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兵争要地：三国交战中的牛渚与历阳|三国交战|南北兵争|历阳|太守|孙权|曹休|牛渚|袁术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牛渚和历阳是汉末三国南北交战争夺的要地，当时那里的江面宽阔、航行通畅，没有沙洲阻隔。牛渚与附近陵口、慈湖等港口便于大型船队停泊与众多军队登陆，它和对岸的历阳又是淮南到吴越地区的陆路交通冲要，因而在汉末成为袁术、孙策等军队进取江东的必经之途和反复争夺的目标。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后来魏国大军的征吴路线多是从合肥南下巢湖、濡须水入江，导致牛渚、历阳等地的军事影响有所减弱。孙吴都城西移武昌后，牛渚、历阳的战略地位再度下降。孙权还都建业后，牛渚军镇的战略价值开始回升。在曹魏灭蜀后，西晋的征吴主攻路线发生变化，造成牛渚的战略地位再度提升，成为保卫都城建业的最后屏障。在西晋灭吴之役中，历阳和牛渚成为关键战场，王浑的扬州晋军出兵历阳，绕过防御坚固的濡须地区，引诱吴军主力渡江前来求战，将其歼灭后轻易占领了牛渚重镇，这也决定了后续晋军能够兵临吴都建业，迫使孙皓投降。

关键词：牛渚；历阳；建业；濡须；孙策；孙权

在中国古代的南北战争中，割据南方者往往凭借长江天险来对抗北方强敌。南宋史学家李焘曾说，六朝期间“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而北方军队突破江防，有很多次是选择在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翠螺山麓）附近涉渡登陆。南宋诗人陆游曾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采石”地名出现于南朝，汉魏时期当地称作“牛渚”，在三国南北交战的数十年里受到双方重视。顾祖禹对此综述道：“后汉兴平二年，孙策渡横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其后孙权使孙瑜自溧阳移兵屯牛渚，自是以后，常为重镇。”又云：“黄武中，（孙权）使全琮屯牛渚。孙皓建衡二年谋伐晋，大举兵从牛渚西上。旋引还，又以何植为牛渚督，作横江坞。晋咸宁五年伐吴，遣王浑向牛渚。及王濬繇武昌东下，留宿牛渚部分，明日前至三山。”牛渚（采石）为什么会备受三国君主与将帅的关注，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它与对岸横江渡口所在的另一个战略要地——汉魏时代的历阳县（治今安徽省和县城区）有何关系？笔者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

“牛渚”“采石”地名探源与当地古今航道形势

“牛渚”作为地名的含义较复杂，它最初可能仅指江畔的某座沙洲、石矶或港湾，而广义的“牛渚”则表示采石矶附近范围较大的地区，北到今采石古镇，南至姑溪河口的当涂县境，孙吴曾设牛渚都督镇守，辖区内的许多地点、设施均以“牛渚”冠名，如牛渚山、牛渚圻、牛渚矶、牛渚城、牛渚营等，并非只代表某个具体的地理位置。下文分别详述：

（一）“牛渚”之名的由来及附近沙洲的历史演变

牛渚地名中的“牛”字，源于当地流行的金牛传说。南朝顾野王《舆地志》曰：“牛渚山首有人潜行，云此处连洞庭，旁通无底，见有金牛状异，乃惊怪而出。”牛渚之南，江边另有金牛渚，传说金牛由此赴牛渚。《太平寰宇记》载当涂县：“金牛渚，在县西北十里。”又引东方朔《神异记》云：“昔有金牛起于此山，入牛渚，坎穴犹存。”

据《尔雅》所言，“渚”是水中面积不大的沙洲，“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郭璞注：“陼，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沿用这一说法。《诗·召南》曰：“江有渚。”《传》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是说水流由于泥沙沉积而造成河道分汊，这样的沙洲被称为“渚”。有学者据此认为：“牛渚，原只指江中的小洲。”今天采石矶旁的长江航道上有面积较大的江心洲（横宽约2000米），阻挡流水使之成为两股，而靠近采石矶一侧的长江航道上还有小黄洲、太兴洲、幸福洲等小块沙洲，上述洲渚严重影响两岸船只的航渡来往，不过这只是后来的情况。据地质学家考察，先秦时期，采石矶南边著名的天门山（东、西梁山）突兀江中，长江左岸在今安徽和县城内，右岸（即东岸）除了少数岗地外，大部分地区被江水和丹阳湖淹没，江水与湖水相连，江面非常宽阔。直到两汉三国时期，泥沙淤积才使江岸与东梁山衔接（参见图1）。采石津渡一带的江水流速较快，江底很深。如东晋温峤“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据上述情况来看，附近似乎并没有沙洲。王曾瑜也说，在宋代“江心洲或尚未出现，或尚未伸展到采石一带。北宋初架设浮桥的记载，南宋前期关于采石水战的记载，证明采石一带尚无江心洲。”史籍所载六朝时期牛渚（采石）到对岸的船只来往都是直航，没有见到被沙洲阻隔绕行的事例。

北宋开宝七年（974年）朝廷派曹彬领兵攻灭南唐，曾在采石江面用数千艘船只排列搭建浮桥，使大军顺利通过，也没有受到沙洲的阻碍。说明当时采石（牛渚）江面上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沙洲，两岸船只航渡畅行无阻。正如江杏春说，这一带“由障江门上薛家山、西山、望夫山、宝积山，以至翠螺山，连亘（数）十里，昔皆滨江无洲，矶石突兀。天然险要，兵家必争”。

可是到了明清时期，当地长江航道发生了变化，涌现了多座大小沙洲，阻碍两岸横渡，所以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述了陆游对采石（牛渚）地区交战的评论后，又加注释：“今洲渚纡回，采石形势又复一变矣。”其后又说，采石圻“亦曰牛渚圻，江之西岸为和州之横江浦，自古有事于东南者，多自横江济采石，形胜莫重焉。今沙洲横亘，或非利涉之道矣”。自注曰：“采石江滨旧有洲，曰成洲，横列矶下。又西南有陈家洲及新洲诸沙渚。今延袤相接，益复回远，滩浅错杂，舟行甚艰，故道出采石者益少。天地之气，日就迁移，山川形势，岂有常哉？”从上述历史记载来看，“牛渚”地名起源于江畔小块沙洲的说法缺乏史料支持，尚难断定。与后代“洲渚纡回”的情况完全不同，汉魏六朝时代当地两岸码头之间的直航非常顺畅，未见有什么浅滩沙洲的障碍和影响。

古籍对“渚”字的含义还有另一种解释，见《释名·释水》：“渚，遮也，体高能遮水使从旁回也。”这是说“渚”属于江边突入水中的陆地或山丘，河流受它阻挡而被迫绕行。陆游亦云：“凡山临江，皆曰矶。”从古代地名来看，牛渚和采石都被称作“矶”，胡三省曰：“今太平州当涂县北三十里有牛渚山，山下有牛渚矶。”牛渚矶即后代的采石矶，具有上述临江伸入水面的地理特点。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即言：“牛渚山，在（当涂）县北三十五里。山突出江中，谓之牛渚圻，津渡处也。”今太湖名胜鼋头渚，也是凸入湖水的陆地，这表明此类“渚”字并非代表沙洲，而是类似半岛的江河岸边之陆地、山崖。如此看来，牛渚之“渚”字应具有这种含义。此外，《元和郡县图志》称其为“牛渚圻”，是航运码头、“津渡处也”。《水经注疏》引清代学者赵一清云：“按牛渚，圻名，汉未尝置县也。”古时“圻”字有水边“曲岸”的含义，能够停泊容纳船只的港湾多为此种地形，这是它成为津渡的重要原因。

（二）“采石”之名溯源

“采石”之名始见于南朝刘宋时期。据王志高考证，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拓跋焘南侵至瓜步（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西南），宋文帝遣“徐州从事武仲河守博落，尚书左丞刘伯龙守采石”，这一地名初现于史籍。它的来历据说与当地的石材开采有关。见《江源记》载：“商旅于此取石至都，输造石渚，因名采石。”随后陆续有了采石戍、采石城、采石矶、采石镇，而“牛渚”之名逐渐湮没，少见于后代的文献记载。至于牛渚的所在地，很多人认为它是“采石”的古称，两者的地理位置相同。此种说法最早由唐代的杜佑提出，他在《通典》中说“牛渚圻亦谓之采石，险固可守处。”陆游亦云：“采石一名牛渚，与和州对岸。”但是细究起来，“牛渚”与“采石”其实为两处，南朝顾野王《舆地志》曰：“牛渚山北，谓之采石。按今对采石渡口，上有谢将军祠。”近代杨守敬为《水经注》作《疏》亦云：“今牛渚山在当涂县西北二十里，山北里许曰采石。”《读史方舆纪要》曰：“采石山，（太平）府西北二十五里，滨江为险······又南里许为牛渚山，亦曰牛渚圻。”顾祖禹对此解释说，由于两座小山距离很近，所以后来被混称。“盖大江东北流，牛渚、采石俱列江东岸，采石去牛渚不过里许，故牛渚圻通谓之采石。”李子龙指出：“若按此说，去牛渚山北不过里许的山为宝积山和今称的小九华山。这两座山古代确曾被开采过石料，尤其是小九华山，直至近年还在采石。”它们才是最初的采石山，后来“采石”之名称则被移植到牛渚矶所在的山上去了。另需补充的是，牛渚矶（即后来的采石矶）是临江的悬崖峭壁，船只是无法在此处靠岸登陆的。牛渚渡口（采石津）是在邻近石矶北边的开阔江岸上，今天开往江心洲的渡轮码头仍设在那里，再稍往北就是小九华山，即最初的采石山。

