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蕙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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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20年版《浔阳往事》，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订。
以孙中山为首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我当时正年轻，尽管是个女性，但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尊严的维护，毅然投入了这场革命洪流。现把这段经历整理成文，供后人借鉴。
蔡蕙像 图源：江西档案
为革命，东渡日本求学
我开始懂事后，就知道若要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时，全国各省都有反清运动。江西也有些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而这种革命热潮，每每以义务女子学校为集合点；稍后，又有“易知社”的成立。“易知社”外表以诗文结社为幌子，实则完全是一个革命团体，主要通过文字和讲演宣传女子放脚、男子剪发；女子学看护，男子投军。
我是“易知社”的社员，在众多的女社员中，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担任义务女子学校的军事式体操和卫生课的教学。我之所以能胜任这项工作，主要是因我从小就对武术很感兴趣，加之我二哥蔡锐霆曾在武昌武备学校攻练体操和刀枪，后来他们又利用业余时间传教给我。我在义务女子学校当体育教师，目的就是要以武力参加革命。在担任义务教师期间，我总是鼓励女生注重锻炼身体，随时响应革命号召，还提倡男女平等。
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就要扩大眼界。当时出洋求学的人不少，于是我决定和两个哥哥一同东渡日本求学。为了解决旅费，我将自己的金银首饰全部卖掉，于1907年秋到了日本。在日本求学期间，经湖南的刘揆一和萍乡的汤增壁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自此以后，我课余经常与同志们一起开会，有时躲到青山僻静处学造炸药。当时就是一个目标，革命多学本领。
听召唤，毅然辍学报国
辛亥（1911年）8月18日，武汉同盟会同志急电日本，邀同盟会诸同志回国协助革命。次日，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当时，我们这些人中决定回国参加革命的有19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8月23日，我们向学校请假。另有两个中国同学问我为什么请假？由于她们平素与我关系较好，也同情革命，我便对她们说了实话，于是她们也要求回国参加革命。这两个人，一个是广东汕头人，名叫林演存；另一个是广州人，叫苏淑贞，是学医的。后来还有一个叫刘亚兰的湖南人，也登记回国参加革命。
这时我身边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无法安置，爱人邓文翚已回国在北京考科举。说实在的，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既舍不得丢下儿子，又急于投身久盼的革命运动。经再三考虑，于是毅然决定：不等邓文翚回日本商议，也不等他从北京来信，先回国再说，走到哪做到哪。我向同志们表明了这一态度，并同大家一起，安全地回到了中国。
赴征程，单人独马到九江
船到上海，黄兴、宋教仁等都到船上来欢迎我们。由于我手中抱着小孩，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便问我是不是先将小孩送回家，再出来革命。我说，孩子事小，革命事大，将小孩交托到什么地方抚养就可以，等武汉革命胜利以后再接回来。最后决定把小孩带到九江再说。
同时，湖南的刘揆一同志拿了一百张章太炎写的革命宣言，要我设法以小孩为掩护，乘机在九江散发出去。这样，我告别了上海诸同志，单人独马带着十个月大的小孩前往九江。
1911年10月22日（旧历九月初一），我安全到达九江，找到了江边的“高升”客栈住下，并托樟树客人刘先生将小孩带回樟树。在那里，我请客栈老板找了一个奶妈，又写好了两封信：一封给邓文翚的至交彭素民，托他将小孩和奶妈专人送往峡江交邓文翚父母抚养；一封给邓文翚父母，说明我有急事去湖北，不能带小孩。还当面交给刘先生60元钱，作为抚养小孩的费用。
事情办妥后，待孩子睡熟了，我就悄悄地到外面散发革命宣言。有的放在码头的趸船上，有的放在人家窗户外，也有的散发在肉铺外面的案板上，还有的撒在十字路口。总之，让人民一早起来就可以看到。
旧历九月初二，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三天，九江军民响应武昌革命，举行了军民起义，占领了九江府，举马毓宝为九江都督，九江光复。
