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晚年回忆下令枪毙沙飞，懊悔不已：当时我们不知他有精神病|延安|晋察冀|沙飞|白求恩

1949年12月15日，石家庄和平医院里传出几声枪响，一名日籍医生倒在血泊之中。医院里一片混乱，医护人员惊慌失措，站在现场的，竟然是一位抗战时期声名赫赫的摄影记者——沙飞。这一天，很快被写进了档案，也悄悄改写了几个人的一生轨迹。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回十几年，人们对这个名字的印象完全不同。那时，他是“拿相机上战场的人”，是鲁迅先生最后影像的拍摄者，是晋察冀根据地里最活跃的镜头之一。谁也想不到，曾经被称为“革命摄影家”的他，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卷入一桩震动军内外的命案，最终走向枪决这样沉重的结局。

要理解这段复杂的故事，不得不从他手里的那台相机谈起。

一、从鲁迅影像，到走进晋察冀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滩纸醉金迷，霓虹闪烁，但在这些灯火背后，是庞大而沉重的城市底层。就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沙飞肩上挎着相机，穿梭在弄堂和码头之间。他任职于上海全面通讯社，跑新闻，也拍照片，却更像在做一份社会记录。

《老国民》《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摆小摊的人》……这些题目听上去不算华丽，却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点得很准。画面里，衣衫褴褛的人力车夫，弯腰驼背的码头装卸工，还有街边支起小摊勉强谋生的小贩，被定格在底片上。不得不说，在那个更多人追逐名流绮梦的年代，这样的题材多少有些“逆潮流”。

真正让他声名跃升的，却是另一次拍摄。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因肺结核病情恶化，日渐羸弱。那年10月8日，距离病逝只有11天，鲁迅罕见地在镜头前大笑了一次。留下这张影像的，正是沙飞。这是鲁迅生前唯一的大笑照片，此后被无数次刊用，成为研究鲁迅晚年的重要图像资料。

10月19日清晨，鲁迅病逝的消息传开。沙飞一听到，立刻带着相机赶往住所。有人回忆，他在灵前郑重地鞠了三躬，随后才举起相机。葬礼队伍从弄堂里缓缓走出，挽联、棺木、送行的人群，一一收入他的镜头。这组照片，后来成为研究鲁迅逝世经过和当时社会反响的可靠佐证，也奠定了他在新闻摄影界的地位。

然而，这样的名气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中并不安全。沙飞的立场偏左，经常与进步文化人往来，在国民政府眼里，自然被盯得很紧。随着舆论环境趋紧，压力一点点压过来，继续留在上海，对他并非长久之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拉开序幕。局势骤变，许多文化人、记者、青年学生纷纷北上，投身抗战。沙飞也做了一个相当“决绝”的选择——带上心爱的摄影器材，离开上海，奔赴华北前线。他的职业身份没变，依旧是摄影记者；但从这时起，他的镜头开始跟着部队一起转移，跟着战火一起移动。

当他跟随部队来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时，命运悄然转了一个弯。

二、战时镜头，和一位将领的赏识

在一一五师，沙飞很快接触到一位后来为世人熟知的指挥员——时任副师长的聂荣臻。那时是一九三七年之后，聂荣臻已经在华北抗日前线摸打滚爬多年，指挥部队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和日军周旋在太行山与平原之间。

一位擅长用地图和电台作战的指挥员，遇到了一位擅长用镜头记录战场的摄影记者，两人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上下级要复杂一些。外人不一定知道，年轻时的聂荣臻在法国勤工俭学，也爱拍照，只是后来那批照片多在战乱中散失。正因为有这段经历，他对摄影的价值心里有数，对沙飞也格外看重。

一一五师后来分兵，部队赴敌后开展斗争，晋察冀根据地逐渐形成雏形。沙飞选择留下，主动要求加入八路军。他的要求没有被搁置，而是立即得到批准。聂荣臻直接决定，让他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专职摄影记者。对一个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的人来说，这种信任力度相当大。