二

牛渚津渡有利的自然条件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长江航运码头，牛渚即采石津具备哪些有利的自然条件，以致被人们使用多年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牛渚为港湾，便于船只停泊

牛渚山即采石矶下水流湍急，江边石崖耸立，如李白《牛渚矶》诗云：“绝壁临巨川，连峰势相向。乱石流洑间，回波自成浪。”人们无法在那里驻舟靠岸登陆，传统渡口是在今天采石矶北的江滩一带，古时当地江面宽阔、水的流势较缓，岸边是港湾，能够停泊许多船只。唐朝诗人多有夜宿牛渚的诗句，其中刘禹锡《晚泊牛渚》云：“戍鼓音响绝，渔家灯火明。”说明那里不仅是商旅驻舟留宿之处，而且是军港，有守夜兵丁敲打更鼓，还有渔民的船只停靠过夜。唐代牛渚津即今采石矶北的采石港，官府曾在该地设“横江馆”驿站接待过往官员、商旅。李白诗有“横江馆前津吏迎”。馆驿地址后来在历代得以沿袭。康熙《太平府志》曰：“采石驿，在采石镇，滨江，即唐横江馆。明为皇华驿。”《当涂县志》言，唐横江馆“原在采石镇下江口，即今锁溪河旁横江街一带，与古历阳横江浦隔江相望”。

牛渚津北10里有思贤港，顾祖禹记述：“采石山，（太平）府西北二十五里，滨江为险。”康熙《太平府志》曰：“思贤港河在白壁山下，去府三十五里，因谢朓、李白、崔宗之皆过此赋诗，后人思之，故名思贤港。”民国《当涂县志》称思贤港亦名“东陵口”，又引《读史方舆纪要》曰：“陵口戍，在（太平）府北三十里，或谓之东陵口。”其后又曰思贤港北5里有慈湖港，今名和尚港。“吴将笮融尝屯兵于此。晋咸和中苏峻以历阳叛，庾亮使司马流将兵据慈湖以拒峻，峻遣其党韩晃袭杀流。”

《资治通鉴》东晋咸和三年（328年）胡三省注曰：“陵口，当在牛渚山东北，即东陵口也。”李子龙评论道：“这说明，慈湖（今仍名）、陵口（在今马鞍山市港务局一带，亦即上述障江门）、牛渚（即牛渚津，在今采石水运处）是‘牛渚’这一军事重镇自北往南而立的三大津口。”另外，近年王志高根据古籍记载，推测汉魏牛渚津渡设在采石矶东南的姑熟城附近，可供参考，其说详见下文。

（二）有可供停船躲避暴风之地

古代采石一带常有风浪，影响船只航行。陆游曰：“采石一名牛渚，与和州对岸，江面比瓜洲为狭，故隋韩擒虎平陈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风辄浪作不可行，刘宾客云‘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王文公云‘一风微吹万舟阻’，皆谓此矶也。”唐天宝十四载（755年），李白曾至牛渚，正值连日大风，迫使船只停渡。他在焦虑无奈之下书写了一组六首《横江词》，其中言道：“海潮南去过寻阳，牛渚由来险马当。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但牛渚附近有“龙渎”，是船只躲避飓风的去处。如梁武帝萧衍早年“累迁随王镇西谘议参军。行经牛渚，逢风，入泊龙渎。”关于“龙渎”的具体位置，史书记述阙佚。古籍载当地有“龙山”，在姑孰城（今当涂县城）南。见陈宣帝太建四年（572年）闰月辛未诏书：“姑熟（孰）饶旷，荆河斯拟，博望关畿，天限严峻。龙山南指，牛渚北临······”东晋时桓温任征西将军镇姑孰，其部属有参军孟嘉，“（桓）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宴）龙山，僚佐毕集······”笔者认为，“龙渎”有可能是龙山北侧的姑浦，即姑孰溪（今姑溪河）入江的水口，南朝称作“南州津”，船只可以驶入内河避风，距离牛渚矶与采石渡不远。

（三）港湾地势开阔

如前所述，古代北方大军渡江时多由横江乘船抵牛渚（采石）登陆，除了当地江面较窄的有利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处的港湾较为广阔，便于大型船队停靠和众多兵马上岸。例如侯景乱梁时占据横江，“萧正德先遣大船数十艘伪称载荻，实拟济景”，打探到对岸没有驻军设防，“景大喜曰：‘吾事办矣。’乃自采石济，马数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觉”。太康元年（280年）晋军伐吴至横江，孙皓派遣丞相张悌“督沈莹、诸葛靓，率众三万渡江逆之”，也是“至牛渚”登船航行后上岸交锋的。如前所述，牛渚地区除了采石矶旁的津渡，附近还有慈湖、陵口等地势开阔的港湾码头，可以同时停靠许多船只，便于组织大规模的军队登陆。

综上，正是由于牛渚（采石）在自然地理方面具备许多利于泊舟上岸的优越条件，所以成为千百年来长江航运的重要港口。

三

牛渚、历阳位处南北交通冲要

在汉末三国战争中，牛渚常有劲兵驻守并爆发过激战，这缘于它是当时南北交通要道上的一座重要津渡，又距离孙吴国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较近，所以备受交战双方关注。牛渚对岸是秦汉历阳县（治今安徽省和县历阳镇）的横江渡口，其西北陆路通往著名的要塞昭关（今安徽省含山县北）。春秋后期伍子胥从中原的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逃往江南的吴国（都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就是渡过淮河至寿春（今安徽省寿县），沿肥水（今东淝河）过江淮丘陵的鸡鸣山至合肥，然后东行穿越属于大别山余脉的大、小岘山，过昭关后来到历阳县境的长江岸边，随即过江奔赴吴国的。顾祖禹引顾野王《舆地志》曰：“小岘在合肥之东，大岘在小岘之东。”清光绪《庐州府志》云：“小岘山在合肥县东七十里，······大岘在小岘之东。”皆在今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包公镇岘山村东。昭关在今安徽省含山县西北，地势险要。《读史方舆纪要》引祝穆曰：“昭关之口，两山壁立，可以守御。”又云：“其山长二十里，水绕山下，为往来者必经之处。”过昭关后东行即抵达秦汉历阳县城，那里是沟通吴越与淮南都会寿春（东晋南朝或称寿阳）、合肥之间往来的交通枢纽，自春秋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如胡三省所言：“六朝都建康，自历阳西趋寿阳，自寿阳东向建康，大、小岘为往来之要路，而小岘尤为险厄。”伍子胥过江的津口后世称“渔丘渡”，即横江津的前身，“在（今安徽省和县）百福寺后古江岸，《越绝书》所谓‘千斧津’也，伍员入吴渡于此”。由于泥沙淤积，后世江岸逐渐向东南移动，历阳船只驶往牛渚（采石）的渡口也随之迁徙。据现代考察，渔丘渡遗址在今和县第一中学北面围墙处，唐代南移到今和县横江街处，明代更进而移到今新河口处。“越两千年，和县古长江渡口的江岸，南移达5公里。”

春秋战国时期，历阳地区与寿春、合肥的交通往来，除了途经大小岘山的路线，还有其他陆道。《左传·哀公十二年》五月曰：“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杜预注“橐皋”：“在淮南逡遒县东南。”汉代逡遒县即今安徽省肥东县。杨伯峻注：“橐皋，吴地，即今安徽巢县西北六十里拓皋镇。”现名柘皋镇，属巢湖市。《史记》则记载“（吴王夫差）十三年，吴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由橐皋东北行经今仙踪镇南下昭关，抵达今含山县城区后，东行到后世历阳县治所在地，临近渔丘渡渡口，这条路线不必经过大小岘山。由橐皋东南行60里至古巢县（今巢湖市城区），在那里路分两道，东北行60里抵今含山县城，再东行60里到历阳县治。还可以从巢县顺濡须水乘舟或步行南下，抵达长江之滨。吴王夫差与鲁、卫国君在橐皋盟会，他是从都城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出发，乘船溯江而上，可以走濡须水道入巢湖，再溯橐皋水（今柘皋河）赴会，也可以在渔丘渡上岸后西行走陆道抵达橐皋，后一条路线距离较近（参见图2）。因为橐皋是联络南北交通的三岔路口，所以吴王夫差选择在那里会盟北方诸侯。

