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空气里都是激动的情绪。

广场上，人们自发聚集，歌声此起彼伏，很多人都觉得，一个时代的阴霾正在被吹散。就在同一时间，从纽约赶回来的乔冠华，却悄悄离开了热闹人群，走进自己的院子，关上门，很少再开口多说一句话。

消息传得不算快，但终究传开了：这位曾经在联合国叱咤风云的外交部长，被撤职了。

很多人不理解，更多人不敢议论。而远在国外的老朋友韩素音，在获知这一切后，在自己的记述中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他总是被迫的。”

乔冠华的一生，从风华正茂到失势养病，转折几乎都与“时势”二字纠缠不清。他当然有主动的选择，但也不止一次，被潮流裹挟着走上前台或退到角落。要看懂他1976年的那次“跌落”，还得把时间往前拨，拨回到1970年前后那个对他来说生死攸关的关口。

一、从丧妻之痛到联大“高光”：一个人的外冷内裂

1970年9月20日，56岁的龚澎在北京去世。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外交战线上的女战将，走得很突然，也走得非常疲惫。

1969年，韩素音获准再度来华探访，那时她见到龚澎，就已经大吃一惊。她回忆说，当年的那位干练有力的女外交家，瘦得几乎认不出来，脸色苍白，整个人支撑在一种坚强的意志上。可是目光仍然温和，这一点让她格外心酸。

在熟悉的人眼里，乔冠华与龚澎，简直像是两种风格的化身。乔冠华锋芒太露，说话不留情面，批评起人来，哪怕是自己人，也常常言辞尖锐，听者脸上挂不住。而龚澎性子稳、气质柔，人缘极好，很多棘手场面，都被她悄悄地圆了过去。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如此，有一阵子，乔冠华还悄悄吃过“飞醋”。同在一个系统，自己爱人各方面都太出众，难免心里有点不服气。嘴上不说，心里打鼓，这是周围人都能感觉得到的小小波澜。

龚澎去世，对他来说，不只是家庭破碎那么简单，更像是精神支柱突然断裂。那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乔冠华在家里习惯做一件事：工作结束，关上门，拿出放大镜，一张张看龚澎以前的照片。边看边掉泪，情绪控制不住，时不时惊动邻居上门敲门问一句：“老乔，你还好吧？”

眼泪是有代价的。长期的悲伤、劳累，再加上本就不算好的身体，很快出了问题。1971年夏天，乔冠华因肺结核住进医院。同一时段，已经被免职的陈毅也在这里养病。这两位老友，算是“病友”兼“难友”，每天有说不完的话，既聊外交，也谈身世。

9月13日这天，周总理把乔冠华叫去，安排他和《人民日报》的崔奇起草一份重要声明。具体内容有严格保密纪律，但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随后发生的事情看，大致不难推断。处理完工作，乔冠华来不及多休息，立刻赶到301医院找陈毅。

他一进病房，眼睛都在发光。陈毅看出不对，问：“老乔，有什么喜事？”乔冠华压低声音，却忍不住带着兴奋：“老总，你不是常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现在，时候到了。但因纪律所限，还不能细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盯着他看了很久，从这股久违的喜悦里，已经猜出了一大半。沉吟片刻，压低声音追问：“真的？”乔冠华只是笑，“我只能说到这儿，不能回答。”

几天之后，文件下达，陈毅在病床上正式得知消息，确认了自己此前的判断。乔冠华又赶去医院，两人说话时，久违的爽朗大笑在病房里回荡。那一阵子，有人调侃说，乔冠华像吃了“灵丹妙药”，精神头往上蹿，身体反而恢复得快了。

同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秘密来华。钓鱼台的会晤中，乔冠华全程陪同。谈判结束，在去机场的车上，他半开玩笑地问了句：“中国进联合国的事，你们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基辛格回答得很谨慎，说大概要等尼克松访华之后再说。乔冠华听完，笑着甩下一句：“我看，不见得吧。”

这句话没过多久，就有了回响。

外交部内部围绕“要不要去联大”“谁来带队”等问题，争论颇为激烈。乔冠华从医院出来，主动请战，态度强硬。有人在背后嘀咕，说“好事总让他占了”，心里不太服气。争不出结果，方案最终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一句定音：“派个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做团长。”