晋察冀军区创办《抗敌报》后，沙飞再次“破格”了一回——被任命为报社副社长兼编辑科科长。这一安排，既是对业务能力的认可，也是对政治立场的肯定。从这时起，他不只是一个“拿相机的人”，还是军区重要舆论阵地的骨干。

在敌后根据地的岁月里，他的镜头始终跟着战士转。前方作战，他往往抢在队伍前面寻找制高点；后方生产，他又钻进地窖、作坊、田间地头拍摄。后来流传较广的《挺进敌后》《塞上风云》《沙原铁骑》《围攻井陉矿区》《工兵爆破井陉矿区》《将军与孤女》《战斗在古长城》等作品，便是在这种环境下陆续完成。

这些照片，并非单纯的军事题材。战士翻山越岭、骑兵驰骋沙场固然有，但也有战后村庄废墟、百姓眼泪和坚硬表情。正是这种“人”的视角，让沙飞的作品在当时众多战争摄影中显得特别扎眼，影响范围远远超过晋察冀一隅。

有一次，他随部队到前沿阵地拍摄。炮声间歇时，一名战士半开玩笑地说：“沙记者，你这命可不比我们轻啊，子弹不长眼。”据人回忆，沙飞当时只是摆摆手，回了一句：“你们打得好，我才能拍得好。”这句简单的话，其实透露出一种角色自觉——他把自己看作战斗序列中的一员，而不是旁观者。

三、白求恩遗嘱，与一段被重新接上的家事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晋察冀根据地里不仅有中国的军民，也出现了从远方赶来的国际友人。1938年，因长年劳累和旧病缠身，沙飞的身体每况愈下，被安排到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后来为中国人广为敬仰的医生——白求恩。

一个拿手术刀，一个拿相机，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但都离不开战场和伤员。白求恩忙于抢救伤员，沙飞则拿着相机，在手术间隙和临时病房中穿梭，记录这位加拿大医生在极度简陋条件下抢救生命的场景。目前流传较广的几幅白求恩工作照，便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手术时感染败血症，在河北唐县逝世，年仅四十九岁。他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将自己的一部莱丁娜牌相机赠给沙飞。这台相机配有柯达镜头，在当时条件下算得上比较精良。遗嘱中点名赠送对象，本身就说明白求恩对沙飞的工作认可程度相当高，这也是两人之间一种颇为特殊的信任。

沙飞不仅在战时拍人、拍战事，也有自己的家庭牵挂。早在1936年前后，他与妻子王辉之间因为误会而离异。战乱之中，两人分散两地，各自奔波。到了1943年，聂荣臻回延安参加会议，在那里偶然又见到了王辉。得知二人曾经的婚姻和离异缘由后，他并没有把这事当成“私事”一笔带过，而是认真劝解，鼓励双方消除误会。

那段时间，周恩来夫妇也从旁关心劝说。几番沟通之后，这对原本已经分开的夫妻还是选择重新走到一起。“破镜重圆”这四个字，在战火背景下显得尤其不易。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很少出现在公开报道中，却在当事人的回忆里被反复提及，可见对几方而言，分量都不轻。

从延安返回晋察冀后，聂荣臻还特地想到，沙飞已经八年没见过自己的儿女。于是他专门发电报，托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在从延安返回晋察冀时，把沙飞的一双儿女一同带回。很快，一家人在根据地团聚，这对长期奔波、常处生死一线的摄影记者来说，无疑是一份难得的安稳。

如果把这几件事连在一起看，可以看出聂荣臻对沙飞的态度——既重视他的业务能力，也照顾他的私人生活，这种上下级关系里包含了浓浓的信任和感情。遗憾的是，这种信任，后来被一桩突发的案件撞得七零八落。

四、枪声、误判与迟来的平反

解放战争后期，岁月磨人。长期紧张工作、营养不足加上心理创伤，让不少老战士出现健康问题。沙飞也不例外。进入四十年代末，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精神状态也开始不稳定。根据当时知情者的回忆，他偶尔会出现情绪失控、思维紊乱等表现，组织遂将其送入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中国同某些国家的民间交流逐渐增多，一批外籍人士到华北参与医疗、教育等工作。和平医院里，就有几名来自国外的医护人员，其中一位名叫津泽胜，是日籍医生，参与多名病人的诊疗工作，其中包括沙飞。

