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伊朗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换了个首相，如何促成反国王统一战线|伊朗|德黑兰|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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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底，伊朗巴列维国王再度换马，解除阿穆泽加尔之职，任命沙里夫·艾玛米组阁，以图摆脱政治泥潭。为了拯救受困的君主，艾玛米呼吁民族和解，结束暴力。他优先考虑的是抚慰乌里玛，也试图满足世俗知识分子。

艾玛米解除了政府中负责妇女事务的部长职务，设立了一个宗教事务部；关闭了一些主要由巴列维基金会开设的娱乐场所和夜总会；废除帝历，恢复伊斯兰历法；给予政治党派活动自由；撤销媒体审查制度；允许电视直播议会辩论；开展反贪污运动；给政府雇员普遍加薪；惩罚在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杀害抗议者的责任官员，将70名警察撤职，军队撤出首都；解散国王最后一个有组织的民间支持来源复兴党。

国王在一点点后退，反对派却步步紧逼。1978年8月31日，在为7月22日马什哈德事件死难者举行40天大祭时，马什哈德的阿亚图拉设拉兹发表了一份包括14点内容的声明，概括了乌里玛的要求，其中包括：废除一切反伊斯兰的法律；乌里玛有发表意见的自由；禁止开赌场和电影院；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伊斯兰宗教界人士；邀请霍梅尼和其他被放逐者回国：惩办打死示威者的责任人；撤销巴哈伊教官员的职务；内阁只能任命十二伊玛目派人员；教职人员与世俗人员共同监督议会选举等。

这一声明实际上是当时乌里玛为推动反国王运动而提出的行动纲领。这一天，全国有14个城市发生骚乱，又有多人被打死。沙里亚特马达里代表立宪主义乌里玛宣布，他将给新政府3个月时间，到1978年11月底，解决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没想到艾玛米甚至撑不到那个时候。

桑贾比领导下的民族阵线称艾玛米的改革是虚伪的，并公布了他们自己的12点计划，要求解散萨瓦克、司法完全独立、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邀请所有流亡的政治家返回伊朗、政党和劳工联盟集会自由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民族阵线尚未提到要废除君主制。为了努力调整自己以适应大众的革命热情，民族阵线将口号变为“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口号吸引了一小部分民众。

国王回应民主要求似乎总是要落后形势几步，新作的让步也就不可能满足反对派的胃口。局势难以缓解的迹象，首先表现在德黑兰奎塔里耶区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公众祈祷集会，这一集会是由民族阵线和乌里玛联合组织的。9月4日是开斋节，德黑兰有50万人参加游行，既有贫穷的南区居民，也有富裕的北区市民；既有宗教界人士，又有世俗各界人士；既有男子参加，也有女子参加，这反映了运动参加者的广泛程度。示威者打出包括“自由与独立”、“伊斯兰政府”这样的标语，表明这次行动既是世俗的，也带有宗教色彩。由于新任首相艾玛米此前作出的让步姿态，也由于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呼吁，这次游行没有发生冲突，是一次“和平”的游行。

霍梅尼得知这一情况后，于6日发表讲话，针对温和派的妥协意向发出警告：国王的邪恶本性难改，他只是在欺骗人民，企图获得一个喘息机会。霍梅尼提出对国王不要存在幻想，要求穆斯林继续罢工和示威。他说，国王及其政府是卖国贼，服从他们就是服从魔鬼的化身。

同时，霍梅尼将军队与国王及其政府分开，尽力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他感谢军队在9月4日群众游行时没有开枪，号召他们恢复与人民的团结，“拒绝为了巴列维家族匪帮的怪异念头而去屠杀你们的孩子和兄弟”。他要伊朗人民尊敬他们，因为他们是大家的兄弟。

9月7日，德黑兰又有50万人响应霍梅尼号召，上街举行示威，高呼“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等口号，提出建立伊斯兰政府的要求，有些示威者身缠白布，情绪激昂、壮烈。连续不断的大规模示威预示着局势即将失控，面对这一前景，保安力量要求在德黑兰和其他11个城市实施军事管制和宵禁。

艾玛米同意了，下令实行为期6个月的戒严，白天也禁止人们在广场聚集，任命强硬派人物奥维希将军为德黑兰军管长官。9月8日晨5点，政府颁布军管法令。8点，在阿亚图拉塔巴塔巴伊和其他一些人的组织下，仍有约15000人在德黑兰的贾勒赫广场举行集会。示威者不理睬戒严的限制，当局派军队清场，并朝人群开枪，到中午将集会人员全部赶出广场。

被杀者按政府的说法是86人，而按反对派的说法为3000人。随后，政府又恢复了书报检查制度，并在全城进行搜捕。以“黑色星期五”著称的这一事件是当局举止失措的又一例证：艾玛米正在强调民族和解，希望结束暴力，而国王的军队却在屠杀手无寸铁的示威者。

