一败涂地。
吴晗的警告，根子就在这些史实上。
他跟姚雪垠说“不要过于美化”，是希望他别光写李自成好的一面，也得写写农民起义本身的局限性，写写那悲剧的结局是怎么一步步来的。
他说“写三卷就够了”，那话说得很有水平。
意思可能是让小说在李自成事业最顶峰、刚进北京那会儿就打住，别去碰后面那段迅速腐化、兵败如山的烂事，这样既保全了英雄形象，也算对历史有个交代。
可姚雪垠不干。
他写这部书，有他自己的执念。
他自己就说过，写《李自成》，就是要“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
在他那儿，李自成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符号，是农民革命的旗帜。
要是把他写得浑身毛病，那不等于说农民革命本身就有问题吗？
所以，他宁可被人说不符合历史，也绝不能给自个儿心里的英雄抹黑。
这么一来，他笔下的李自成，就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人。
有“均田免赋”的政治理想，打仗跟神仙一样厉害，对自己要求严，对老百姓跟亲人似的。
就算兵败躲进商洛山，部队都快饿死了，他还能开仓放粮救济灾民。
他手下的高夫人，为了保住“闯王”的大旗，带着几百人去送死，拖住官军主力，写得那叫一个壮烈。
姚雪垠这么坚持，不光是他自己的想法，当时像郭沫若、夏衍这些文化界的大人物，也都很支持他。
他就这么选了一条路：文学的理想，时代的需要，排在了历史考证的前面。
姚雪垠埋头写了一辈子，到死也没把计划里的五卷《李自成》写完。
而当年提醒他的吴晗，却在一场风暴里先他而去，再也看不到这部书的结局了。
更有意思的是，等时间到了八十年代，风气变了，《李自成》这部曾经被捧上天的经典，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出来挑毛病。
批评的人说，这书把农民领袖写得太高大上了，对起义军的破坏性避而不谈，有点“虎头蛇尾”，甚至觉得姚雪垠对农民的理解，其实有偏差。
这些话，兜兜转转，竟然跟几十年前吴晗的担心对上了。
书最终写出来了大半，人也走了，纸上那个完美的“闯王”留了下来，影响了好几代人。
而史书里那个进了北京就昏了头、最后不知所踪的李自成，也还在那儿，一页都没翻过去。
参考资料：
姚雪垠. 《姚雪垠自传》.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姚雪垠. 《李自成》（第一卷至第五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1999.
吴晗. 《读史札记》. 三联书店, 1956.
周溯源. 《吴晗与〈李自成〉小说》. 《北京党史》, 2004(6).
计六奇. 《明季北略》. 中华书局,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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