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陈永贵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位从大寨走出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已经病了好一阵子，肺癌晚期，人瘦得不成样子。他跟前的人都知道，这位老人时日不多了。
有一天，陈永贵把老伴宋玉林叫到病床前，指了指枕头底下压着的一个布包，说那里面有8300块钱，是他这辈子攒下的全部家当。他嘱咐宋玉林，这些钱都交了党费，一分不留。
宋玉林听了这话，当时就急了。
她跟着陈永贵吃了一辈子苦，知道这人是啥脾气，一辈子把公家的事看得比天还大。可这回不一样，他们的小儿子陈明亮马上要考大学了，学费还没着落，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宋玉林就跟陈永贵说，你把钱全交了，孩子拿啥上大学？以后咋生活？
陈永贵听了，半天没说话。
他一辈子没跟组织讲过条件。当年大寨遭了灾，国家送来的救济粮救济款，他全给退回去了，带着乡亲们硬扛。
当上副总理以后，他不要城市户口，不要国家工资，拿的还是大寨的工分，国家给的生活补助一开始几十块，后来涨到一百多。这么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这点钱，他原本想着一分不少全交给党。
但宋玉林这一番话，让他犯难了。
陈永贵想了几天，最后改了主意。他跟宋玉林说，5300块交党费，剩下3000块留给明亮上大学用。
这3000块钱，后来成了陈明亮读大学的学费。陈明亮自己说，生活费是他课余打工挣的，从家里没再多拿一分钱。
陈永贵改遗嘱这件事，很多人是后来才知道的。2002年，陈明亮在一次采访里把这事说了出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农民副总理临走前，把一辈子的积蓄分成了两份。
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五六岁上父亲就没了，他是靠给地主放牛、吃百家饭才活下来的。
1948年入党，后来带着大寨人开荒修梯田，硬是把一个穷山沟变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
1963年大寨发大水，他带着乡亲们抗灾，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
那一年，大寨不光没饿死人，还向国家交了24万斤公粮。毛主席知道了，非常高兴，表扬了大寨和陈永贵，号召农业学大寨，陈永贵就这么出了名。
1964年，毛主席过生日，专门请陈永贵来参加。一见面，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永贵好啊”，还说他是个农业专家。
吃饭的时候，陈永贵比较拘谨，不敢夹菜，毛主席就给他夹了一筷子。那顿饭吃完，陈永贵在毛主席心里算是扎了根。
周恩来难得板起脸，说“你是党员不是？是党员就得听党的安排”。就这样，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
当了这么大的官，他给自己定了规矩：不要城市户口、不要国家工资、不要特殊待遇。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他觉得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不顶用，自己拿锄头刨了种上大葱和豆角。
服务员要给他洗衣服，他说啥也不让，说让人伺候那叫剥削。
在副总理的位置上干了几年，陈永贵越来越觉得不自在。
更重要的是，他心里老是惦记着大寨的地，惦记着地里的庄稼长得咋样。每次回到北京，他都觉得浑身不自在，觉得自个儿不是干这差事的人。
到了七十年代末，农村政策开始调整，不少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大寨那套办法慢慢不那么时兴了。
后来中央安排他当北京东郊农场顾问，他就扛着锄头去农场干活，觉得那才是他该待的地方。
1985年查出肺癌，住进了医院。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去世，72岁。
追悼会在八宝山办。大寨的干部来了不少，也有老百姓自发来送别。华国锋是唯一来参加追悼会的国家领导人。
他穿着风衣，戴着变色镜，在陈永贵遗体前鞠了三个躬，站了很久，一句话没说。有人看见他哭了。
遗体火化后，儿子陈明珠抱着骨灰盒回大寨。灵车在路上跟迎面来的车蹭了一下，还好人没事。
车到大寨的时候，上万人站在路边，好多人哭着喊陈永贵的名字。陈明珠把一部分骨灰撒在梯田上，剩下的葬在虎头山腰。
陈永贵生前说过一句话，用来总结自己这一辈子，他说:“我这一辈子能和毛主席连在一起，很知足了，人总会死的，我没给毛主席丢脸。”
他走了以后，留下的8300块钱，一份交给了党，一份留给了儿子。这是他这辈子头一回，把自家的事放在了公家的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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