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年（四）
文/司马戡
灭亡前的拙劣表演
1945年8月9日东京时间11时02分，一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摧毁了整座城市。灰飞烟灭的日本军人中，不少人想必正在讨论另一件大事——前一天苏联对日宣战，这一天凌晨密山的要塞已经受到苏军攻击。
一天之后，8月10日，距离周佛海见汪精卫最后一面整整一年后，日本政府凌晨，日本政府随即通过瑞士和瑞典政府分别向中、苏、美、英四国发出照会，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国内沦陷区受到日伪政府严厉的广播通讯管制，却挡不住消息的传播。在上海的白俄社区率先从俄语广播中得到了消息。8月10日夜9时许，霞飞路沿街白俄商铺不顾灯火管制，陆续亮起电灯，随后人声嘈杂，俄国人涌上街头跳起舞来，甚至还有一队白俄乐手一边演奏俄国国歌一边在街上游行。
中国人的店铺夜逐渐醒了过来，街上出现了爆竹声、欢呼声。中医陈存仁随着人流游走在街头，挤进一家开门的西餐厅，到啤酒桶旁抄起勺子连喝了三勺，只感到“味道之佳，前所未有”。
以往对夜间大小动静都要吹起哨子赶来探查镇压的日本宪兵，此时已经不见踪影。8月11日，伪市长周佛海发布公告，声称“倘有不肖之徒，散布谣言，破坏秩序，扰乱治安，危害民生者，一经查获，定予严惩不贷”。只是此时的伪军警也已经出工不出力了。南京也同样不安宁，这一天晚上，汪伪警卫第3师发动起义，渡过长江投奔了新四军。
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8月16日，周佛海赶赴南京，参加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会上，陈公博决定“解散”伪南京政府。当日发布的《国民政府解散宣言》中称，汪伪政府“原其要义，于国家残破之余，以和平求国家之建设复兴” “今则世界已回复和平，中日亦消除战祸”，所以“吾人之使命，亦已结终，即日宣告解散南京国民政府”。
汪伪政府到此时已经不复存在，其喉舌中央社不复发声，中华日报、中央日报等机关报也同步停刊。各路伪军将领，纷纷打出国民政府先遣军的称号，脱离汪伪政府号令。与大后方接壤的沦陷区伪政府官员或是反正，或是逃散。只剩下南京还上演了一幕闹剧。
1944年8月，盟军接近巴黎，法国自由军发动起义时，周佛海曾评论“巴黎暴动行为甚激，且与德军有巷战者。将来类似现象，上海、南京亦必发生，届时混乱情况真不可设想矣”，事态发展如他所料。
汪伪江苏省无锡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周镐，是军统派赴沦陷区的潜伏特工，他第一个跳出来扰动了局面。汪伪政府宣布解散后，他赶赴南京，以伪财政部税警总团为基础，新街口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挂出“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总指挥”的招牌，随后开始搜捕汪伪高官。
这些税警官兵急于表示忠贞，抓起人来格外卖力。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伪司法部部长吴颂皋等，都被抓到了中储行地下室关押。伪陆军部长萧叔萱抗拒抓捕，被一枪打在腿上，不治身亡。
8月16日之后几天，南京光怪陆离、动荡不安。伪军委会特务团将国府外围的路树砍倒作为工事，准备抵抗税警的进攻。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拥护陈公博，在总队长鲍文霈带领下武装冲入市区，面向中储行大楼构筑街垒、架设机枪，和税警对峙起来。伪考试院长陈群见此局面，认为不免一死，于是写下一系列遗书，声称“一生不受他人裁判，应赴九泉请总理处断”后仰药自杀。
8月16日的会议结束后，周佛海匆忙赶回上海。此前他已经获得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负责维持沪杭治安。他甚至还为了“总队长”头衔不够正规，向国民政府要求换成了“总指挥”。
南京陷入乱局后，周佛海又出面调停解决。周镐是周佛海推荐的人员，税警总团也是周佛海担任财政部长时建立的队伍，他有说话的余地。加上在陈公博要求下，侵华日军出手将周镐扣押，终于将局面暂时平息。只是，陈公博因此认为，这是周佛海对他的落井下石，于是选择携带家眷随从，冒着被盟军战机击落的风险逃亡日本。
闹剧已经结束，等待汪伪政府官员的只有国民政府的收受、肃奸和审判。周佛海 于1945年9月乘飞机前往重庆，随后被软禁。1947年11月，他被判处死刑，随后被蒋介石下令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在押期间，他仍然写作日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句，便是 “病为人生最苦之事，狱中患病更为苦中之苦，以此视之，岂能谓一死非幸也” 。
— 全文完 —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