就这么一句话，把乔冠华推上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顶点。

二、“乔的微笑”：从联合国讲坛到中美公报

1971年11月，代表团自北京飞往纽约。临行那天的首都机场，规格极高：周总理、叶剑英等领导都来送行，江青、张春桥也在场，再加上几千名首都群众列队欢送。这样的场面，在当时属于头等大事的级别。

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乔冠华没怎么休息，就拜访了大会主席，又走访了提案国代表以及养病中的联合国秘书长。在一些外国工作人员眼里，这位中国代表团团长似乎总是挂着笑脸，有司机说：“来纽约这几年，从没见过他皱眉头。”

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首次以合法席位出现在联大会议大厅。开会前，美国代表布什主动过来寒暄几句，气氛尚算客气。会议开始，很多国家代表轮番发言，欢迎中国回到联合国大家庭。美、日代表讲话简短，措辞规矩。法国代表的表述则更加直接，说中国终于坐在了属于她的位置上，那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态”应该结束了。

轮到乔冠华上台，整个会场明显安静下来。他的发言，字里行间火药味十足：批评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行径，指责前美国、日本政府鼓吹“两个中国”的图谋，在裁军、发展等问题上，则刻意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和立场。语气坚定，逻辑清楚，态度非常鲜明。

演讲结束时，会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路透社当天就发稿，说乔冠华的发言“震动了联合国”。

这一届联大开了两个多月，乔冠华在会上给人的印象，不仅是“会说话”，还在于那种出人意料的笑法。有一次，他当场驳斥苏联关于裁军的一份提案，批得对方有些挂不住脸。苏联代表回到讲台，略显尴尬地挥舞手臂反驳。台下的乔冠华，突然发出一阵忍不住的哈哈大笑。那笑声不算粗鲁，却相当刺耳，苏联代表一时间有些愣住，不知道该接哪一句。

大笑是一种策略，更多时候，他选择微笑。美国媒体捕捉到这个细节，有家报纸干脆写了一篇文，题为《乔的微笑》，琢磨他亮相背后的意味。报道未必完全懂中国政治，却多少说明一点：这位中国代表，以自己的方式，把“形象”打了出去。

1971年到1976年，中国参加的历届联大，几乎都让乔冠华挂帅。他回国后，周总理当众肯定他的工作，外交部内部亦多有赞誉。江青等人那段时间也频频夸奖他，甚至在一些场合，把他当作“样板”来讲。

不见得人人都高兴。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当时悄悄对一位老同志说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别看他现在这么红，他早晚要犯错误。”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冷，但有其敏锐之处。在一个风向瞬息万变的年代，走得太前的那拨人，很少有沿着同一条路走到头的。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这一幕注定写进世界外交史。中美双方联合公报的酝酿，被普遍认为是那次会晤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乔冠华和基辛格在钓鱼台反复推敲措辞，细到每一个词、每一处逗号。

乔冠华跟美国人打交道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重庆就接触过美国记者、政客；抗美援朝停战谈判，他是板门店谈判代表团里的高级顾问；1971年的联大，他又在全世界面前跟美国代表交锋。这样一路走下来，谈判中有一种“不怵”的底气。

2月22日，“基乔会谈”工作阶段正式开始。双方代表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每到僵持时刻，他们也学会了换个话题、缓一缓情绪。有一次，基辛格在纸上划拉半天，抬头看着乔冠华半叹半笑：“有些字眼，我们也不好交代。”乔冠华回了一句：“我们这里交代也不容易。”氛围不那么剑拔弩张，却又各自守住底线。

关于台湾的表述，是整份公报的重点。乔冠华在措辞上提出，把“前提”改成“前景”。他解释道：“用‘前景’，强调双方有共同愿望，语气更积极。用‘前提’，就像是你们单方面定条件。”基辛格明白其中弦外之音，也知道，对北京而言，这几处文字绝不是形式问题。公报最后采用的表述，就是在这种一推一让之间定下来的。

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发表，影响一直延伸到今日的国际格局。这段时间里，乔冠华极度疲惫，又兴奋异常。事业在短时间里连上台阶，从联大到公报，他几乎站在了中国外交舞台的中央。

