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唐代近 3700 位诗人用三百年光阴，为后世留下五万五千余首唐诗瑰宝时，这位清朝帝王仅凭一己之力，以四万一千八百首御制诗的总量，险些追平整个唐诗的现存规模。
更令人咋舌的是，这还只是他在位六十年的创作，皇子时期的《乐善堂全集》与太上皇阶段的《御制诗余集》尚未计入。
乾隆的一生，堪称与诗歌绑定的一生。他曾直言 “平生结习最于诗”“笑予结习未忘诗”，无论是在大内理政、御园休憩，还是南巡江南、塞北围猎，哪怕军书旁午、公务繁忙，都从未中断吟诗。
这份 “坚持” 换来的是惊人效率：在位六十年间平均每天写诗两首，巅峰时期更是爆发力惊人。
乾隆三十六年，他乘船游昆明湖，“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不到一个小时便产出八首诗作；乾隆四十九年驻跸香山五日，“得诗凡六十七首”，日均超过十三首。
但这份高产也并非始终如一。
即位之初，他一度担心 “剩有忧怀批奏牍，那余逸兴赋诗篇”，乾隆元年至四年每年仅写几十首；母亲孝圣皇太后逝世那年，悲痛之下诗作锐减；晚年面对白莲教起义，更是 “迩来心绪懒吟兴”“近因盼望捷报，心绪焦劳，吟兴为之稍减”。
与乾隆的 “个人马拉松” 相比，唐诗的形成是一场跨越三百年的 “全民盛宴”。
康熙年间编修的《全唐诗》收录 2200 余位诗人作品，经后世补遗后，有诗作传世的唐代诗人总数约达 3700 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僧侣歌妓，皆能吟咏。
王维、李商隐、杜牧等大家，存诗数量虽在数百首，却各有千古名篇流传。历经战乱与时间淘汰，现存唐诗总数超过 55000 首，每一首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精华。
唐诗的题材包罗万象，既有反映社会矛盾、歌颂正义战争的宏大叙事，也有描绘山河秀丽、抒写儿女情长的细腻感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流派并存，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这些诗作无需注解便能直击人心，“床前明月光”“春风不度玉门关”“朱门酒肉臭” 等名句，至今仍妇孺皆知。
乾隆对自己的诗作有个精准自评 ——“拙速”。
他在诗中写道 “拙速吾犹惯”“拙速由来我所能”，直白道出创作特点：不拘格律，不事雕饰，信口拈来便成篇什。
他主张诗以言志，贵有内容，标榜 “清真雅正”，反对绮辞丽句，声称 “志言要归正，丽句却须删”“触兴便拈吟，绮丽非所羡”。
为了践行 “小中见大” 的创作理念，他的诗充满政治色彩和道学气味，“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
全诗无美女宠妃形象，无轻歌曼舞场面，甚至从不出现 “酒” 字，与世人印象中 “风流天子” 的形象大相径庭。但这种刻意为之的 “正襟危坐”，却让诗作陷入矫揉、自诩的说教泥潭。
更严重的是，高产背后藏着不少 “水分”。
乾隆的许多诗并非全由自己动笔，有时兴之所至口吟一二句，便令侍监抄录，由词臣续成；有时臣下代笔后经他改定，甚至直接交臣下修改。曾任军机处章京的著名历史学家赵翼，就曾为皇帝捉刀。
此外，他的诗作还存在严重的程式化问题，“每岁元旦及试笔诗，皆七言，除夕诗皆五言，数十年来，遂成常例”，毫无真性情可言。
为了凑足格律，乾隆还常任意增减字词，将 “土尔扈特” 减为 “土尔扈”，把 “札什伦布” 增为 “札什焕伦布”，杜撰词汇、生硬造句比比皆是。
他的两个弟弟和亲王弘昼、果亲王弘瞻，“每陪腊侍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早年对诗人沈德潜极为倾倒，称 “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常与其论诗。
钱陈群家居后，“每岁录寄御制诗百余篇，命之和，陈群既和韵，并写册页以进”；新进小臣张南华因诗才敏捷，“每日宣召至再至三”，被词馆诸臣 “艳称奇遇”。
这场唱和本质是一场吹捧大赛。大臣们对乾隆的诗作极尽溢美之词，诸如 “金声玉振，涵盖古今”“神龙行空，瞬息万里”，毫无底线。
和珅更是深谙此道，恭维道：“皇上几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纶，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日咏十余，韵至十叠者”，把乾隆的 “拙速” 捧成了千古绝唱。
乾隆对此显然颇为受用，常因 “诗才敏捷” 沾沾自喜。四万余首诗作被收录进四百三十四卷御制诗集中，体例完备，刊印精良，却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检验。
如今，唐诗仍是中小学课本的必备内容，李白、杜甫的诗句传唱不衰，而乾隆的四万首诗中，竟无一首流传于民间，甚至没有一句被后人铭记。
当 3700 位唐代诗人用三百年时光沉淀出五万余首千古绝唱时，他用一生堆砌的四万首 “御制诗”，不过是附庸风雅的空洞符号，徒留 “高产低质” 的荒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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