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中十三年八月七日夜(公元859年9月),大明宫。

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即后来被人称为“小太宗”的唐宣宗李忱,此刻已经是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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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唐宣宗

李忱心里很清楚,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但身为皇帝的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还有最后一件事没有办完,就是他死后传位的问题。

出奇的是,李忱并没有召来宰执商量这件事,而是召来了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主管内廷传宣诏命)王居方,反复的叮嘱他们,要立当时在宫里夔王李滋当太子。

不过,当时在病中的李忱并没有发现,他的这个决定里面有个大问题。

1

李忱生前并未立皇后,所以他没有嫡出子女。

按照宗法制,序齿应该由年龄最长的郓王李温继位。

可问题就是,李忱很不喜欢这个长子。

唐宣宗在位期间,共有十二个儿子。其中郓王李温最长,为元昭皇后晁氏所出。

应该指出的是,晁氏这个皇后,是儿子李温继位以后,才给母亲追封的,也可见夔王李滋后来并未如愿登上皇位。

唐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一日,唐武宗去世,37岁的光王李忱(原名李怡)在宦官、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的拥立下登基称帝。

李忱沉默寡言,过去一直被人视为不聪明,直至掌权后才露出獠牙。

不过,李忱继位以后,他没有把生下长子的晁氏立为皇后,而仅仅只是封为美人。

不仅如此,李忱在继位后并没有第一时间立太子,而是下令封五王,长子李温被封郓王,二子李渼封雍王,三子李泾被封为雅王,四子李滋则成为夔王,五子李沂被封为庆王。

其余诸子都是大中二年以后才陆续封王,所以理论上,能成为太子的也就是上述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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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五王同封,可在待遇上,李忱明显是有区别的,因为他所有的儿子都是住在宫内的,只有长子李温是独自一人住在宫外的十六王宅的。

李忱如此明显的偏心,也让人比较疑惑。

如果说是因为爱屋及乌的关系,显然并不对。

根据史料来看,李忱并没有对晁氏有多少厌恶,相反还十分喜爱,晁氏不仅育有长子李温,而且还育有两个公主,这两个公主后来也都颇受李忱宠爱。

唯一只是没把晁氏封为皇后。

这里姑且猜测,李忱只是为了不让长子李温成为嫡长子,才故意这么做。

不少人也认为,李温生母晁氏仅为光王府侧妃,无显著政治背景,导致李温缺乏“嫡出”优势,在重视门第与礼法的皇室继承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可事实上就是,李忱喜欢的第四子夔王李滋,其生母吴昭仪本身也无政治背景。

唯一的可能就是,李忱觉得这个儿子(李温)暗弱,他之所以喜欢第四子夔王李滋,认为这个孩子很像自己,将来有能力把控朝局。

大概也是为了让儿子顺利继位,李忱不仅将夔王李滋安置于大明宫内,并且还安排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邺为侍读,以姚勖为师傅,为王授经。

从这个安排也不难看出,李忱就是要把李滋扶上太子之位。

可李忱这个举动,明显是过不了宗法制这一关。

按照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统,李温在继位一事上有着先天的优势,无论李忱如何努力,这是他无法改变的事实。

李忱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所以迟迟没能下定决心立太子。

本来李忱还打算慢慢等待机会,可底下的大臣就已经先坐不住了。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月,户部魏侍郎向皇帝进言:

“如今天下无事,惟有未立储君,是臣下最为忧心的大事。”

这魏侍郎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令在场所有朝臣也很动容,纷纷附和,可李忱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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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中之治

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宰相裴休觐见皇帝,李忱叫他畅所欲言天下大事,裴休也很直接:

“早立太子,便是天大的事儿。”

李忱听了这话,心里很不高兴,在一旁阴恻恻的说:

“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

一听这话,裴休吓得跪倒在地,此后再也没敢提立储的事儿。

可李忱并没有想到,他到此只剩下三年寿命了。

2

李忱是唐宪宗李纯之子,之后又经过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至37岁才登基。

除开国皇帝外,李忱也算是历史上继位比较晚的皇帝了。

也因为继位比较晚,所以他在位也可能比较短。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忱早年日子过得并不好,特别是侄儿辈儿的敬宗、文宗,武宗继位以后,也把他看成威胁,李忱少年时不爱讲话,为人沉默寡言,因而常被人讥讽为不聪明,文宗、武宗时期常在宴饮集会之时强逼他说话。