秦汉统一天下以后，上述路线仍为北方通往江南吴越地区的干道之一，其中由横江津乘舟到牛渚的航线是越过长江天险的必经之途。“秦始皇东巡会稽，道丹阳至钱塘，即繇此渡。”东汉魏朗是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罢官归乡后，受“党锢之祸”牵连被征召赴京师洛阳，“行至牛渚，自杀”。

汉末曹操“四越巢湖”，也曾把合肥以东、橐皋以北的浚遒（今安徽省肥东县石塘镇龙城社区）作为兵站，在那里修城据守，往南兵进濡须口，往东到历阳，“攻破（孙）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黄初四年（223年），魏国派曹仁领兵下合肥征吴，他命令其子曹泰领兵进攻濡须城，把橐皋作为预备队的屯兵之所，“仁自将万人留橐皋，复为泰等后拒”。并从那里另派蒋济带兵向东佯攻羡溪，成功地诱骗吴将朱桓分兵营救。吴国建衡三年（271年）正月，孙皓受人欺骗，欲北进中原夺取天下。“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这些都表明了当地作为南北往来冲要的重要性。

汉代九江郡行政长官太守的治所在寿春，但军事长官九江都尉却领兵驻守历阳，其目的就是保护对岸牛渚这一交通枢纽的安全。东汉一度将扬州刺史的治所设在历阳，由此亦可见对当地的重视。历阳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不仅在于横江津的重要，还因为该县附近另有几个滨江港湾渡口。据《太平寰宇记》所述：“横江浦，在（历阳）县东南二十六里。”又有当利浦，“在（和）州东十二里。本名扬浦。晋龙骧将军王濬平吴，水军扬帆顺流于此而下，王浑以旗招不住，濬报云风利不得泊，遂先入石头。后因以当利为名”。清儒陈廷桂认为《三国志》中《孙策传》《周瑜传》屡见“当利”港口，“是‘当利’之名不始于晋也”。历阳属于滨江平原，沿岸地势平坦，拥有多条河流入江的港湾，适宜设置航渡码头，如今之得胜河、太阳河、姥下河、牛屯河等水口。此外，历阳县东北40里为乌江县，有著名的乌江渡口。“乌江浦，在县东四里。”秦朝在此处设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舣船待羽处也。魏黄初三年，曹仁据乌江以讨吴”。占据历阳县境，就可以控制长江北岸的几处津要，所以它颇受朝廷关注，朝廷屡屡派遣军政长官坐镇当地。而九江地区发生动乱，叛军也往往进据历阳，阻断南北交通。例如：“顺帝末，扬、徐盗贼群起，磐牙连岁。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乱，屯据历阳，为江淮巨患。”朝廷费尽周折平定后，“又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九江，杀郡守”，汉顺帝拜滕抚为九江都尉领兵镇压，“破之，斩孟等三千八百级，虏获七百余人，牛马财物不可胜算。于是东南悉平，振旅而还”。这才稳固了当地的统治。

四

孙策与刘繇对牛渚、历阳的反复争夺

（一）汉末江东政局演变与牛渚、横江津渡的易手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天下从此大乱，各路军阀割据一方。占领南阳的袁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联合幽州公孙瓒夹攻河北袁绍，初平四年（193年），“（袁）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于扶罗等佐术，与曹操战于匡亭，大败”。袁术不愿返回残破的南阳，便领兵南下，“以余众奔九江（郡），杀扬州刺史陈温，领其州”。从而占据了淮南即扬州的江北部分，在州治寿春驻扎。

东汉时期，扬州的江南三郡为丹阳、吴与会稽，俗称“江东”，其经济重心是吴郡所在的太湖平原和会稽郡所在的宁绍平原，简称“吴、会”，当地水土沃衍、资源丰富、人口繁众，是南方生产、贸易最发达的地区。如周瑜所言：“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因而袁术对此觊觎，在兴平元年（194年）派部将吴景、孙贲领兵自牛渚渡江，企图夺取江东。孙贲是孙坚之侄，“坚于长沙举义兵，贲去吏从征伐”。孙坚死后，孙贲接管了他的部队，继续投靠袁术。“坚薨，贲摄帅余众，扶送灵柩。后袁术徙寿春，贲又依之。”他在袁术帐下屡立战功，因此被派去征伐江东。“术从兄绍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绍与术不协，术遣贲攻破昂于阴陵。术表贲领豫州刺史，转丹杨都尉，行征虏将军，讨平山越。”吴景是孙坚吴夫人的兄弟，“常随坚征伐有功，拜骑都尉”。袁术任命他为进攻江东的主将，“上（表）景领丹杨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吴景、孙贲占领了丹阳郡的要镇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准备以此为基地南下攻占吴郡、会稽。住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孙策也携亲友前来投靠，“策乃载母徙曲阿，与吕范、孙河俱就（吴）景，因缘召募得数百人”。

这时江东形势突然发生变化，在长安挟持汉献帝、垄断朝政的军阀李傕、郭汜为了对付宿敌袁绍，想要拉拢袁术，便以朝廷的名义对他封官晋爵。“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遣太傅马日磾因循行拜授。”不料袁术贪得无厌，要求封授其部下千余人为官，未能得逞后居然扣押了朝廷使者，“（袁）术夺（马）日磾节，拘留不遣”。双方交恶后，汉廷任命宗室刘繇为扬州刺史，不承认袁术对淮南与江东的统治。

刘繇手中无兵，不敢到扬州旧治寿春取代袁术，于是从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渡江来到江东。吴景、孙贲尊重他是朝廷命官，将其迎接安置在曲阿。江东豪族大姓认为刘繇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扬州行政长官，纷纷予以拥戴。江北许多南渡躲避战乱的文武人才也陆续跟随刘繇，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例如汝南名士许劭，“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后来出任东吴丞相的孙邵，“从刘繇于江东”。吴国太常滕胤，“北海剧人也。伯父耽，父胄，与刘繇州里通家。以世扰乱，渡江依繇”。还有勇士太史慈，“扬州刺史刘繇与慈同郡。慈自辽东还，未与相见，暂渡江到曲阿见繇”，随即成为刘繇麾下的猛将。另外，刘繇还获得两支南渡的部队加盟，即徐州下邳相笮融和彭城相薛礼所部，他们都听从刘繇的指挥调动。刘繇有了这些力量的支持，势力迅速壮大，便与吴景、孙贲反目决裂，出兵相攻，将他们驱离曲阿。“及（孙）策攻庐江，（刘）繇闻之，以（吴）景、（孙）贲本（袁）术所置，惧为袁、孙所并，遂构嫌隙，迫逐景、贲。”吴景、孙贲势单力薄，抵挡不住，被迫撤回江北，据守历阳。刘繇的兵马进占牛渚后，又渡江夺取了对岸的渡口，控制了这一交通枢要。“景、贲退舍历阳。繇遣樊能、干糜东屯横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拒（袁）术。”袁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派他率领援兵协助吴景、孙贲反攻，企图夺回横江、当利渡口，但是未能成功，双方相持了很久。“术乃自置扬州刺史，与景、贲并力，攻（张）英、（樊）能等，岁余不下。”朝廷对刘繇的业绩相当满意，予以晋级表彰。“汉命加繇为牧，振武将军，众数万人。”

（二）刘繇的“牛渚营”与邸阁

刘繇在江北与袁术作战的军队数量不详，应有一两万人，他们的粮草、器械和兵员的补充都要从牛渚装船航运到对岸，战事持续了很长时间。为此刘繇在牛渚建立了兵站基地，史籍称作“牛渚营”。此处的“营”是军营，也叫“营垒”。如西汉路博德平定南粤，“乃为营，遣使招降者，赐印绶”。颜师古注：“设营垒以待降者。”鸿门宴时，“樊哙居营外，闻事急，乃持盾入。初入营，营卫止哙”。颜师古注：“营卫，谓营垒之守卫者。”营垒筑有围墙，称“壁”，又曰“壁垒”；牢固的军营称作“坚垒”或“坚壁”，故有“壁垒森严”与“坚壁清野”等成语。除了围墙，营垒还布置了其他防御设施，兵书《六韬》曾言：“设营垒，则有天罗、武落、行马、蒺藜；昼则登云梯远望，立五色旌旗。夜则设云火万炬，击雷鼓，振鼙铎，吹鸣笳。”营垒通常还要设置“鹿角”即带枝桠的树杈，以阻挡敌人攀越。如《江表传》曰：“（甘）宁乃选手下健儿百余人，径诣曹公营下，使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

古代军队作战时每到驻地，按照兵法必须率先建立营垒，以保护部队的安全，免受敌人的突然袭击。如刘宋明帝时殷琰叛乱，朝廷遣刘勔征讨，“在道遇雨，旦始至，垒堑未立”，叛军想要乘机进攻，但意见不统一。“既而（刘）勔营垒渐立，不可复攻，因相持守。”若是未能及时构筑营垒，往往会陷入危险，如南朝裴之横，“出守蕲城。之横营垒未周，而齐军大至，兵尽矢穷，遂于阵没”。

