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当选中央委员，59岁被免职，回到家乡后他普通农民的生活！|互助组|干部群众|庄稼汉|王国藩

1956年的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在召开，来自各地的劳动模范济济一堂。轮到河北遵化代表发言时，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脚上仍是布鞋的中年农民站了起来，他叫王国藩。台下有人悄声嘀咕：“这就是那个‘穷棒子社’的带头人？”谁也没想到，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农民，不久之后会成为中央委员，被毛主席多次接见，又在59岁时突然被免职，重新回到村里，像一个普通庄稼汉一样下地种田。

从山村娃到合作社带头人，这条路走了多少年，经历了多少弯路，外人其实看不大清楚。真正了解王国藩的人，都明白他的一生并不是简单的“上去又下来”，而是始终围着“农民”这两个字打转。

一、从穷山沟走出的“王大个”

1919年，王国藩出生在河北遵化西铺村。这个村子位于燕山余脉的山坳里，山多地少，土薄石多。当地老人爱说一句话：“西铺的地，扔下籽都得磕碜一下。”意思是地太薄，连种子都“嫌弃”。

王家世代务农，家底薄得很。王国藩小时候，家里连一双像样的布鞋都凑不齐，春夏多是光着脚跟着大人下地。上学，是一种奢侈。家里能让他识几个字，已经算是咬牙坚持。

有意思的是，穷到这个份上，他反而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有纸有笔，就喜欢在一边算账。谁家有几口人、几亩地、一年打多少粮，他心里总是盘着账本。村里大人笑他：“王大个，你这一天天算来算去，能把地算肥吗？”他憨憨一笑，不吭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很快卷入战火。遵化地区先后成为敌后根据地和斗争前线。王国藩二十出头，参加了抗日武装和地方工作，干过通讯员、民兵骨干，也参加过减租减息、动员参军这些工作。那几年，他见多了老百姓在战乱中颠沛的生活，也看清了一件事：光靠几亩薄地，农民想翻身太难，只凭个人蛮干，改变不了格局。

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这一晃就是十几年。到了1949年前后，新中国刚刚成立，王国藩已是三十出头的青壮年。战火暂歇，他从区里、县里一些基层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又回到西铺村。看着满目疮痍的村庄，他心里有个想法越来越清晰：要把穷日子过出个头来，非得几家几户抱团干不可。

当时，“互助组”“合作社”这些新名词开始传到农村。对不少保守的村民来说，这些词听着新鲜，心里却打鼓：好好的自家地，为什么要跟别人掺和在一起？王国藩琢磨了很久，最后咬咬牙说：“不试，不知道。”

二、“穷棒子社”的拼命三年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全国农村陆续推进互助合作。西铺村地瘦人穷，没人愿意出头当“排头兵”。王国藩提出来要搞合作社时，有人当面说：“你这不是折腾吗？咱这村，穷得叮当响，拿什么搞社？”

他没回嘴，只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余粮、农具拿出来，算是第一个“站台”。1950年前后，他们在西铺村搞起了互助组，再往后一步步发展为合作社。因为成员大多是家底薄、缺牲口、缺农具的“穷户”，周围村子干脆给起了个外号——“穷棒子社”。

名声不好听，骨气却挺足。一开始，合作社最值钱的“宝贝”是一头瘸腿驴。耕地靠这点家当，根本谈不上“发展生产”。王国藩琢磨来琢磨去，决定先从山上找出路：砍柴卖钱，换农具。

那几年，西铺村周边山上，常常能看见一队人扛着斧头上山、背着柴火下山。山路崎岖，来回一趟，腿都是软的。一个冬天砍下来，手心、肩膀全是磨出的厚茧，谁累得脸发白，也没开口叫苦。有一次，一个年轻社员实在累得蹲在地上不想动了，王国藩走过去，只说了一句：“这一担扛下山，咱社就离农具又近一步。”

就这么一担一担地往集市上抬，零零碎碎攒起来的，竟有了四百多块钱。那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社员们围着那一摞票子，看得眼睛都直了。有人小声商量：“要不留一部分买点细粮？”王国藩拿起账本，说：“细粮再好，吃完就没了。农具买到手，年年能受益。”讨论半天，大家点头同意。

用这笔钱，他们陆续买了几件简单的农具，又修缮、添置一些牲口。虽然不多，却像给“穷棒子社”安上了一双脚。接下来几年，他们干了一件在当地看起来挺“冒险”的事——上山打梯田，修渠道，改地貌。

山坡本来是乱石嶙峋、乱草丛生。社员们一锤一锤砸石头，一锨一锨挖土，把一面面山坡，硬生生削成一道道“台阶”。雨天，泥水顺着新挖的沟渠流向田里，滋润了多年“喝天水”的旱地。有人打趣说：“这不是种地，是在山上‘盖房子’。”

白天在地里忙，夜里合作社的小屋里灯火通明。煤油灯下，王国藩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给大家算账：一亩改梯田，投入多少工时，能增产多少斤粮，几年能回本；再比一比单干和合作的差距。有社员不大懂，他就拿村里具体人家的例子来比划，讲得直观又明白。慢慢地，原本犹犹豫豫的人，心里踏实下来。