当晚十一时许，我忽然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夹杂着急促的脚步声、枪声，夜空不时冲起阵阵火光。我在楼上从窗口往下看，见有一队队袖缠白布、手擎白旗、腰挂刺刀、有的还背着军号的人，穿梭般来往，便知是光复军的队伍。随即速将宣言卷好，往人众中掷去。
约莫一刻钟样子，忽然旅馆大门敲门声大作。门刚打开，一伙人蜂拥而入，其中有的背着短枪，有的拿着马刀，威风凛凛。有一位腰挎手枪和刺刀的人，手中拿着刚拾到的革命宣言，对店主说：“你们店里歇了些什么人？这卷东西是从你们楼上窗口抛下来的，我们要上楼去搜查。”
见此情景，我判断来者一定是革命党人，便从容地从人群里走出，说明我到九江的来意。他们听完了我的话后，很客气地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送给我，我也和他们交换了名片。在他们给我的名片中，有徐世发（当时驻九江新军炮台守将，后为驻炮台统领，系李烈钧同事）、戈克安（后为金鸡坡炮台司令）等人。临走时还嘱咐店主好好招待我。
旧历九月初三八点钟，徐世发、戈克安两人带来一顶大轿把我接到都督府。马毓宝很热情地接待我，我便请马都督拍电报至上海宝宁路三十四号谭人凤家，转黄兴等人，告知他们沿江无阻，要他们接到电报即动身沿江而上，还告诉他们我住在九江“高升”旅馆。
上前线，硝烟弥漫鏖战急
旧历九月初七那天，怡和公司的“隆和”轮到了九江。黄兴与宋教仁等站在船头上，手执白旗在摇动，不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马伯瑷和刘揆一即奔上岸来，直到“高升”旅馆接我上船，一同前往汉口，并电话告诉马毓宝说我要去武昌协助革命。
旧历九月初八（1911年10月29日）上午，船已到了汉口港，便见西北方浓烟滚滚，炮声隆隆。那时，大家心情非常紧张。黄兴首先乘小船上岸，刘揆一、马伯瑷忙着安排十八人的临时驻地。大家各自把行李搬进被没收了的张彪住宅，未及午膳，即分赴前线，参加指挥作战、担架救护、医疗看护、运输等。
九月初十傍晚，战事稍平息，黎元洪由武昌过江来慰劳我们归国同志，还带来了几担茶和熟面。
当天傍晚，黎元洪将我们几个女同志接过江去，安排在一旅馆住下，并请我们吃晚饭，还逐个询问姓名、籍贯、留日几年、学什么学科以及这次回国的志愿等。当他问到我时，我除将上述情况作答，还谈到了在九江的一段经历。黎元洪听完非常高兴，当即派人请他的二夫人来见我们。因二夫人是玉山人，与我同乡，便叫二夫人拜我为师。
次日（旧历九月十一日），我们又过江去工作，并运去一批作战物资和医药用品。由于当时负责军需的张振武同志负伤，第一师师长刘公一打电话来请示黎元洪，要我代管军需。旧历九月十二日，黎元洪交给我任务之后，又派人送来三锭银子，每锭五十两。
为此，我在当天下午五点多钟，又乘“太吉”公司的“长安号”轮船顺江而下，于九月十三日下午到达九江。
船一靠岸，我立即直奔都督府，向马毓宝都督转告了黎元洪的意思，请他速调兵增援。此外，还报告了一个情况，说敌兵多半是从长江往上驶的，九江几个炮台应加强防御。马毓宝都督听了我的话，即刻召集金鸡坡、马当和湖口等要塞司令开会研究，当即下了戒严令，严查来往航船。
旧历九月十五日，果然有敌江轮六艘逆江而上，船经马当要塞，守军发出信号，它反而开足马力。守军奉命开炮轰击，有四艘被迫停泊，两艘逃驶。经检查，查出船上装的全是由南京开往汉口的作战军队、火药、枪弹等。为此，马都督命令全部扣留，听候处理。
斗洋奴，振中华儿女威风
在这以前，为了加强九江方面的工作，武昌同盟会派丁立中同志由武汉回九江都督府工作。为了在九江创办一个红十字会医院，在我完成请援兵的任务之后，马毓宝一定要我留浔创办红十字会，并且担任会长，拨了3000两纹银作开办费，地址设在九江都天巷。由于同样都是革命工作，九江又是革命要地，我服从分配，开始筹办红十字会。
九江红十字会会员合影
红十字会医院成立不久，在红十字会内部有一个名叫白坚的助理员，公然怂恿石美玉同几个美国传教士到红十字会来交涉，要求将红十字医院归并到妇幼医院，并说要当局撤销我的会长职务，另选白坚为红十字会会长。
面对这场不容回避的斗争，我一方面向当时都督府控制下的九江县政府诉“美以美”会倚仗美国势力压迫我们，干预我们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以强硬手段对付她们的无理讹诈。
旧历九月十九日，白坚竟然秘密地在基督教的礼拜堂召开红十字会全体会员大会，向我进攻。为了不让她们的阴谋得逞，也为了表明一个革命的中国人的气概，我随身带了一支“白朗宁”手枪，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去参加她们的秘密会。
当我对白坚讲道理已毫无作用时，便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厉声地说：“我今天要打死你这个卖国贼！”这一拍，在场的人都跑空了，连那个嚣张一时的白坚也混在人群中溜跑了。
大约过了几天，那些外国人散布谣言进行威胁，说什么他们在中国传教，有权封闭红十字会。为此，我向卫成司令部借来了一个排的武装守卫红十字会，并郑重宣告：如果有外国人来骚扰，来一个替我绑一个，来两个绑一双。这样一来，白坚及其所依仗的“美以美”会再也不敢来破坏了。
中国红十字总会九江分会救员队同学会纪念章
争女权，急中求见大总统
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尔后成立临时参议院，召开国会，推行新政，订立新的约法。