刘繇的“牛渚营”里贮存有“邸阁粮谷、战具”。“战具”是作战的各种兵刃、器械。“邸阁”则是军队在前线附近储存粮草的大型仓库，多见于三国史籍。例如，太和二年（228年）孙权“别遣从弟孙奂治安陆城，修立邸阁，辇资运粮，以为军储”。蜀汉北伐时，“（诸葛）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刘繇在牛渚设立的邸阁也是此类建筑，用以囤积军粮准备运给对岸据守横江、当利的数以万计的部队。邸阁储粮通常够大军食用数十日。如曹魏毌丘俭在淮南叛乱，王基向司马师建议：“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据《后汉书》记载当时军粮标准，士兵“计人禀五升”，万人每日用粮500石，一月即需1.5万石，“不计将吏驴马之食”，由此可以推测牛渚营邸阁的储粮规模应相当大。

如前所述，当地传统的码头是在今天采石矶北的采石古镇一带，驻军营垒应当设在附近以保护津渡，故通常认为刘繇的“牛渚营”及后来孙吴的“牛渚屯”都在此地。由于吴将全琮、全绪父子曾长期镇守牛渚，后世亦称其营垒为“全琮故垒”。陈宣帝太建四年（572年）闰月辛未诏曰：

姑熟饶旷，荆河斯拟，博望关畿，天限严峻。龙山南指，牛渚北临，对熊绎之余城，迩全琮之故垒，良畴美柘，畦畎相望······

王志高指出，此诏书中的“迩”字说明牛渚营（垒）与姑熟城（今当涂县城）相距不远，进而推测此地最早的长江古津渡应在采石矶的东南，与姑孰（熟）城相距较近，即姑溪河入江的港湾，“孙吴的牛渚营（垒）及东晋的牛渚城当在此津渡旁的高地及山岗上”。王氏此说颇具新意，据刘宋庾仲雍记载，当地在六朝时有津渡，“按《（寻）江源记》：‘姑浦口南岸立津，以讥（稽查）行旅。’姑浦有港，旧经郡城中”。但是否在汉末已成为长江的重要津渡，史书对此缺乏明确记载。目前若想改变学界对牛渚古渡在今采石矶北的传统认识，还需更多史料的支持。

（三）孙策攻占江东时对历阳、牛渚的利用与争夺

袁术北进中原遇到曹操阻拦，横江一带的战事又陷入僵局，刘繇的兵马对淮南地区构成了威胁，致使袁术腹背受敌，形势颇为不利。这时孙策要求袁术把孙坚的余部交给他，前去增援吴景、孙贲的队伍，从而扭转战局，进军江东。史称：“（袁术）以（吴）景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共将兵击（张）英等，连年不克。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孙策进言曰：“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袁术内心不愿分兵给孙策，但亟须解决江北前线的危机，自己无计可施，觉得不妨答应孙策的请求。在孙策出兵前夕，“（袁）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不过只拨给孙策很少的人马，孙策对此耿耿于怀，后来对太史慈说：“先君手下兵数千余人，尽在公路许。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于公路，求索故兵，再往才得千余人耳。”

兴平元年冬，吴景、孙贲的兵马驻守历阳，阻止刘繇所部向淮南腹地推进，孙策领兵与吴景、孙贲所部汇合，自寿春出发时，“兵财（才）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经过沿路招募民众，“比至历阳，众五六千”。期间他获得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部将，有原孙坚麾下经验丰富的旧将程普、韩当、黄盖，还有年轻勇猛的蒋钦、周泰、陈武，明显地增强了军队的作战指挥能力。孙策到达历阳后，又写信招挚友周瑜率众加入，于是形成了显著的优势，迅速击败了张英、于麋的部队。“会（孙）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周）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遂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把敌兵逐回江东的牛渚（参见图3）。

孙策攻占横江津和当利口后，本想乘胜渡江进取对岸的牛渚，打开通往江东的门户，“而船少，欲驻军更求”，征集附近的民间船只。部将徐琨转达了其母亲的建议，认为如果大兵停驻江边，恐怕刘繇会增派水军前来反击，孙策船少难以抵挡。最好砍伐芦苇编制筏排，协助船只载运军队尽快渡江。这条计策获得采纳并成功实施：“策即行之。众悉俱济，遂破（张）英，击走笮融、刘繇，事业克定。”《江表传》曰：“（孙）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占领了这个重要的渡口，还缴获营内储存的大量军粮与兵器。

孙策以牛渚作为据点，率军前去攻打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虽然得手，但刘繇的败将樊能、于糜等纠集部下乘虚来攻，“复合众袭夺牛渚屯”，又占领这座港口，截断了孙策与淮南后方联络的交通路线，迫使他撤兵回到江畔，“（孙）策闻之，还攻破（樊）能等，获男女万余人”，再次攻占牛渚。在稳固了港口军垒的防御之后，孙策继续挥师北上，进攻笮融的营地。他在战斗中负伤，只好再次返回牛渚。《江表传》载孙策“为流矢所中，伤股，不能乘马，因自舆还牛渚营”。周围已被其降服的敌兵得知后发动叛乱，孙策令吴景率军镇压，并派遣间谍伪装成叛变者，“告（笮）融曰：‘孙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将于兹乡（向）策”，又来夺取牛渚。孙策设下埋伏，诈败撤退，诱使“贼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策因往到融营下，令左右大呼曰：‘孙郎竟云何？’贼于是惊怖夜遁”。此后孙策进军一帆风顺，“转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攻占了敌人的巢穴。“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

孙策进入曲阿后颁布公告，宣布优待投降的敌军，入伍者免除全家赋役，促使刘繇部下纷纷投诚。“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随后顺利占领吴郡与会稽，“尽更置长吏，（孙）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杨太守，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分豫章为庐陵郡，以贲弟辅为庐陵太守，丹杨朱治为吴郡太守”。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在孙策攻占江东的战斗过程中，夺取和保住牛渚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袁术虽然只给了孙策很少的人马，但是在作战前期，孙策大军的粮草给养是需要淮南后方提供的，必须经过历阳的港口渡江运往牛渚，再转送前线。直到孙策稳定了对江东各地的统治，才得以就地获得后勤补给。

（四）孙策与袁术决裂后占据牛渚和历阳

孙策攻占江东以后，与袁术集团逐渐疏远，直到反目为仇，断绝来往。孙策陆续占领了丹阳、吴、会稽三郡诸县城镇，袁术随即派遣亲信前去做官，并把孙策的得力干将调回淮南，企图削弱他的势力。例如孙策打下丹阳郡后，留周瑜与其从父周尚镇守。“袁术遣从弟胤代（周）尚为太守，而瑜与尚俱还寿春。”吴景、孙贲在获胜后回到寿春复命，却被袁术留在当地，不让他们返回江东，借此剪除孙策的羽翼。“袁术以吴景守广陵，（孙）策族兄香亦为术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孙）贲为将军，领兵在寿春。”

对于袁术的卑劣伎俩，孙策予以坚决反击，他写信让周瑜、吴景、孙贲弃官回归江东。“策与（吴）景等书曰：‘今征江东，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弃守归。”孙贲则抛弃在寿春的亲属逃归江东，“（袁术）除贲九江太守。贲不就，弃妻孥还江南”。而周瑜滞留了较长时间。“（袁）术欲以瑜为将，瑜观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长，欲假途东归，术听之。遂自居巢还吴。”对袁术派往江东任职的官吏，孙策将他们逐回淮南，此举引起了袁术的报复，袁术暗地联络当地豪强来发动叛乱。“（孙）策既平定江东，逐袁胤。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杨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致使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建安二年（197年）初，袁术利令智昏，在寿春称帝，“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孙策写信进行劝谏，遭到拒绝后便断绝了牛渚与横江、当利等津渡的交通，不再与袁术占据的淮南来往。“（袁）术后僭号，策以书喻术，术不纳。便绝江津，不与通。”孙策还派遣部队渡江占据了牛渚对岸，“使（孙）辅西屯历阳以拒袁术，并招诱余民，鸠合遗散”。将该地作为江东防御北敌入侵的前哨阵地。建安三年（198年），周瑜脱离袁术返回江东。“（孙）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由于他在淮南很有声望，又深得孙策信任，被派去镇守牛渚这个重要军港。“以瑜恩信著于庐江，出备牛渚。”《江表传》曰：“策又给瑜鼓吹，为治馆舍，赠赐莫与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杨，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

五

孙权继位之初的形势变化与撤离历阳

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孙策在北征广陵途中遇刺逝世，其弟19岁的孙权继位，江东政局动荡不稳。“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就连孙权的母亲也都对他能否守住这份基业心生疑虑。当年曹操在官渡之战歼灭袁绍军队主力，势力壮大、威名远震，“闻策薨，欲因丧伐吴”，消灭孙氏集团。被扣留在朝廷任职的江东使者张纮极力劝阻，才使曹操暂时撤销了南征的谋划。孙权得知后非常恐慌，特地派遣顾徽为使者到许昌与其重修盟好，获得朝廷的任命并探听消息。曹操最终考虑邻近的河北袁氏集团仍为心腹大患，是首要敌人；而孙权远在吴、会，实力尚弱，对自己未能构成严重威胁，自己本身又缺乏强大的水军，难以渡江作战，所以对吴使“厚待遣还”，重申旧盟，奏请朝廷正式授予孙权军政官职，“即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并企图利用他来打击和削弱荆州的刘表，以减轻其对自己后方的军事压力。