随着耕作方式的变化，产量一点点上升。五十年代中期，他们不仅解决温饱问题，还开始向国家交售公粮。据相关资料记载，当年“穷棒子社”上交国家粮食五千多斤，这在周边山区县里，是个“破天荒”的数字。曾经看热闹的邻村农民，开始主动上门打听：“你们这社，还收人不？”

有意思的是，王国藩对“穷棒子社”这个外号，从来不避讳。他说：“咱就是穷棒子出身，承认没啥丢人的。关键是，看以后还穷不穷。”这句话，后来在村里传了很多年。

三、中央委员仍是“社里人”

合作社的经验越做越成熟，王国藩也逐渐走到更大舞台。五十年代中后期，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又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连任三届，还在多个全国性会议上发言。对于一个只有基层经历的农民来说，这是极高的政治荣誉。

不少外地干部听说他是中央委员，心里难免有些好奇：这样的人，生活会不会已经跟普通农民拉开一大截？但真正见到他的人，往往第一印象就是“太普通”。蓝布衣、旧棉袄、黑布鞋，上面还沾着泥点。他到北京开会，行李很简单，一床被子、一只小箱子，几件换洗衣服，别无他物。

开大会时，他认真听，会间隙，他最爱跑的地方不是城里的名胜，而是农业展览、农机陈列馆。有一次，有工作人员劝他去参观其他地方，他摆摆手说：“那些看不懂，看懂了也用不上。拖拉机、化肥、灌溉设备，看看心里有数，回去好给社里人讲。”

回到西铺村，他照例脱下外套就进地里，弯腰拣土块、看苗情。有人打趣：“中央委员回来了，还下地啊？”他憨厚地回一句：“地不认人，只认谁给它下功夫。”

毛主席在1950年代、1960年代先后多次接见来自河北等地的农业劳动模范，公开报道中提到，王国藩就曾多次在中南海受到接见。对于这一点，他在村里从不主动提起。倒是社员们回忆，有一次有人问他：“主席跟你说什么了？”他笑笑：“他问得最多的，就是咱地里一亩能打多少粮。”

在合作社内部，他坚持“按劳分配”。他干多少工，记多少工分，从不额外开口。收粮食时，称多少是多少，不因为“干部”身份多拿一口袋。村里有个年轻人觉得他“傻”，悄悄说：“你这么干，一点好处不占，何苦？”王国藩一句话就压住了：“我占了便宜，以后谁还信这个社？谁还信干部？”

每逢农忙，他经常向上级打报告，说需要回村参加抢收、抢种。有一年夏收，他原本在省城参加一个会议，听说家里连下几场雨，麦子怕是要发芽，他当晚就想办法赶车回县里，再翻山回村。天刚蒙蒙亮，他人已经在麦地里弯腰割麦。社里人劝他：“你是中央委员，何必跟我们一起拼命？”他说：“我先是农民，再是干部。”

不得不说，这种“角色感”，贯穿了他担任各种职务的整个阶段。他到外地参观，总是盯着田地看；跟人座谈，最关心的也是“你们亩产多少”“怎么抗旱防涝”。政治上的光环，并没把他的视线从土地上挪开。

四、59岁“下台”，又回到地里

时间来到1978年前后，全国政治、经济开始出现新调整。也就在这一年前后，王国藩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原有的领导职务不再保留，他在59岁时被免去有关职务。这一变化，对于曾经的全国劳模、中央委员来说，冲击不小。

县里、地委的干部出于照顾，劝他搬到城里住，安排一个相对舒适点的岗位，生活上也更方便。有的老同事对他说：“你辛苦干了一辈子，后半辈子该享享福了。”王国藩沉默了一阵，最后还是摇头：“我这把年纪，离开地，反倒不踏实。”

后来，他被安排在县水利局担任顾问，日常工作不算重。可时间一长，他有些憋不住了。到了农忙，他总爱往村里跑，看看墒情，问问地里用的什么种子，用水是否够用。水利局的同志打趣说：“你是水利顾问还是农业顾问？”他笑笑：“水利也是为种地服务的。”

更关键的是，他最终还是把家安回了西铺村。住的是一间旧土房，屋顶有年头了，遇上大雨，屋里得摆几个盆接雨水。亲友劝他修修房，他总说：“先让村里有困难的家修，轮到我，再说。”这种拖延，一拖就是十几年。直到1995年前后，房子实在撑不住了，墙面开裂、屋顶塌陷风险太大，他才答应动工重新盖房。但即便如此，用的也都是最普通的材料，不讲排场。

这一阶段，他跟普通社员的生活几乎没什么两样。天亮下地，天黑回家，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几十年前式样的旧棉袄。村里有人问他：“你不觉得委屈吗？当过那么大的干部，现在又回到原点。”他摆摆手：“农民种地，谈不上委屈不委屈，这是本分。”

在村里遇到农业技术上的问题，大家还是习惯来找他。有人问种什么品种抗旱，有人问施肥要不要分次、怎么分，他都耐心回答。碰到不太清楚的，他就去翻书、查资料，或者托关系打电话问农业技术人员，再回村给大家解释一遍。从这一点看，“被免职”改变的是他的行政身份，却没换掉他身上那层“农民技术员”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以后，年轻人渐渐外出打工，村里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一些老人有些担心：“地里人少了，怎么办？”王国藩却并不一味悲观。他对几个年轻人说：“出去也好，见见世面，学点本事。记住一点，有条件时，把好东西带回村里来。”这种看法，在当时的农村老干部中算是比较开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