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与对话之路，音乐文化是其中的重要乐章。丝绸之路沿线的音乐文物，则是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物质载体，承载着无数创造者用智慧谱写的心灵和声。河南博物院收藏的黄釉扁壶，正是这段丝路乐章中的灵动音符。透过这件文物，我们得以聆听千余年前丝路乐舞的回响。
器上胡腾 舞影翩然
河南博物院藏黄釉扁壶是一件北齐时期的铅釉陶器，1971年在河南省安阳范粹墓出土。墓主人范粹为北齐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壶体通高约20厘米、宽16.5厘米、口径5.1厘米，呈扁圆杏核状，上窄下宽，敞口短颈，两肩各有一穿孔。通体施黄釉，釉色莹润，类似金银锤制的凸凹效果。
河南博物院藏黄釉扁壶。
河南博物院供图
壶腹两面模印着相同的胡腾舞图案：画面中央的舞者起舞于莲座之上，右臂高举前伸，左臂下伸，掌心向后，双足腾跃，反首回望。舞者左侧，一人打拍，一人吹笛；舞者右侧，一人击钹，一人弹琵琶。五人皆高鼻深目，头戴蕃帽，身着窄袖长衫，腰间系带，足蹬半筒高靴，是典型的西域人形象。黄釉扁壶的壶形具有游牧民族马背皮囊的风格，壶腹图案说明胡腾舞在北朝时已风靡于世，与壶身的联珠纹、忍冬纹、莲座等装饰纹样一同体现着外来文化的影响。
胡腾舞是从中亚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传入中原的一种男子独舞，因舞姿多以腾身跳跃为基调而得名。胡腾舞的表演者多为高鼻深目的中亚人，起舞时，舞者伴着明快活泼的音乐绕圈急行，结合跳跃、扭胯、提腰和急促的腾踏等动作，舞步变化多端，时而刚毅奔放，时而柔软潇洒，颇具观赏性。在丝路沿线出土的北朝至唐代文物中，胡腾舞者的形象大量出现，如宁夏固原北朝时期的绿釉扁壶、甘肃的唐代鎏金铜胡腾舞俑、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石椁上的乐舞图，陕西西安苏思勖墓唐代乐舞图壁画等，时人对这一舞种的喜爱可见一斑。
唐诗中亦有不少描写胡腾舞的作品。例如，唐代诗人刘言史在《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作了生动描述：“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dié）胡衫双袖小……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诗句将胡腾舞者急速蹲跳、脚步翻飞、腾跃旋转、弄脚缤纷的舞姿与高超技巧写得惟妙惟肖，仿佛可见舞者锦靴翻踏、宝带作响，身影在席间旋转如风；四座宾客屏息凝神，横笛琵琶急促相和，一派乐舞助兴、觥筹交错的宴饮盛景跃然眼前。
西域乐舞 东渐中原
自汉代张骞凿通西域，中原地区凭借四通八达的地理优势，逐渐成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汇的舞台。特别是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统治者对外来商旅多持欢迎与鼓励态度，来自西域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的使臣、僧侣和商人纷纷入华，粟特人亦在其中。在《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中，“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西域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边塞，不少人因喜爱中原的风土人情而定居洛阳，逐渐形成规模不小的外来族群。
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日益频繁，通过使臣往来、商贸活动、婚聘迁徙、宗教传播等多种途径，丝路沿线各民族音乐文化在西渐与东传中奔涌交汇。随着中原周边民族内迁，龟兹、疏勒、西凉、高昌等国的西北民族音乐，以及天竺、安国、康国、高丽、悦般等外来音乐陆续传入中原。其中，西域乐舞热烈奔放的艺术风貌与中原文化含蓄典雅、温柔婉约的审美气质形成鲜明对比，其独特魅力迅速赢得宫廷与民间的喜爱，一时使欣赏胡舞胡乐成为社会风尚。
陕西西安苏思勖墓唐代乐舞图壁画。
资料图片
北朝时期，胡乐之律、器、舞、调、曲在宫廷与民间均盛行一时。北周时期，西域诸国大乐汇聚长安，北周宫廷大乐多出自西域。一批才艺出众的西域乐人受到统治者的礼遇，例如北齐时期，胡人乐工曹僧奴、曹妙达父子“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并获开府封王。到了隋代，《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个乐部盛行长安，受到宫廷和民间的喜爱，西域乐舞广为流传。
隋唐乐舞 融汇新声
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地区、国家间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不竭源泉。隋唐时期，外来乐器与乐舞不断传入，与中原传统乐器相互交融、影响。在继承秦汉音乐传统的基础上，中原音乐大量吸收西域音乐精华，逐渐实现本土化发展。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姿态，促进了西域乐舞与中原及各民族乐舞的相互融合，改变了中国乐舞艺术既有的形态，也促进了隋唐音乐的繁荣。
北周时期，西域音乐家苏祗婆将龟兹音乐“五旦七调”宫调理论传入宫廷。隋代音乐继承魏晋南北朝音乐成就，建立了“七部乐”“九部乐”的音乐体制，当时的著名音乐家郑译、万宝常以苏祗婆调式理论为基础，发展出八十四调音乐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的调式理论体系。
唐代朝廷特设音乐机构“教坊”，以中原民间音乐为基础，并借鉴西域音乐创制新声，出现多种新的乐器组合形式。《乐府杂录》记载，唐代乐器约300种，广泛应用于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等乐曲之中。唐代承继汉魏六朝的清乐传统，融汇西域各地音乐文化精华，逐渐形成兼具声乐、器乐、歌舞、百戏等多种形式的隋唐燕乐，为中原乐舞谱写新的篇章。
与此同时，来自异域的乐舞文化也丰富了文人雅士的艺术创作题材。唐诗中描写西域乐人、乐舞与乐器的作品不可胜数，其中不乏名篇力作，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胡旋女》、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李端的《胡腾儿》等。诗人们或写琵琶声如急雨繁弦，或写胡旋舞回转如风，异域乐舞的节奏与情调化作诗意的声响与流动的画面。西域乐舞的律动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激发更强的艺术张力。正如唐代诗人李颀在《听安万善吹觱（bì）篥（lì）歌》中所写的：“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短短数句既点明乐器的来历，也写出了乐声传入中原后愈发奇妙动人的艺术魅力。
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与国家，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了交流、融汇与包容。经由丝绸之路东传的音乐与舞蹈拓宽了华夏文明的文化视野，并逐渐为中原乐舞所吸纳、融合，丰富了中原古代音乐舞蹈文化，使异域乐舞最终融入中华乐舞文化，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同时，中原人在不断的迁徙与交流中，也将自身的音乐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域。黄釉扁壶作为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以及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
（作者为河南博物院文博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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