从此次通使到赤壁之战爆发的8年时间内，孙曹双方基本上和平相处。在这一阶段，孙权采取的是“西攻北守”的军事战略，他在建安八年（203年）、十二年（207年）、十三年（208年）出兵溯江西征，攻打镇守夏口的刘表部将黄祖，极力消除上游的威胁，同时剿灭各地的山越叛乱，安定了对江东六郡的统治，为将来建立吴国奠定了基础。江北的九江郡在建安四年（199年）袁术病故后陷入分裂混乱状态，“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曹操则在建安五年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填补了淮南地区的政治真空状态。刘馥到任后招抚民众，“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当地经济得以恢复发展，行政统治也逐渐巩固。当年冬季，孙权出兵消灭叛变的庐江太守李术（述），夺回江北的皖城，任命了宗亲孙河来做当地的军政长官。孙河“从（孙）权讨李术。术破，拜威寇中郎将，领庐江太守”。但此后孙权为了维持与曹操及朝廷的盟好关系，在江北各地收缩兵力，退守南岸。据史书所载，孙河后来被调往京城（今江苏省镇江市）。而刘馥在九江郡稳固统治之后，遂将势力扩展到皖城一带。“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其中吴塘陂就在皖城附近，后来朱光任庐江太守驻扎皖城，也是在此地开辟稻田。清儒谢钟英认为建安五年孙权攻陷皖城后不久就将军队撤走，当地随即被刘馥占领。“（孙）策亡，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孙）权。（建安）五年，攻术于皖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皖城入魏当在此时。”吴增仅也持相同看法。

建安九年（204年），镇守京城的孙河被下属妫览、戴员暗害，妫、戴二人随即企图投靠曹操，“使人北迎扬州刺史刘馥，令住历阳，以丹阳应之”。胡三省注曰：“历阳与丹阳隔江，使馥来屯，以为声援。”表明原来据守历阳的吴军已经撤回南岸，具体时间史书没有记载。孙河镇守庐江是在建安五年冬攻陷皖城、消灭李术之后，估计他撤离历阳最早也应在建安六年（201年）中，此后当地并无兵马驻扎，所以刘馥得以进驻。孙权放弃江北各地，也不再对九江、广陵、庐江等郡发动攻势，藉以集中力量对上游的荆州发动进攻。同时曹操对河北袁氏全力用兵，逐步占据冀州、并州、幽州等地，直到最终消灭袁氏集团的残余势力。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孙权与曹操及汉廷的交好使两方各取所需。孙权获得了必要的军政官职与朝廷对其统治的认可，能够专心在江南扬州和荆州方向发展势力。曹操则在确保淮南地区安全的前提下，放任孙氏在江东一隅扩张，以便削弱荆州刘表的力量，使自己统一北方的优先战略得以顺利实施。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不仅缓和了孙曹两家的关系，稳定了江东的政治形势，而且对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

曹操“四越巢湖”引起孙吴防线西移与牛渚、历阳偏离主要战场

建安十二年末，曹操打败乌桓、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从而巩固了北方的统治。次年七月他南征荆州，迫使刘琮投降，此时江东孙权成为阻碍他实现统一大业的最大对手，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因而爆发了赤壁之战，曹操失利后率主力军队撤回冀州，次年（209年）再度南征。从这番出兵到他去世以前，曹操共对孙权发动了4次大规模用兵，分别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建安十七年（212年）冬至次年（213年）春，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冬至次年（217年）春；其中交锋两次，战场都在淮南地区，而进军路线均为自涡水入淮后经寿春、合肥过巢湖南下，故被诸葛亮称为“四越巢湖”。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这四次南征都是走的水路，从合肥经施水（今南淝河）入巢湖，再经濡须水从濡须口（今安徽省无为市东南）进长江（见图4）。他选择这条主攻路线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水运节省时力。南征曹军的数量多少，史籍对此缺乏明确记载。据《江表传》所言，建安二十一年“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这40万人是虚夸的数目。曹操二下巢湖时，参军傅幹曾进行谏阻，提到“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次年（215）曹操西伐汉中，据杨暨追述：“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众，身亲临履，指授方略。”看来10万左右军队是他亲自出征率领的人数。如此大规模的兵马有着巨量的粮草消耗，若是陆运，不仅要投入许多役夫和牲口，这些人畜每日的给养耗费也是非常大的。但乘舟航运可以借助水流和风力，比陆运明显节约时间、劳动力和物资消耗成本，具有突出的优越性。船只的载运能力远远超过了车辆和人担畜驮，伍被曾说江南行舟，“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这是曹操选择水路的首要因素。

二是渡江作战需要大量船只。由于孙吴的根据地在江南，拥有长江天堑为自然工事，曹操大军若是陆行，不能随队携带船只，到了江畔没有涉渡工具，只得望洋兴叹。正如项羽逃至乌江时，亭长言道：“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因此要想征服江南，必须掌握强大的水军和众多航船，才能打败敌人的舟师，把数以万计的部队安全渡过长江，开进江东腹地。而在北方建造的船队只有通过水路，才能到达并进入长江，这也是曹操决定水运军队开赴前线的缘故。

三是途经巢湖的航道最为便捷。汉魏时期北方中原与东南地区的航运路线，主要是通过汝、颍、涡、泗等鸿沟诸渠进入淮河，而沟通江淮的水道仅有两条。东边是广陵郡界的中渎水（今京杭大运河苏北段），从末口（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进入，到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入江。这条水道因为年久失修，汉末以来屡次发生淤塞，不利于船队通航。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欲走中渎水南征，“车驾幸广陵，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所以曹操没有选择这条路线。西边则是船队驶入肥口（今安徽省寿县八公山西南），溯肥水（今东淝河）过寿春至将军岭，通过巢肥运河浮施水（今南淝河）入巢湖，再顺濡须水到濡须口入长江后东北行，过芜湖、牛渚，即可到达吴都建业和苏南太湖流域。当时从中原地区远赴江东，这条水道最为捷近，而且水陆兼行、交通便利，因此成为旅客的首选途径。如汉末清河崔琰避乱离乡，“于是周旋青、徐、兖、豫之郊，东下寿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归。”这是曹操选择大军“四越巢湖”的决定性原因。

曹操平定关西后完全统一了北方，号称“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兵力强盛。孙权为了抵御强敌被迫调整了兵力部署与防御战线，他在继位之后的都城与军队主力驻在吴郡首府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位于江东的经济中心太湖平原，可以就近获取物资补给；但是距离国境与长江水运干线较远，倘若是大敌犯境，吴军主力乘舟经过江南运河与丹徒水道驶入长江需要几天时间，可能会因拖延时日而贻误战机。后来刘备造访京城（今江苏省镇江市），也向孙权说：“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建安十四年曹操初越巢湖，孙权随即在当年向北迁都到丹徒，改称京城。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把都城从京城迁移到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当地更加靠近濡须口，军队主力屯据于此，方便进行支援。“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石头城在南京城外的清凉山，濡须坞在濡须水入江之口，增筑城垒显然是为了应对曹操在这一方向即将发起的大举进攻。

由于曹操的进军路线是从合肥南下巢湖、濡须水，不走大、小岘山过昭关到历阳，所以牛渚面临的军事威胁不算严重，其防御地位实际上退居到二线，处在濡须口的后方。建安十八年孙权坚守濡须口，逼退曹操大军，任命从兄孙瑜驻守牛渚。其本传曰：“权欲交战，瑜说权持重，权不从，军果无功。迁奋威将军，领郡如故，自溧阳徙屯牛渚。”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这次率主力攻打濡须口时，曾经派遣一支偏师到历阳地区，打败了孙权在当地的驻军。“正月，进军濡须口，攻破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根据其他记载的佐证，这里所说的“江西”，应是横江津渡所在的历阳地区。例如《晋书·武帝纪》述灭吴之役，“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晋书·王浑传》则说“及大举伐吴，浑率师出横江”。吴国丹阳太守沈莹力劝丞相张悌不要渡江迎战，主张在牛渚应敌，如果击败对手，历阳之敌自然会撤走，“若胜之日，江西自清”，都反映了此处记载的“江西”是指历阳。此外吴将徐盛本传亦记载：“曹公出濡须，从（孙）权御之。魏尝大出横江，盛与诸将俱赴讨。时乘蒙冲，遇迅风，船落敌岸下，诸将恐惧，未有出者，盛独将兵，上突斫敌，敌披退走，有所伤杀。风止便还，权大壮之。”都表明了曹兵曾到达过历阳，并且一度占据了长江沿岸，后来随着主力撤兵而退走，横江及历阳地区仍为孙吴所控制。