同时，“黑色星期五”表明国王与反对派之间已无达成妥协的可能，9月7日的游行无异于一次公民投票，说明国王政权在伊朗难有立足之地。

这一血腥事件给了病中的国王以严重冲击。为了医治“黑色星期五”的伤口，国王同意特赦另外大约1400名政治犯，其中包括一些霍梅尼的支持者；更多的萨瓦克官员被降职，萨瓦克的权力受到限制；许诺给予雷克斯影院失火和黑色星期五大屠杀中死难者家属慷慨的财政赡养。

1978年9月16日，偏僻小城塔巴斯发生了场大地震，约有15000人丧生。这一事件给了教士集团一个机会，通过组织直接援助工作而收买民众的忠诚，并向国家政权提出挑战。

从黑色星期五起，在首相和军队之间两条路线的争执一直不断。

沙里夫·艾玛米主张实行“民族和解政策”，以实际行动来抚慰受到伤害的民众，因此，在9月有33名萨瓦克高级官员被解职，10月约有1000名政治犯被释放。

另一方面，受命负责首都军事管制的强硬派领导人奥维西将军同时也是空军司令，而其他城市军事管制负责人，大多在空军服役因而服从他的命令，这样奥维西就控制了一个国中之国并与首相争执不下。国王并未给予奥维西行动自由：军队只允许朝天开枪。

首相与将军们之间的摩擦在10月17日后加剧，当时首相废除了审查制度。国王本人倾向于艾玛米的安抚路线，一再斥责军队乱开枪。10月在卡兹维英、马什哈德、大不里士及其他地方，一些未遵守德黑兰命令而为了自卫下令开枪的指挥官遭到惩戒。10月底，萨瓦克首脑摩卡达姆将军向CIA代表抱怨，国王“完全相信自由的政治气氛、民主和贯彻宪法”，受到钳制的军队日渐虚弱；艾玛米一直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萨瓦克，并迫使他解除了两名居于敏感职位的高级官员。

摩卡达姆以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他的抱怨：“我断定国王已经捆住了军队和武装力量的手脚，将国家事务交给了首相。我们对国王这样的政策当然感到吃惊。”

首相艾玛米和奥维西将军之间的冲突在11月4日达到顶点，当天德黑兰大学有10名到12名学生被枪杀，艾玛米要处置负责的军官，却遭到奥维西的抵制。11月5日是德黑兰最骚乱的一天。当天，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阿亚图拉塔勒喀尼被从狱中释放，欢庆活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暴乱。

整个德黑兰陷入一片火海，银行、宾馆、影院、展览馆、情报部和其他一些建筑物被摧毁，英国大使馆被占领，还有17个警察局遭到游击队攻击。军队被派到街头，但只是旁观而未制止暴乱局面。奥维西将军命令士兵和警察不要干预，他希望以此向国王施压，给予军队镇压反对派的机会，并迫使国王组建军政府并任命他为首相。

“阿巴丹纵火案”和“黑色星期五”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沙里亚特马达里至此已厌恶政府让步之后的镇压这样的无理性政策，他第一次公开表示，怀疑与政府达成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宣布：“人民和我们对现政权不再抱任何希望。它所进行的屠杀彻底宣判了它的死刑”。

在当时与美国使馆官员的频繁会晤中，巴札尔甘的自由运动要求会见更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以铺平在1906年宪法框架内“将目前独裁政府转变为一个更民主制度”的道路。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温和的立宪派也已经失去与政府达成和解的耐心，对国王政权日益绝望。

无奈之中，艾玛米试图向霍梅尼乞和。他宣布霍梅尼随时可以返回伊朗，表示将派代表前往纳杰夫，就时局问题与霍梅尼进行磋商。

艾玛米的这一友好姿态遭到了霍梅尼的断然拒绝。恼羞之下，艾玛米使出对付霍梅尼的最后一招，照会伊拉克政府要么限制霍梅尼的煽动性言行，要么让他离开伊拉克。与巴列维政权关系较为融洽的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先将霍梅尼软禁，随后将其驱逐出境。

霍梅尼原先的目的地是科威特，但科威特拒绝他入境。最后在10月6日，他得到法国许可（事先征得国王同意）前往巴黎近郊的纽伏勒。伊朗政府本以为霍梅尼逃亡西方会大大削弱其活动和影响，并将使其反动思想暴露于全世界，事实恰恰相反。

在居住法国的114天期间，霍梅尼的神秘个性成为西方媒体的关注焦点，纽伏勒成为国王反对派的麦加，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伊朗人到此向他表示敬意。在一些主要助手——如美国伊斯兰学生协会领导人之一雅兹迪，在法国的反国王积极分子巴尼萨德尔，在欧美煽动反国王活动的政治老手戈特布扎德及其他人的协助下，霍梅尼熟练地利用现代通讯条件，将其自由、独立、民主的诱人福音传向伊朗和世界其他地区。