那时，正值我们在南京。革命胜利了，我们很高兴，订立新的约法，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在召开国会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同志向国会要求女子有参政权，并提出要更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条，即“中华民国人民，不论阶级、宗教、种族一律平等”。
我们当时的提议是，如果要表示阶级、宗教、种族，就必须添“男女”二字，或者只用“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当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提出，会场上便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甚至出现了抛掷茶碗的现象，我们也因争男女平等及选举、被选举权和参政权而“犯”闹国会罪。
当时我们在旁听席上，被宪兵围困着，说要将我们拘捕。正在急不可待的时候，我一个人找个空子从后楼绕了出去，匆匆奔到孙中山先生处告急，说宪兵拘捕我们。
孙中山先生听后，马上下手谕，并叫宋蔼龄和她的女儿陪我一同坐他的汽车到国会。汽车一进国会大门，一些站岗的宪兵都散开了。林森与江平等人以为是中山先生来了，忙出来迎接。
我首先走下车来，向他们说明来意，并要求议会更改草案。因为他们两人是起草委员，所以经过这一斗争，最后还是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第二条改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把种族、阶级等名词删去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图源：维基百科
反封建，砸烂枷锁争自由
南北议和后，孙中山先生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了革命果实，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
我也于民国元年（1912年）6月回到南昌。当时，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正缺员，省教育司委任我为女师校长。在这期间，我听说南昌“靖节堂”的一帮节妇，受尽了旧社会种种封建礼教的束缚，境遇如犯人一般悲惨。
经过了解以后，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女子，我对这种压迫妇女、惨无人道的愚风礼节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请民政司主持正义，将“靖节堂”的全部财产、房屋收归公有，为节妇们办些有益的事。
经过商量，觉得办个小型手工业厂子为好。于是我未接受女师校长职务，而全力以赴地筹办职业讲习所。开初，以36名节妇为基本学员，先行训练技术。后来又办了一所小学，解决节妇子女受教育问题。
这件事恼怒了当时“靖节堂”的一帮董事，也即是旧社会的绅士们。他们大为不满，群起反对，并辱骂我没有妇道，败坏节义。
我当时除了在报纸上写文章与他们斗争外，还接连以“节义”为题，在社会上讲演，坚决批判腐朽的封建礼教，号召女子站起来，和各种封建法规进行斗争。
由于涉及到女子切身利益，参加听讲的女同胞越来越多，无形中把那些董事的反动气焰压了下去。这时，政府也给我们妇女以支持，除将“靖节堂”的财产全部收归公有，改办贫女工厂（后改女子职业传习所，地点就在中山路万子祠一家典当铺内）外，还做了一些方便妇女的事。
由于这个女子职业传习所既学技术又事生产，在江西还是独一无二，南昌和省内其他地方的女子纷纷要求前来学习，学员由36人增至600多人。
民国二年（1913年），因袁世凯专横，我和爱人及两个哥哥重赴日本，以图东山再起。1915年，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同盟会同志如宋教仁等人，都闻讯回上海。我和爱人以及两个哥哥也一道回到上海。
作者之兄蔡突灵 图源：《民国之精华》
而当时袁世凯企图消灭革命力量，悬重赏捉拿革命主要人员。在此情况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我二哥蔡锐霆也是被袁贼悬重赏捉拿，解到九江被处决的。从此，革命力量衰微，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代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的局面。
【编后记】
作者蔡蕙（1886~1964年），女，字仲兰，生于江西宜丰县，1904年迁居南昌。曾任义务女子学校军事体操和卫生课教员，是江西最早的女子体育教育家。1911年在南昌创建江西女子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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