孙瑜到牛渚赴任后，“以永安人饶助为襄安长，无锡人颜连为居巢长，使招纳庐江二郡，各得降附”。襄安县治在今安徽省无为市襄安镇，居巢县治在今安徽省巢湖市区东北，可见孙瑜积极在江北地区扩展势力，很有成绩，也表明镇守牛渚的主将兼管对面历阳等地的军务。因为曹操反复沿巢湖、濡须水南下，牛渚与北岸历阳承受的军事压力并不沉重。史书记载其他将领忙于备战交锋，孙瑜居然有空暇在当地讲经习礼，可见其负担比较轻。“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需要注意的是，曹操第四次兵越巢湖撤退时，留下夏侯惇屯守湖口，“（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这样曹军就占领了原来孙吴在巢湖东、南的前哨阵地，将其防线压缩到长江沿岸。

七

孙吴都城西移武昌与牛渚、历阳战略地位再度下降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末，三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孙权背弃与刘备的盟约，暗地勾结曹操袭取荆州，使吴国领土广为扩展，他的临时都城与军队主力先是移驻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后在黄初二年（221年）四月迁至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至黄龙元年（229年）九月返回建业，这段时间约有10年之久。江东是孙吴立国的根据地，吴郡、会稽境内的太湖流域又是国家经济重心，提供大部分财赋，因而受到特殊重视，孙权在该地留驻重兵以备江防。在都城西移武昌前后，孙权调整了扬州地区的防务，牛渚、历阳的战略地位再度下降：

（一）吴国扬州的防区划分与牛渚、历阳的军事部署

据史书记载，孙权将长江下游的扬州以扶州为界划分为东西两个都督辖区，“拜（吕）范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杨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即镇守建业，统领扶州以东地域。扶州以西至皖口（今安徽省安庆市西南山口镇）和皖城（今安徽省潜山县）由贺齐统率。“拜安东将军，封山阴侯，出镇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严耕望云：“据此两条记载，吴初，吕范以丹阳太守督扶州以下至海，后领扬州牧；同时，贺齐督扶州以上至皖，后领徐州牧。扶州在今何地虽待考，然大江下流亦分上下两大督区，此明证也。”谢钟英认为扶州或为建业西南江中沙洲，而严耕望判断其地还应在其西边，“必在建业、濡须口间殆可断言，或者即洞口、牛渚上下欤？”笔者认为严氏的推测应接近事实，吴将全琮本传曰：“后（孙）权以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因开募召，得精兵万余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而黄初三年（222年）洞口之役，吕范率领五军应敌，麾下部将中就有全琮，可见牛渚属于扶州以东的辖区范围。吕范统率的将领还包括徐盛与孙韶，当时徐盛任庐江太守、建武将军，全琮为牛渚督，孙韶为京下督，可见吕范任职应为都督，故魏国方面称其为“大将”。如前所述，仅全琮属下就有万余人，吕范、孙韶所领兵力大致与其相当，加上徐盛部下至少会有数千人，总共兵马有四五万人。

建安二十四年冬，曹操为了促使孙权袭取刘备的荆州，下令将居巢、合肥一带的守军后撤，借此减轻孙权的军事压力，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攻关羽的南郡。但在孙权夺得荆州后，曹丕立即派遣张辽、朱灵率军进驻合肥，并让小股魏兵东赴历阳江畔、南下居巢等边陲要地侦察刺探，对吴国的江东后方构成威胁。孙权对此惊惧不已，立即给曹丕上书询问：

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又督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权实在远，不豫闻知，约敕无素，敢谢其罪。又闻张征东、朱横海今复还合肥，先王盟要，由来未久，且权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

从孙权的上表可以看出，当地吴军主力驻在牛渚，合肥东经大、小岘山到历阳县境沿途没有吴军守备，所以魏军的“马步七百”能够顺利抵达横江渡口，但当地留有少数吴军斥候，他们发现敌情后立即到牛渚报告守将全琮，全琮马上领兵渡江，经过激烈战斗将对方逐退，这和孙瑜统辖牛渚时江北有许多吴军的情况截然不同。

（二）曹丕三路征吴期间的洞口之战

黄初三年九月，孙权拒绝提供太子孙登给曹魏作为人质，双方关系破裂，曹丕于是发兵进攻吴国。此前曹操收拢兵力“四越巢湖”，只走一条固定的主攻路线，这就使吴军的防御作战比较容易，孙权得以集中部队在濡须口进行抵抗。加上濡须水沿岸多为山岭丘陵，曹操大军受到地形的限制，进攻队形无法展开，只能在一个相对狭窄的正面上与敌兵接触，因而无法施展计谋和发挥兵力上的优势。如傅幹所言：“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诸葛亮也说“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把它们作为失败的战例。

曹丕总结了其父用兵不利的教训，这次采取分兵多路进攻的战略，史称“三道并征”。孙权也调兵遣将，分头阻挡。“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孙）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曹丕的这次进攻，其主力“中军”是从中原经过南阳盆地而下襄阳，围攻江陵。此条道路距离曹魏国都洛阳较近，“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东路攻吴的主将是征东大将军曹休，他官拜扬州刺史，治所在寿春，又都督青、徐二州。这次征吴，曹休“假黄钺，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豫州刺史贾逵也领兵随同前往，曹魏水师战船多在其麾下。三国时每“军”数千人至万人不等，即使按3000人估算，曹休部队总数最少也得有六七万人，面对东吴吕范率领的四五万人。

曹休所部的进攻路线是乘舟顺淮水东下，至末口（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转入中渎水、即古邗沟南行，至海陵（今江苏省泰州市）和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而到达江滨。《三国志》张辽本传说：“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又云：“是岁，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辽病笃，遂薨于江都。”曹休水军入江后溯流驶至洞口（或称洞浦）登陆。洞口地址，历代史家认为在历阳县境，但其具体位置不详。如《太平寰宇记》载和州历阳县有“洞口浦，魏将曹休、张辽伐吴至此，吴军相望”。胡三省曰：“据晋书谯王尚之传，桓玄攻尚之于历阳，使冯该断洞浦，焚舟舰。则洞口在历阳江边明矣。”《读史方舆纪要》卷29亦曰：“洞浦，在（和）州西南，临江。亦曰洞口。曹丕黄初三年伐吴，分命曹休等出洞口。”又云：“洞浦盖亦江浦之别名矣。”但未能像记载横江、当利浦那样明确标出距离和州有多少里。

今人梁允麟推测洞口在横江渡口的西梁山附近，即在江南东梁山（博望山）北的徐陵的对岸。“（丹阳县）有徐陵，在县西南东梁山之北，与江北和县洞浦，亦称洞口相对。”据顾祖禹记述，东梁山在牛渚（采石）矶西南40里。另曰：“东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今当涂县）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历阳）南六十里，夹江对峙，如门之辟，亦曰天门山。”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者陈廷桂纂修的《历阳典录》明确记载：“裕溪（口），旧名新妇港······在州南九十里，源出巢湖，东流入于江，其口名洞口，一名新妇口。魏将曹休、张辽伐吴至此，与吴军相望。《水经注》云‘江水左列洞口。’即此。”笔者按：裕溪河流出经今巢湖市、含山县、无为市、和县，全长60.4公里，其入江的裕溪口在今芜湖市鸠江区西部，与南岸的芜湖市鸠江区四褐山街道为一江之隔，也是军事要地。顾祖禹曰：“裕溪河，（和）州南九十里。源出巢湖，自无为州流入境，南注于江。”又引《通鉴地理通释》曰：“裕溪在无为、历阳之间，亦南北之冲要。”《历阳典录》的记述，与《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互相吻合。曹魏率领的魏军在洞口登陆后击败了驻守历阳的吴国军队，并派小股部队袭扰对岸的芜湖。“孙权遣将屯历阳，（曹）休到，击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因此，洞口的具体位置应以《历阳典录》所述为是。

曹休的舰队声势浩大，吴军统帅吕范不敢阻击其西进，只是随后带领水军到达前线，驻扎在南岸与其抗衡。“（吕）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双方隔江对峙，“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钞击，（全）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魏军无隙可乘，未敢轻易渡江发动总攻。曹休这次选择在横江以南的洞口屯兵，准备在此地渡江，其原因如下：第一，当地江面要比横江、牛渚之间要窄。根据现代水文资料，在枯水期和涨水期，采石一带的江面宽度为5250—5900米。因为历代泥沙淤积，江面逐渐变窄，汉末三国时期那里的江面要宽得多。洞口的情况如前所述，双方“军营相望”，距离不远，在这里作战可以缩短大军的渡江时间。第二，牛渚设有吴军劲兵和经营多年的坚固营垒，守备严密，登陆作战不易成功。而芜湖的防御较弱，因此曹休敢于派遣小股部队过江袭扰，烧毁民居。第三，洞口与濡须地区距离很近，那里是魏军“三道并征”的中路攻击对象，“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曹休驻军在这里渡江，有利于策应曹仁部队的战斗，一旦成功，则截断了建业后方对濡须守军的支援与供给。