随着霍梅尼来到巴黎，随着他得以自由进入西方媒体，他与国王之间开始了一场国际宣传战，最终，在这场战争中霍梅尼证明自己是一位战术大师。

此时霍梅尼已经成为这场革命的象征，纽伏勒成为了革命的指挥中枢，伊朗的形势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在革命运动的这一阶段，所有的反对派力量进一步走向联合，既是因为艾玛米政府未能分裂立宪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乌里玛，更是由于反对派开始有了一个团结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霍梅尼。

当然，霍梅尼之所以能成为这场伊斯兰革命的灵魂和象征，并非仅仅由于其阿亚图拉的宗教身份，更是由于其长期反对巴列维王朝而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和民主斗士的政治形象，由于其在伊朗民众中所享有的威望。

这一阶段的美国对伊政策是矛盾的，反映了对伊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们的自我欺骗。长期支持巴列维的美国情报机构，在判断伊朗革命形势上行动迟缓，偏差频出。

正如一位美国使馆官员1978年2月在德黑兰所言，显示伊朗事态并非如美国所愿的迹象并不难看到，但“随着日益增长的倔强，我们就是坚持不理踩这些信号”。因此，在一厢情愿和偏狭情报来源的基础上，CIA于8月底断定，“伊朗并未处于一场革命甚至前革命的形势中”。同样，国防情报机构(DIA)在9月预言，“国王有望在今后10年继续保持有效权力”。当然，尽管有着这样的情报缺陷和错误分析，但美国政府至少还是在尽力了解当时的形势。美国大使馆频繁与自由运动和其他一些团体接触，著名伊朗事务专家理查德·库塔姆教授1978年8月在纳杰夫拜访了霍梅尼，他报告说，霍梅尼并不赞同在后国王时代由乌里玛直接统治的思想。

“阿巴丹纵火案”和“黑色星期五”之后，“处死国王”已成为示威的中心口号和民众的心声，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上升为革命的首要目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由于超越了以往各种世俗团体政治要求的狭隘界限，强调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因而代表了诸多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适应了政治斗争的客观需要，提供了凝聚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社会力量、进而实现广泛政治联合的崭新理论工具。可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被剥夺了权利的各个社会阶层渴望参与政治进程、重建崭新社会与国家的宣言。

通过1978年春夏两季的街头斗争，各阶层反国王斗争日益高涨，宗教界由于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甚至可以说，它已作为反国王运动的中坚力量被推上历史舞台的前台，问题是宗教界能不能成为反国王运动的公认领导者，能不能联合各派组成默契的统一战线。

后来的事实证明，宗教界担当了领导者的责任，它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其他社会力量的承认，成为反国王统一战线的核心。

1978年秋，巴列维国王仍然荒唐地坚持包括释放政治犯和出版自由这样一些措施在内的自由化政策以期安抚反对派，同时又实施军事管制，但在任命军政府之后却拒绝批准大规模逮捕，这就暴露出了在危机处理方面的矛盾和混乱，其结果是致命的。

随着审查制度的取消，各大报纸日复一日地刊登被释放的政治犯所披露的关于萨瓦克严刑拷打的报道。这些恐怖的传说加剧了伊朗民众的道德义愤，同时国王处理危机所暴露出来的软弱又鼓励他们加入反国王阵营。

一个又一个群体按照霍梅尼所设定的节奏被煽动起来，加入罢工的行列：学校一开学，教师就第一个举行罢课，造成大量学生得以自由上街游行。

不久，很多群体陆续加入罢工行列：私营部分的银行职员和记者；大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海关官员；国营伊朗航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中央银行的管理人员。

随后，产业工人开始以自己的罢工行动加入革命行列。1978年9月22日，在阿瓦士的国营伊朗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罢工；10月1日，胡泽斯坦万名石油工人罢工。10月初有15个大型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因罢工而关门。

罢工工人提出增加工资、解散萨瓦克、停止实行戒严法等要求，他们的持续罢工导致了城市物资短缺，也使得许多政府机构瘫痪。到1978年底伊朗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

10月17日是“黑色星期五”40天大祭的日子，工人举行两天总罢工，并上街游行，发生了一些流血事件。至10月的第三周，几乎所有的巴札、大学、高中、石油设施、银行、政府部门、邮局、铁路、报纸、海关、国内航线、电台与电视台、国营医院、造纸厂与卷烟厂都举行了罢工。响应霍梅尼的号召，石油工人从10月31日起举行无限期罢工。

第二天，德黑兰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纪念霍梅尼被逐出国境14周年。

大规模的罢工，尤其是电力和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石油工业部门中所发生的罢工，给了巴列维政权以致命打击。电力工人的罢工导致德黑兰周期性断电，不仅加剧了居民对当局的怨愤，更迫使许多工厂关闭并解雇工人，这就进一步壮大了罢工队伍。石油工人罢工导致石油产业几近瘫痪，没有极其宝贵的石油收入，政府也就丧失了回旋的重要筹码，而在寒冷的冬季缺乏燃油和供热燃料，更令民众对现状感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