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它让罪恶在黑暗中交织，又让真相在阳光下浮现。
2004年2月3日那个冬夜，北京三里屯的霓虹灯还亮着，豹豪酒吧门口停着一辆宝马。
凌晨一时许，吴若甫从酒吧出来，刚拉开车门，几个人影就围了上来。为首那个瘦削的年轻人掏出一个“警官证”，在夜色里晃了晃，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狠劲：“警察，跟我们走一趟。”
吴若甫还没反应过来，双手就被铐住了。
推搡之间，他瞥见那人胸前和背后各别着一把枪，枪柄在路灯下泛着幽暗的光。
这个人就是王立华，一个已经制造了至少四起绑架案的京城悍匪。
王立华，生于1976年，打小就住在崇文区一片拥挤的胡同里，父亲是工厂的普通工人，母亲在街道做临时工，家境说不上穷，但也绝不算宽裕。
街坊邻居后来回忆，小王立华小时候瘦得像根豆芽菜，却从不肯服软。九岁那年，他已经在胡同里当起了“孩子头”——但他当老大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不是靠拳头硬，而是靠兜里的零花钱。
他发现只要请别的孩子吃几串糖葫芦、分几块水果糖，就有人围着他转，叫他“华哥”。这种感觉让他着迷。为了维持这种被前呼后拥的派头，他从家里偷钱，从邻居家偷钱，从学校偷东西，偷来的钱全用来请客。
别人请客是偶尔大方，他是天天大方。
老师找他谈话，他站在办公室门口，低着头不说话，一出门就变回那个嚣张的“孩子王”。
他的母亲后来回忆，家里的钱放在抽屉里，今天少十块，明天少二十，问他他也不承认，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十二岁那年，事情闹大了。
他偷钱的毛病越来越严重，父亲忍无可忍，抄起皮带抽了他一顿。王立华没有哭，也没有认错，而是用一种让成年人都觉得瘆人的冷静，对母亲说了一句话：“你跟他离婚，要不我就死在外面。”
母亲以为他是一时气话，没当回事。
王立华真的跑了，在外面混了几天不回家。
母亲慌了，四处找人，最后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把他找回来，他坐在长椅上，面无表情地看着气喘吁吁跑来的母亲，重复了那句话。
母亲哭了，父亲也哭了，最后这婚还真离了。
父亲被赶出家门那天，拎着一个帆布包，站在胡同口回头看了一眼，王立华站在门槛上，面无表情。
从那以后，这个家再也没有人能管住他。他不上学，不回家，整天在街上晃荡，偷自行车、撬小卖部、打架斗殴，成了派出所的常客。
民警上门做工作，他笑嘻嘻地应付两句，转身就走。母亲管不了他，只能在家里抹眼泪。
他的姐姐王立萍后来说，弟弟是死要面子，小时候在学校，老师不让别的孩子理他，他就从家里偷钱买玩意儿给同学，天天围着他转，他以为那就是“老大”。
失去管束后的王立华，在崇文区的胡同里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他的“名气”在那一带的小混混中越来越大，但这种名气是用一次次偷窃和抢劫换来的。
他的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已经彻底扭曲了——他认定在这个世界上，要么被人踩在脚下，要么踩在别人头上，而让自己站到上面的唯一方式，就是钱和狠。
十七岁那年，他干了一票大的。
他和一个在拘留所里认识的“朋友”，揣着菜刀和用纸糊的假手榴弹，闯进一个浙江商人的住处，翻箱倒柜抢了价值两万多元的东西。
他被判了九年。
拿到判决书时，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把判决书撕得粉碎——“我才十七岁，九年就跟无期似的”。
但他很快就从哭变成了笑，那种后来成为他标志性表情的笑——嘴角往上翘，眼神却冷冰冰的，像是在嘲笑什么。
看守所里的管教后来回忆，这个孩子翻脸比翻书还快，前一秒还在哭，后一秒就能冲你笑，那种笑让人心里发毛。
入狱之后，王立华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
他积极劳动，认真听讲，处处争取表现，减刑材料攒了一沓又一沓，管教们以为这个年轻人终于开窍了，开始改过自新了。
但王立华的脑子转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后来在预审中坦白，那七年牢他一天都没白坐——他通过看电视新闻和报纸，把北京几家大银行行长的名字、家庭住址、出行规律记得滚瓜烂熟，在脑子里画了一张详细的“抢劫金库路线图”。更重要的是，他在狱中专门结交那些刑满释放的“能干人”，跟人聊天时不是聊家常，而是聊谁有门路弄到枪、谁在外面有关系、谁能搞到车。
他把这些人的名字、特长、出狱时间一一记在心里，为出狱后的“大事业”储备班底。他还在狱中反复推演绑架和抢劫的每一个环节——从踩点、跟踪、下手，到藏匿人质、索要赎金、销毁证据，每一个步骤都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烂熟于心。
他后来对预审警官说，那七年他不是在坐牢，是在“上学”。
2002年7月，王立华提前出狱。
他站在监狱门口，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太阳，深深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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