当年十一月，洞口地区突遇东南飓风，吴军许多战船缆绳断裂，漂至江中倾覆，或漂到对岸被敌兵俘获。“诸船绠绁断绝，漂没著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他吏士恐船倾没，皆以戈矛撞击不受。”以致遭受了惨重损失，“船人覆溺，死者数千”。损失达到了部队的半数，“所亡中分”。这表明吴国参战水师的总数不到2万人。魏军乘机发动攻势，但被吴军反击，有所死伤。“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徐陵在今安徽省当涂县西南。魏文帝闻讯后急忙命令曹休全力渡江进击，但是曹休犹豫未行，这时上游吴国援军在贺齐的带领下及时赶到，于是稳定了局势。曹丕“诏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贼救船遂至”。贺齐的水军装备精良，拥有巨型战舰，震慑住魏兵，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史书记载其“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檐，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休等惮之，遂引军还”。最终曹休所部未能成功渡江，只得悻悻撤兵。

（三）孙桓驻守牛渚，筑横江坞

这次战役之后，孙权把在夷陵之战屡立功绩的宗室子弟孙桓调来接替全琮，统领牛渚与对岸历阳的军务。由于洞口战斗中历阳守军缺乏城垒防御工事，被曹休打败，孙权又命令在横江渡口建立坞堡，以加强江北要津的防务。“（孙）桓以功拜建武将军，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横江坞。”“坞”最初是指驻扎军队的小城，是一种与城池、营垒相同的军事防御工程；其规模和范围比较小，防御设施比较简单，无法与郡县城池相比。汉末三国时期的“坞”在形制上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普通的环形防御工事，例如白超垒，“一名白超坞，在（新安）县西北十五里。垒当大道，左右有山，道从中出。汉末黄巾贼起，白超筑此垒以自固”。另有曹魏大臣杜恕见局势混乱辞官，“去京师，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垒堑之固，小大家焉”。第二种是在江河港湾筑造的坞垒，面向陆地，仅在岸边筑起一道弧形的坞墙，作为防御工事。临水一侧是开放的，通常在浅水之处立栅，留有栅口，船只可以驶入坞内，靠岸停泊获得保护。由于半环形的坞墙状如新月，又被称为“偃月坞”“偃月城”“却（缺）月城”。例如《水经注》卷35《江水》曰：“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昔魏将黄祖所守，吴遣董袭、凌统攻而擒之”。孙权所立的濡须坞，也称偃月坞，“初，吕蒙守濡须，闻曹公将来，夹水筑坞，形如偃月，故以为名”。

在岸边立坞可以借助壁垒增强守军的防御能力，改变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孙权当初建造濡须坞，曾遭到部下的反对。“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吕蒙对此解释道：“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这才说服了众人。后来曹兵来攻，偃月坞工事坚固，“所以备御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孙权在横江筑坞出于同样的目的，也是企图利用壁垒来保住这个重要的渡口，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是留下少数警戒部队，大敌来临只得被迫放弃。但是孙桓赴任后不久突然病逝，他的职务当时由谁接替，史书未有明确的记载。

八

孙权还都建业后牛渚军镇战略价值回升

黄龙元年九月，孙权将都城自武昌迁回建业，其中军主力也随驾转移到那里，使长江下游的吴军兵力得到加强，当地的沿江防御部署随之出现了重要变化。孙权取消了此前扬州江防以扶州为界划为东西两大辖区的制度，平时吴国军队主力屯据在都城建业附近待命出征，此外在京城（今江苏省镇江市）、牛渚和濡须等要镇屯戍兵马，设置都督或督将加以统领，值得注意的是牛渚兵力及守将全琮的地位有显著的提升。

黄武四年（225年），全琮自牛渚离职后改任九江太守。后来江东发生叛乱，“丹杨、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孙）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全）琮领太守”。他赴任后平叛颇有成效，并收编了许多兵马；“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黄武七年（228年）魏将曹休大举进攻皖城（今安徽省潜山县），孙权任命“陆逊为元帅，全琮与（朱）桓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休”。这是全琮首次担任重要的军职，而且获得胜利。孙权认为他有大将之才，因此在还都建业当年晋升其职务，并把公主嫁给了他。“迁卫将军、左护军、徐州牧，尚公主。”并再次回到要津牛渚镇守。

值得关注的是，全琮麾下驻军数量有明显增加。孙权在还都建业后频频出兵袭扰曹魏南境，其中全琮作为一方主帅率军北伐淮南就有3次，兵力颇具规模。计有：公元233年，即吴国“嘉禾二年，（全琮）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嘉禾六年（237年），“冬十月，（孙权）遣卫将军全琮袭六安，不克”。赤乌四年（241年），“夏四月，（孙权）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琮与魏将王凌战于芍陂，中郎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曹魏方面的记载也说：“（正始）二年，吴大将全琮数万众寇芍陂，凌率诸军逆讨，与贼争塘，力战连日，贼退走。”此处称全琮为“大将”，反映他的军职实际上是“都督”，部下兵马众多。《吴书》亦曰：“初，（全）琮为将甚勇决。当敌临难，奋不顾身。及作督帅，养威持重。每御军，常任计策，不营小利。”说到全琮此前为“将”，后为“督帅”，也证明他已经升任都督，其职务应为“牛渚都督”，附近几处要塞的兵将在战时受其管辖。例如，嘉禾六年十月全琮率兵北伐六安时，濡须督朱桓的兵马就归他指挥。“（全）琮以军出无获，议欲部分诸将，有所掩袭。（朱）桓素气高，耻见部伍。”从嘉禾二年（233年）出征六安的情况来看，因为有其他军镇督将的兵马随行，全琮自己直辖的牛渚部队应该不到5万，可能有两三万人。牛渚驻军数量的显著增长以及守将全琮成为孙权女婿的情况，反映这一津渡要镇的军事地位有所上升。其原因之一，就是牛渚距离都城建业较近，为其南方门户。《读史方舆纪要》称采石矶“渡横江西至和州（历阳）二十五里，东北至应天府（南京）八十五里。”表明从牛渚到建业不过百里，军队急进也就是一天的路程。

赤乌十二年（249年）全琮病逝，由其长子全绪袭任其职务，“出授兵，稍迁扬武将军、牛渚督”。孙权死后少子孙亮即位，全绪升迁镇北将军。建兴元年（252年）十二月曹魏大举入侵，“使将军诸葛诞、胡遵等步骑七万围东兴”。辅政大臣诸葛恪从建业发出援兵，“兴军四万，晨夜赴救”。屯驻牛渚的全绪则认为敌军强盛，形势危急，若等建业援兵到来后会师再去解救，东兴二城可能已被魏军攻陷。“（全）绪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以破魏军。”即率领当地驻军迎战，结果大获全胜，击溃了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证明了这项决策的正确。

全绪去世后，由其弟全怿继任牛渚都督职务。曹魏甘露二年（257年）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寿春叛乱，孙吴派全怿等领兵前来接应，“遣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俱来应诞。”其中有全氏家族多名成员，“吴大将全琮，孙权之婚亲重臣也，琮子怿、孙静、从子端、翩、缉等，皆将兵来救诞。”结果被司马昭的大军围困在寿春城内。后来留在建业的全怿的侄子全辉、全仪“与其家内争讼，携其母，将部曲数十家渡江，自归文王（司马昭）”。魏国采用钟会提出的反间计，让全辉、全仪写信派亲信入城，谎称吴国朝廷怨怒全怿等人解围不力，要杀掉他们全家，引起全氏将领的恐惧，他们决定出城投敌。“冬十二月，吴大将全端、全怿等率众降”，受到曹魏的封赏，而全氏家族在吴国由此破灭。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孙吴此后仍设有牛渚都督一职，曾由孙皓的舅父何植担任，至西晋发动平吴之役前夕的天纪三年（279）离任入朝，“八月，以军师张悌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为司徒。”继任其职务者不详。《读史方舆纪要》曰：“孙皓建衡二年谋伐晋，大举兵从牛渚西上。旋引还，又以何植为牛渚督，作横江坞。”不知顾氏此条记载所据何典。横江坞在孙桓在世时已然动工修建，为什么吴末何植又“作横江坞”？对此找不到相关记述，可能此前孙桓的筑坞工程尚有缺陷，或部分年久坍坏，故重新施工加以修葺，尚且无法定论。

九

西晋平吴之役中牛渚、历阳成为关键战场

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发动灭吴之役，为了突破孙氏依凭的长江天堑，晋朝采取了多路分兵、重点突破的进攻战略，使吴军在数千里江防上各自为战，难以相互支援。晋军共有20余万人，分为五路兵马。“命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这五路人马当中，有两路最为重要，首先是王濬、唐彬率领的巴蜀舟师，有七万之众，装备了规模巨大的舰队。“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这是突破吴国江防、克敌制胜的主力。其次是王浑统领的扬州兵马，该州自赤壁之战以后，始终是魏晋对吴攻防作战的重心区域，魏晋在此地部署了众多军队。前述胡遵、诸葛诞征东兴曾出动7万人，后来诸葛诞在淮南叛乱，“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可见其兵力之强大。这次王浑出征所率兵马数量缺乏记载，但估计不低于胡遵东兴之役的用兵规模，恐怕也有七八万人。