问题就出在这里。早年在晋察冀根据地随军拍摄时，沙飞曾亲眼看到日军推行“三光政策”，村庄被焚毁，百姓惨死，土地满目疮痍。这些画面，对一般人来说是战时记忆，对他来说，则是一次次直接从取景框里“冲”进脑海的镜头，很难轻易淡化。据旁人回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闭眼就会浮现那些惨烈场景，常被噩梦惊醒。

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让他接受一名日籍医生的治疗，实际上非常考验他的承受能力。和平医院的初衷，是依照专业标准安排医护力量；然而具体落在某些有特殊经历的伤病员身上，就会出现复杂的心理反应。沙飞的思想上有明显的疙瘩，对“日本人当医生为中国人看病”这件事始终转不过弯来。

1949年12月15日，意外终于发生。当天具体细节，后来有不同版本，但有一点较为一致——事发时，沙飞精神状态严重失常，情绪极度激动，最终开枪击中了津泽胜，导致其当场死亡。短短几分钟，酿成了性质极为严重的案件。

消息传出后，在军内和援华外籍人士中都造成相当不良影响。一个曾经以“反法西斯、反侵略”作为旗帜的摄影记者，却在和平时期杀死一名正在中国行医的日籍医生，这种反差，很容易被外界解读为“政治事件”。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处理这起案件，远不只是法律问题，还有对外关系和政治影响的考量。

案件随后移交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审理。材料中很强调案件造成的后果，并突出其“性质严重”。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精神病学诊断还不够细致系统，加之沙飞在案发前后的精神病史，并未完全掌握或及时被重视。审理机关综合当时掌握的证据，最终作出判决：依法判处沙飞死刑。

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执行枪决。距离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半年，距他在战场上奔走拍摄的岁月，也不过数年时间。签署这一判决文件的时候，华北军区方面的相关负责人中，就包括时任司令员的聂荣臻。这位曾经欣赏、提拔、照顾他的人，此刻却不得不在文件上签字。

“这件事早年一提起来，父亲就摇头不语。”多年后，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回忆父亲态度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从这句话，可以隐约看到那种矛盾——从组织角度，他必须执行判决；从个人感情，他对这位老部下、老战友的结局极为痛心。不得不说，这是那个时代一些特殊人物身上常见的双重压力。

沙飞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大量作品仍在全国范围内刊用，但署名往往被抹去。他留下的影像继续发挥作用，记录那段历史，却很少有人提起“沙飞”这两个字。偶尔有熟悉内情的人，为他抱不平，指出他在案发时已患严重精神疾病，杀人行为是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冲动所致，不应以完全责任来定罪。

关于他的精神状况，后来陆续有证人提供材料。一些曾经与他共事的同志，回忆他在战后期的异常表现，指出他在医院期间已经明显不正常，只是当时的认识条件更重“政治表现”，而对精神疾病缺乏系统判断。也有人认为，在新中国刚成立、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有关方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更倾向于用最快捷、最“坚决”的方式遏制不良影响，这种做法，在后来看来自有值得反思之处。

转折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2年，有关部门在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清理时，重新启动沙飞一案的复查程序。材料汇总到相关领导那里时，已经年逾八旬的聂荣臻，看到了这份名字十分熟悉的档案。他在批示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当时我们不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该予以平反。”

这句话，既是对当年情况的一种说明，也隐含了他个人的歉疚。简单的几个字里，既有“当时条件所限”的无奈，也有“应当纠正”的明确态度。之后的几年里，复查工作持续推进，调查对象不仅包括当年的军法人员，还包括医院方面、身边同事以及多位知情见证者。

经过四年多的调查取证，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作出新的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对沙飞的死刑判决，为其恢复军籍。此举等于在法律层面确认——当年对他的定罪存在明显问题，需要进行实质性纠正。对一个已经去世三十六年的当事人来说，这是迟到已久的澄清，但在制度层面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