在如此危险的境地下,李忱也只能是装出一副不聪明的摸样,来勉强保全性命。

野史上,多有记载武宗为了保皇位,迫害李忱的记录,比如武宗指示指使宦官将李忱绑架关了起来,几天之后又找人将李忱捆绑起来扔进了宫里的茅厕。有个叫仇公武的宦官有心搭救,便假意借口已杀死李忱,而将其送出皇室。三年后,武宗死,宦官才将李忱请出来当皇帝。

也因为受迫害日渐,李忱还曾逃到江南,出家为僧。

后世史家认为,武宗因为皇位迫害李忱没有根据,可从这些野史也不难发现,李忱在登基之前,处境其实很艰难

过于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得李忱继位压抑,以至于李忱后来继位以后,颇有些报复性享乐的意味,过分的亲近女色,并且不加以节制。

客观上造成了李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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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太平广记》记载,唐宣宗听说罗浮山的轩辕先生特别长寿,于是特意派人把他请进宫,询问长寿之道,轩辕先生告诉他:

“废止歌舞和女色,去掉食物的滋味,对待哀和乐没有分别,施舍恩惠不偏不倚,自然和天地会合恩德,日月齐明,到达尧、舜、禹、汤的治道。而长生不老的道术,又算得上什么难呢?”

尽管故事记载轩辕先生为唐宣宗批谶的说法不可信(即指唐宣宗在位十四年),可轩辕先生劝说宣宗的话却很耐人寻味。

李忱意识到自己身体情况不妙,所以后来就有了服食丹药的习惯,希望能延长寿数。可这个习惯又加剧了他身体的每况愈下。

唐大中十三年五月(859年),李忱因为食用太医李元伯所献的仙丹中毒,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一连一个多月都不能上朝。

缠绵病榻三个月,李忱就迎来了自己的大限。

在他去世的这天晚上,李忱连夜召集了心腹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主管内廷传宣诏命)王居方,要立当时在宫里夔王李滋当太子。

我们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为了防止宰相专权,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逐渐完善,形成了“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的分工原则,客观上加强了皇权统治。

即便是如此,当时宰相的权力依然很大,皇帝也感觉势单力孤,因而拉宦官入场,作为皇权与相权争斗的筹码,这也导致了中唐以后,宦官逐渐掌权的形势,甚至于宦官可以直接掌握兵权,废立皇帝。

与高力士、李辅国等权势宦官凭借与皇帝关系亲近而掌握实权不同,枢密使是从制度上确立宦官干政。他们夹在皇帝与宰相、文武大臣之间,专门负责上情下达。

当然因为宦官掌握兵权的关系,所以出现假传圣旨等一类的事情屡见不鲜。唐代宦官之所以能废立皇帝,也是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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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忱在位期间,已经极大了压制了宦官专权,所以在位的枢密使都是他自己的人,便于他牢牢的掌握权柄。

不过,在传位的这个要命的档口,李忱也不知道是疏忽了,还是忘了,只是传召了亲信的宦官,却忘了召集掌握兵权的亲信将领(李忱忘了他自己就是掌握军权的宦官扶持上位的)。

由于李忱在位期间并没有立太子,当时能左右宫禁的左右神策军(禁军)因为支持谁为太子,其实已经列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尊奉嫡长子制度的,主张立李温伟太子的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另外一派就是追随李忱的右神策军中尉王茂玄。

就在这个决定帝国继承人的晚上,李忱只叫来了枢密使和宣徽南院的亲信嫡系,却忘了叫神策军中王茂玄。等于说埋下了一个极大的漏洞。(也有说法认为是王归长几人故意不叫以免消息泄露)

李忱当晚病逝后,王归长、马公儒等人也许是基于私心,想把拥立之功拦在怀里,竟然也未通知与他们交好的王茂玄,而是假传圣旨,贬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出任淮南监军。