可是在晚上，他一个人回到房间，总还是绕不过那个永远空着的位置。身边人回忆，这段时期，他时常感叹：“她要是在就好了。”那句“她”，指的自然是已经离世的龚澎。大型会议上的纵横捭阖，再风光，也不能填上那个缺口。

就在这种状态下，章含之走进了他的生活。章含之出身特殊，受过系统教育，英语流利，又在外事场合经常出现，人也爽朗。与乔冠华长期共事下来，两人关系迅速拉近。

1973年12月31日，两人登记结婚，不久搬进新居。1974年，乔冠华正式出任外交部长，年过六旬，迎来职业上的最高职务。

三、酒杯里的烦闷：撤职前后的沉默与病榻

表面看，1974年前后，是乔冠华“扬眉吐气”的阶段。可一些老同事去他家串门时，看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

某个晚上，一位老同事进门，发现乔冠华一个人在屋里喝酒。桌子上没酒菜，只有白酒和花生米，人却已经喝到脸上挂着泪痕。对方劝他两句：“怎么喝成这样？”乔冠华只是摇头，声音含糊，不愿多谈。那一刻，热闹的部长形象收了起来，留下的是不太好对外说的人生疲惫。

那段时间，朋友们普遍感觉，乔冠华的人情味淡了。很多从前三天两头往来的老友，现在不大容易见到他。有人解释，说他身居要职，事务繁忙；有人则多想一步，认为这种“距离感”，也可能是出于某种自我保护。他本人则很少解释，只是愈发把心事压在心里。

即便如此，在专业层面，他的锋芒并没有完全收敛。1975年，他第5次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那一次，他有一段近乎即兴的发言，照样把一些大国代表说得面色不太好看。外媒报道时，都提到“中国代表语速很快、态度很硬”，这也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一种风格。

真正的转折点，在1976年。那年10月，乔冠华第6次前往纽约，出席第三十一届联大。会议尚未完全展开，他就收到国内电讯，内容之重大，不可能置之不理，他立即决定提前回国。

回到北京，看到的，是全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振奋之中的景象。广场上红旗招展，广播里传出激昂的声音，到处都透着一种“新气象”的意味。与这种热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个人仕途上的骤然转折——不久之后，他被宣布撤销外交部长职务，由黄华接任。

黄华当时正在国外执行任务，接到调令后匆匆回国。一下飞机，他看到迎接的，竟是李先念等几位高级干部，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按照后来的回忆，黄华试探着问：“到底怎么回事？”李先念只是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并不细说。这个略显含糊的动作，反倒让人揣测更多，也让黄华不再追问。

乔冠华对这次变动，表面上没有任何争辩。回国后，他变得格外沉默，少出门，少见人，很少公开表态。在不少人印象里，昔日那个在大会上大笑的人，突然闭上了嘴。

1976年10月20日左右，韩素音提出申请，希望赴华访问。她记得很清楚，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那时个个眉开眼笑，谈起国内局势时，压抑了多年的紧张情绪似乎一下子释放出来。但她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个问题：“乔冠华怎么样了？”

她后来在记述中写道，自己纳闷的是：“他怎么会在4月份参加那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示威游行呢？”这句话背后，是一种看不透、也有些不愿苛责的复杂情绪。她试着为老友解释：“也许他总是被迫的，这种一时的闪失应该是可以被原谅的。”话不多，却把她的判断、惋惜都压在了这句“被迫”上。

等她到了北京，才发现乔冠华的处境“不妙”。职位不再，身边人的态度变了，往日的光环迅速褪去。更要命的是，他的身体也早已亮起了红灯。

长期吸烟、嗜酒，再加上常年高强度用脑，乔冠华的健康状况一直不算好。1977年3月，他突发心肌梗塞，被急送医院抢救。刚从鬼门关走一遭，身体尚未恢复，1978年8月又被确诊为肺癌。这个诊断，对一个刚刚跌出权力中心的人来说，几乎等于双重打击。

听到确诊结果，他也有过一阵愣神。但没过多久，他的态度慢慢转向了某种“看开”。住院期间，他坚持散步，一天三次，风雨无阻。医护人员说，这位曾经在国际舞台上咄咄逼人的部长，此时在病房走廊里倒显得很安静。

