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张纯如的生日。
如果她还活着，今天该是五十八岁了。
五十八岁，对一个作家来说，正是炉火纯青的年纪。可她走得太早了，早到很多人都还没来得及认识她，她就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这个名字是她外公取的，“纯如”二字出自《论语》“从之，纯如也”，意思是纯正和谐。名字很安静，可她这辈子做的事，却像一声惊雷，震醒了无数沉睡的人。
她父母都是哈佛毕业的科学家，家里没有文史的传统。可有些东西，不是靠专业传承的，是靠血脉里流淌的记忆。小时候，父母常跟她讲起南京大屠杀。她母亲张盈盈每次讲到这段历史，声音都会发抖——不是为了吓孩子，是那些记忆实在太重了，重到压在一个成年人身上，都会让她声音发颤。
张纯如记住了。但她不满足于记住。
上小学时，她跑去学校图书馆找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什么也没找到。她又去市里公共图书馆找，还是没有。翻遍世界历史教材，一个字都没有。她问老师，老师一脸茫然，说不知道这件事。
一个三十万人殒命的事件，在西方世界，竟然是一片空白。
她心里那个问号，一存就是很多年。
一九九四年，她参加了一个图片展。在那里，她第一次亲眼看到那些照片——被斩断头颅的尸体、被开膛破肚的平民、被强暴的妇女扭曲的脸。她后来说，那一刻她感到眩晕，不是恐惧，是一种愤怒和震惊交织的情绪。
她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历史如果不被书写，就会被遗忘。被遗忘的受害者，等于被二次屠杀。
她决定写这本书。
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也改变了很多人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写这本书有多难，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她不会中文，要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里找到第一手资料，全靠自己摸索。一九九五年夏天，她一个人飞到南京。那年南京热到什么程度？她水土不服，发着高烧，体温超过三十八度，只休息了半天就又出门采访幸存者了。
她采访的那些老人，很多都住在很差的房子里，生活艰难。她每次采访完，都要塞给老人一些钱。她跟身边陪同的学者说，等书出版后，她要去学法律，替这些人跟日本打官司，争取赔偿。她说这话时，是真诚的，是急迫的，因为她知道，这些老人等不起了。
那些幸存者的证言，她一条一条录下来，带回美国，反复核对。她不仅要采访中国人，还要找当年的日本老兵、西方传教士的日记，把不同视角的材料拼在一起，交叉验证，互相佐证。
最传奇的发现，是《拉贝日记》。
她在研究材料时，发现一个叫约翰·拉贝的名字反复出现。这个德国商人，当年在南京建立了安全区，庇护了二十五万中国人。可一九三八年他回德国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张纯如凭着记者的直觉，一路追查，联系到了拉贝的外孙女，最终让这本沉睡六十年的日记重见天日。后来有人拍电影，叫《拉贝日记》，源头就在她这儿。
可这本书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承受的。
写作那三年，她每天面对的都是人类最黑暗的记录——屠杀、强奸、活埋、肢解。她开始失眠，开始掉头发，体重急剧下降，经常做噩梦。她母亲心疼她，问她还要不要继续写。她说：“妈妈，我现在承受的这些，跟那些在大屠杀中死去的人比，根本不算什么。”
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这是美国图书界最权威的榜单，之前只有一位华裔作家上去过。她成了第二位。
可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有人在网上骂她，有人给她寄恐吓信，甚至有人寄过两颗子弹。她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
她扛了七年。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她在自己的车里，结束了自己三十六岁的生命。
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走这一步。其实答案早在她写书的过程中就埋下了。她读了太多血腥的史料，听了太多幸存者的哭诉，又承受了太多来自日本右翼的威胁。这些压力叠加在一起，就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终于断了。
她生前说过一句话：“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
她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第二次屠杀的发生。
今天是她生日。我想起她母亲在回忆录里写的一段话：张纯如小时候很喜欢一种叫“勿忘我”的小蓝花。这种花很小，不起眼，却有一个美好的名字。
她这辈子做的事，就是让世界不要忘记那些被屠杀的人。她自己也成了那朵小蓝花，开在历史最黑暗的角落里，提醒每一个路过的人——这里曾经有人死去，这里不应该被遗忘。
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们记住她，就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愿她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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