王宗实于第二日凌晨时分接到了皇帝的圣旨,最初也没有辨别真假,而是欣然领命。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左神策军副使亓元察觉出了不对劲,他建议王宗实:

“圣上病重,已经逾月,中尉平日里只能隔门请示起居,何不见圣上一面,以辨真伪,然后再走也不迟。”

王宗实恍然大悟,于是穿戴整齐重新入宫。

当时,因为李忱已经病逝,皇城多处宫门已经临时增派了警卫,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出入,然而王宗实、亓元凭借身份,硬是叫开了宫门,等到他靠近大明宫门口时,听到了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哭声,这才知道皇帝已经病逝。

王宗实怒不可遏,当即闯入宫禁,严厉指责王归长等人假传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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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归长几人也都惊呆了,为了保命纷纷跪倒在地,请求宽宥,王宗实也不与他们废话,立即派出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去迎接当时还住在宫外十六王宅的李温。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李温抵达御榻前,看着已经去世的父皇,他大哭了一场,随后王宗实命人拟了遗诏,立李温伟皇太子,权知军国政事。

次日,唐宣宗大敛,李温于柩前继位。

不久之后,李温下了一道圣旨,以伪造圣旨为名,捉拿王归长三人,当日就将三人处斩。

次年,李温安葬了宣宗后正式继位,并改名为李漼,同年十一月,因唐宣宗所作的一首曲子中有“海岳晏咸通”的句子,李漼改元为咸通。

夔王李滋于咸通四年(863年)去世,年仅20岁,死时无后。

从此开始,大唐进入了崭新的纪元。

3

当然,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李漼继位对于大唐而言并不是一个好事,尽管他继位以后,颇有开创父祖事业的精神。可事实上没过多久,李漼便暴露了本来面目,他喜好饮宴、游乐,对国家大事不屑一顾,也是因为他的无能,导致了大唐逐渐走向下坡路。

也因为过于贪图享乐,原本正值盛年的李漼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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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李漼病入膏肓,同月十九日,病逝于咸宁殿,谥号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庙号懿宗。

《新唐书》在谈及李漼以及其子李儇(唐懿宗、唐僖宗),说他们父子俩是“以昏庸相继”。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李忱当年不立这个儿子为太子,确实是有先见之明。

不过也很遗憾的是,因为李忱在立储一事上反复犹豫,导致了朝廷内外因为立储争执,使得本来已经被遏制的宦官势力又重新抬头。为大唐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而敲响大唐王朝的丧钟声,似乎已经提前到来。

也就是在李漼继位两个月后(唐大中十三年十一月),浙东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史称裘甫起义。

裘甫起义相比于后来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的规模就要小太多,却是引发一系列祸端的开始。

不过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浙东爆发了农民起义?

事实上,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就已经成为唐王朝尾大不掉的问题,地方藩镇可以自主任命官员,截留赋税、征召兵员。

当时,浙东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还听从朝廷诏令,上缴赋税的地区,而且也因为浙东地区十分附属,繁重的赋税带给当地百姓的负担也很沉重。

浙东的百姓受不了了,索性公然造反(不造反活不下去了)。

按照马克思哲学注意的唯物史观,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

在封建王朝时代,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因为土地问题天然对立,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古代在开明盛世,也伴随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别是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土地兼并越来越重,当农民被剥削到了极点,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必然也要为了生存反抗。

农民起义就成为封建王朝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开端。

不过,对于李漼而言,以他所处的时代,自然难以看清这一形势(他本人况且也并不具备远见卓识),浙东的农民起义以后,首先挑战的就是他的权威,他自然是不能够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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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裘甫起义

唐咸通元年(860年)二月,李漼召集朝臣商讨对策,下令罢免了镇压农民起义不利的浙东观察使郑抵德,并令百官重新推选一个人指挥平叛。

出奇的是,宰相夏侯孜并没有推荐武将,反而是推荐了一个文官平叛——时任安南都护的王式。

夏侯孜这个推荐在当时来看,并不算是错,王式能力确实不错,后来他也确实平定了叛乱,可从来发展来看,却又酿成了另外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