晋朝的作战计划是以王濬、唐彬的部队驶出三峡后打败孙吴的水军，控制长江航行权后顺流直下，沿途克敌并抵达牛渚，与王浑的扬州兵马会师，共同进攻吴国都城建业。王浑所部的任务是逼近横江，威胁邻近建业的要津牛渚，借此牵制孙吴在都城的中军水陆主力无法西赴上流救援。晋武帝还对顺流而下的水军统帅王濬下达命令，命他在到达建业附近后接受王浑的指挥。“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此前曹魏强攻濡须地区屡屡受挫。西晋朝廷吸取了以往的失败教训，命令王浑的扬州部队从寿春出发，到合肥后向东行进趋向历阳，避开吴军设防坚固的东关和濡须坞，沿途连战连胜，敌人接连归顺。“及大举伐吴，（王）浑率师出横江，遣参军陈慎、都尉张乔攻寻阳濑乡，又击吴牙门将孔忠，皆破之，获吴将周兴等五人。又遣殄吴护军李纯据高望城，讨吴将俞恭，破之，多所斩获。吴厉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惧而来降。”结果顺利抵达历阳。

王浑率军到达前线后，清除了历阳附近的敌兵营戍，却没有进兵攻打江畔津渡，而是集结在内陆，等待建业的吴军主力前来求战。如扬州刺史周浚，“随王浑伐吴，攻破江西屯戍”，但直到消灭了渡江而来的敌兵精锐，才挥师进驻岸边渡口。“与孙皓中军大战，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俘馘万计，进军屯于横江。”晋军采用这样的战略并取得成功，有以下原因：其一，孙吴在牛渚对岸的津要筑有横江坞，若要强攻坚固的工事会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所以晋军驻足不前，想要引诱敌兵来过江决战，这样符合兵法上“反客为主”的策略，既能避免攻打坞垒而遭受沉重损失，又能以逸待劳，在野战中发挥自己兵力众多、战斗力较强的优势。其二，王浑的部队是由合肥陆行到达历阳，全部是步兵和骑兵，没有战船和水军随行，即使付出重大代价攻占了横江坞，当地的吴军战船多半也会逃回牛渚，因此缴获不了多少船只，无法载运大军过江。若是牛渚敌军见横江失守，码头被晋军控制，渡江登陆有困难，很可能会留在当地营垒据守，形成双方隔江对峙的局面，那么王浑就消灭不了对岸的敌人。

综上所述，王浑的扬州晋军停驻在历阳内陆，迫使吴军过江进攻，这样即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他只派出城阳都尉张乔率领7000人进逼横江渡口，驻扎在邻近的杨荷桥，而大军则在后边做好迎战准备，这完全是正确的谋略；而吴国派遣的援兵恰恰中计，结果造成了全军覆没。“吴主闻王浑南下，使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帅众三万渡江逆战。”这三万人是吴国的“中军”精锐，孙皓手中除了还有张象率领的万余水军，几乎是倾巢出动了。这支部队到达牛渚之后，诸将对下一步如何作战产生了分歧。沈莹认为晋朝西来的水军实力强大，势不可挡，会顺江直抵牛渚。“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他力主在当地停留备战，在敌兵登陆时乘其兵马分散、阵容不整时发动攻击，这样会有较大的获胜把握，就能够扭转战局。“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之。”若是执行朝廷过江迎敌的命令，则形势不利，相当危险。“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

沈莹的意见比较合乎客观实际，如果按照他的建议在牛渚实行阻击，虽然难以摆脱吴国最终覆亡的命运，但会给晋军的攻击带来很多麻烦。可是主帅张悌并不熟悉兵法，他认为目前军队士气低落，若是王濬的舟师顺江而来，会造成吴军的普遍恐慌，将很难掌控部队。“吾恐蜀兵来至此，众心必骇惧，不可复整。”甚至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逃亡，迫使孙皓与群臣投降，这是不能容忍的耻辱。“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他认为率众渡江与敌决战，即使失利殉国也没有什么遗憾；如果侥幸赢了对手，就能乘势挽回局面。“若其败丧，则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

在张悌的坚持和指挥下，牛渚的吴军乘舟渡江到对岸，因为有横江坞的保护，未受敌人干扰，登陆行动非常顺利。数万吴军向内陆开进时，“围成阳都尉张乔于杨荷桥，众才七千，闭栅自守，举白接告降。”敌将因为寡不敌众，便伪装归顺，使用缓兵之计，但被吴国副军师诸葛靓识破。他主张乘敌人军心涣散将其屠戮，可以助长己方的士气，“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主帅张悌为人迂腐，认为“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他对张乔所部进行安抚后继续前进，与讨吴护军张翰、扬州刺史周浚率领的晋军主力在坂桥（见图5）相遇，双方列阵对峙。沈莹麾下有战斗力很强的一支突击队，“丹杨锐卒刀盾五千，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陈（阵）”。吴军用它来进行攻击，“三冲不动”，在撤退时部队出现混乱，晋兵在薛胜、蒋班指挥下乘机反攻，“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止”，诈降的张乔又在后方夹击，致使吴军全面溃败。“临陈斩二将，及首虏七千八百级”，其余部队或者投降或者逃散，丞相张悌、大将军孙震与丹阳太守沈莹等阵亡，吴国的这支主力部队被全部歼灭。副军师诸葛靓与江畔的吴军余众纷纷逃离，乘船返回东岸的牛渚，晋军乘胜占领了横江、当利等津渡。

由于缺少船只，王浑的大军停留在江畔不敢前进，准备按照朝廷此前的命令接管王濬部队的指挥权，然后共同渡江到牛渚，再进军吴都建业。周浚派别驾何恽提醒王浑，吴国的主力精锐都已消灭，朝野莫不震撼，应当利用缴获的少量舟船载运部队，“宜速渡江，直指建邺，大军卒至，夺其胆气，可不战而擒”。王浑还是胆怯，怕万一失败无法交代，所以坚持在江北等待与王濬会师。

王濬的水师行驶到横江附近时，王浑派人送信过来，请他过江去商议军事。但是王濬不肯接受他的指挥而继续前进，“举帆直指，报曰：‘风利，不得泊也。’”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御濬，象军望旗而降”。孙皓的手下再也没有部队可供抵抗，只得送去降书，归顺晋朝。王濬此后给朝廷上表，说他“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设部分，为攻取节度”。表明他在牛渚停留了一夜，进行作战部署，第二天才领兵乘舟在石头津登陆，接受孙皓的投降。晋军进驻牛渚未经战斗，看来当地守军不是逃散，就是投降，孙吴这座坚固而重要的军镇被王濬轻易占领，而且没有付出任何伤亡代价。尽管王濬抢先占领吴都建业，收降孙皓，但是这得益于王浑在历阳歼灭了敌军主力，才使王濬的进军如入无人之境。西晋朝廷对此认识得很清楚，因此晋武帝下诏书表彰王浑：“督率所统，遂逼秣陵，令贼孙皓救死自卫，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军之功。又摧大敌，获张悌，使皓途穷势尽，面缚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勋茂著。”

结语

汉末三国的牛渚是长江涉渡津要，又距离吴国都城建业较近，故引起南北交战双方的关注。江东孙氏先后派遣周瑜、孙瑜、全琮父子与何植镇守牛渚，他们或为情同手足的亲信，或为宗室与姻亲，充分反映了朝廷对该地的重视。牛渚与历阳的军事地位，随着北方势力南征主攻路线的转移而发生升降变化。孙氏建国之初，牛渚、历阳是淮南兵马过江的首要途径，因此地位甚高。吴景、孙贲与孙策都经过该地先后攻进丹阳郡，孙策后来和袁术断交，也是在牛渚“绝江津”，抗拒敌兵。赤壁战后曹操“四越巢湖”，濡须水沿岸至江口成为魏、吴两家对峙交锋的热点区域，牛渚、历阳则退处二线，对战争的影响力度有所下降。但是“地有常险，守无常势。”西晋灭蜀后在益州建立了强大的水军，能够浮江而下，“顺流鼓棹，径造三山”。扬州王浑的部队也改变路线，自合肥东进历阳，使孙吴在濡须一带的坚固防御失去作用。晋朝征吴主攻路线的变化造成牛渚的战略地位再度提升，成为保卫都城建业的最后屏障。张悌率领吴国精锐进驻牛渚，他如果接受沈莹就地防御的建议，那么3万中军和牛渚守兵汇合起来至少有四五万人，一旦据垒坚守，敌军进攻不会轻易得手，这样对吴军较为有利，可以拖延孙皓政权灭亡的时日。可是张悌领兵轻易离开牛渚，结果渡江作战被歼，重镇津要又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御，致使王濬水军未遇抵抗就顺利占领牛渚，并在次日“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噪入于石头”，迫使孙皓出城归降。上述战例表明了牛渚与历阳尤其是前者作为都城建业门户的重要作用，忽视对该地的守备会对国家存亡起到致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