散步时，他喜欢背词，尤其爱念苏轼那首《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对照他自己的人生轨迹，这几句词实在有些讽刺又有些贴切。年轻时，他也曾在政治与外交的风口浪尖上“谈笑间”，而后来的命运，却让人很难说出“英发”二字。

四、未写完的回忆录：一段人生的“空白档案”

摆脱不了病痛，乔冠华却没放下“看世界”的习惯。1980年秋天，经过几轮化疗，他回家休养。从前应接不暇的会晤、电报，都离他远去，生活一下子安静下来。他的老朋友来探望时，眼前看到的是明显消瘦的身影，神情却不算颓唐，只是精气神不同于当年。

那时，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性质的工作。职务不重，却让他仍能接触到一些国际材料。有人问他：“现在可以歇歇了。”他摇摇头，说：“搞了一辈子外交，外面的风云不能不看，如果落下太多情况，是要被人笑话的。”这话半真半玩笑，但能看出，他依然把国际局势当成本职所在。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心愿慢慢清晰起来——写回忆录。他曾参与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掌握大量第一手细节，如果写出来，对研究那段历史，绝对是重要的资料。他知道这一点，也格外上心，开始一点点收集、整理过去的材料。

问题很现实：早年作品散佚严重，很多文稿流落各处，难以集中。有些手稿在此前的政治风浪中被毁，有些则不知所终。每当翻旧纸堆，却找不到重要线索时，他都会流露出明显的懊恼。

值得一提的是，老友冯亦代后来帮他找到了一本久违的旧作——他27岁时出版的文集《争民主的浪潮》。这本书从1930年代算起，已失散多年。冯亦代把书送到他手上时，乔冠华打开一看，竟然红了眼眶。

听说，他当时只说了一句：“有这个，就有个头绪了。”回忆录怎么写，他大概已经在心里有了一个大致架构——从青年时期的思想变化，到战时的宣传工作，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布局，这是一条完整的线索。

1982年春天，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再次入院。躺在病床上，他提到最多的是几位老友和前辈：周总理、陈毅，还有许多并肩打过仗、后来又各奔东西的同志。当然，提得最多的，还是前妻龚澎。知根知底的伴侣去世多年，到病重时想起这些，心理的落差，自然难以言表。

秋天，他暂时出院。那年岁末，他强撑着身体，为《乔冠华国际述评集》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序言。文字里看得出力不从心，却也看得出他仍然珍惜文字的机会。同时，他已经开始系统构思自己的回忆录，收集的材料初步成堆，开篇的几章在脑海里反复演练。

遗憾的是，身体并没有给他太长“缓冲期”。病情发展比预料快得多，不等文集正式出版，他的状况就雪崩式恶化。在病床上，他曾试着拿笔写字，可手抖得厉害，一行字写得很慢。后来，干脆只能口述零星记忆给身边人听，却来不及形成完整文本。

1983年9月22日上午10点40分，乔冠华在北京去世，终年70岁。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中间位置刊出讣告，文字短得出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乔冠华同志因患肺癌，于今日上午10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不带任何经历回顾，也没有更长篇幅的生平介绍。

对于一个曾在联大上被称作“震动联合国”的外交官，这样的讣告确实显得格外简洁。有人说，这种简洁里，有一种“冷淡”的意味；也有人看得更淡，认为这恰好反映了一个时代处理“曾经风云人物”的惯常方式——不刻意拔高，也不多做渲染，让他在字缝间隐去。

乔冠华这一生，很难用简单的“成败”“好坏”来概括。前半生锐利、张扬，在国际场合敢说敢笑；中段人生被推上高位，又在风向转变时骤然跌落；晚年一边翻译世界，一边回头看自己，却再也来不及把那些亲历、亲见的故事写成系统文字。那部未完成的回忆录，就这么成了他留给后人的一个空白档案。

回到韩素音的那句话：“也许他总是被迫的。”这句话当然有感情在，也未必适用于他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只是，在那个政治与个体紧紧缠绕的年代，一个人既是参与者，也是承受者，这恐怕是乔冠华命运起落中，一个最难绕开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