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桃花坞》里的梦影|孙郁|宗璞|小说|朱自清|桃花坞

关注作家出版社

发现更多文学好书

*本文转自《当代文坛》，作者孙郁

《桃花坞》里的梦影

□ 孙郁

摘要

《桃花坞》延续了中国文学中“世变中坚守文脉”的审美传统，同时又以苏州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方后乐、黄青梅等青年在战乱中的成长与抉择，展开对知识阶层在历史剧变中精神道路的深刻反思。小说既描绘了苏州园林、昆曲、诗文中蕴含的雅正传统，亦交织“五四”新文化思想、左翼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多重影响，在个体命运中折射出时代洪流下文化认同的困惑与张力。王尧以学者身份从事小说创作，并未陷入理念先行的窠臼，而是借助鲜活的人物与细腻的日常描写，展现知识人在学术、政治与家国之间的艰难选择，尤其通过对西南联大师生群体的刻画，寄托了对现代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与文化理想的追慕。它不仅是一部抗战背景下的成长叙事，更是一幅承载文化乡愁与历史隐痛的“梦影”，在温婉哀伤的笔调中，传递出对消逝的文脉与不可复现的精神家园的深切缅怀。

关键词

《桃花坞》；抗战文学；知识分子；苏州文化；新旧文化冲突

《桃花坞》

王尧著

作家出版社

过去读“国破山河在”的句子，觉得诗人写出了变中不变的意象，笔下的山水之美与世道之忧彼此缠绕，苦楚总会过去的。北宋士人南渡之后的写作，渐渐形成这类审美传统。这种遗风，在晚明也常可见到。环顾当代作家写抗战生活，也是延续了类似愁思爱意的，宗璞作《南渡记》《东藏记》，就苦乐聚散，可谓历史的风潮流转，史家之叹不绝如缕。与宗璞不同，王尧新作《桃花坞》虽然觉得延续了这种遗风，而审美的流向又多了些微变化。抗战风云缭绕，易代之际的苦乐，至今想来依然心绪难平。然而深入打量此段历史，要遇到诸多难度，它的复杂性尚待进一步展示。前人讨论抗战文学，曾注意到内中不少问题，王尧写这一段历史，自然也有挑战以往模式的用意在。

我记得王尧最初是研究当代散文与小说的，后来情趣转移到西南联大知识人心灵史的思考，那么写《桃花坞》这本书，也可说是学术经验的另一种结晶。以感性的方式，通过人物命运的起伏来注释自己的想法，乃贯通式思考。面对三十年代中期后期到四十年代末的生活，不仅仅是作历史的回望，重要的是解析数代知识人在家国命运中的各种纠葛，后者对于作者的引力更大，表达的难度也显而易见。《桃花坞》的写作，由民间形态过渡到象牙塔，又由象牙塔进入革命的大潮，借着民间知识人的不同形态，叠印着杂感杂绪，沉淀下来的忧思与爱意，散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是流出来的思想之波。这里召唤的是文化里温润、明快之色，也闪动着对不可抗的外力的直面的目光。这目光的背后，乃文化之波里的气节与风范，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代际之间的差异，也有着新旧之争的裂痕和政治浪潮中的明暗之辨。相对于以往的同类小说，作者的写作是别有寄托的。

学者写小说，有时候难免被职业趣味所覆盖，晚清与民初的梁启超、林纾无不如此。王尧意识到此点，有意无意要避开的是这种窠臼。这一本书一直想逃逸一般的先验理念的暗示，从苏州普通读书人家庭里，展示个体命运与社会风尚之关系。日常细节和生活琐事里的曲直、炎凉，一一从读者面前闪过。小说在风景与世情的描写方面，谣俗之美颇多，延续了作者第一部小说《民谣》的调子，而格局有了不少扩展，意象里含了多层情感。我们看作者笔下的河边的船，梨园的人影，码头边的杂货店，恍若一幅风景画，汪曾祺式的笔墨也偶能看到。小说对于苏州内外的文气的铺陈颇有寓意，在习俗、乡风、园林里都透着宋词般的风韵，悠悠昆曲里走来的人与事，水墨山水里飘出的神思，凝重而飘逸。这一部分的写意，看得出作者的审美偏爱。他研究过莫言、阎连科，却不习惯他们的“癫狂”之笔，而是带着几分雅正的知识人之趣，古典之风在词语间漫过，文人气浓了许多。借着主人公的目光，苏州文脉的起起落落也如画般在读者的面前慢慢展开。

缠绕在作品中的新旧文化问题，是故事的精神底色之一。这一部小说写青年人在战乱之中的成长故事，由苏州城内外的世情，看时代之潮如何冲刷了古老的文脉，而新文化怎样日日浸入青少年的心，将他们由旧路引向新径，也有所明示。方后乐、黄青梅的阅读趣味已经不同于前辈，但也保留了不少士人的积习。但新文化中，也有强弱之别，左右之辨，他们由两小无猜到无奈分手，其实暗含着知识界的两条道路。这里折射着抗战胜利之后世界格局变迁之图，也牵涉到左翼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各自流向。儒家话语里的节操，“五四”辞章的个性精神，还有左翼文化的大众意识，都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在极为个人化的空间，无处不散着时代烟云。看得出，小说浓缩了现代史中各类知识人的复杂经验，在微妙里见变幻之影，笔下的诗意的，感伤的气息，引人思考者多多。

作者十分留恋苏州一带的民风里静美的遗存。这在几个女性的刻画上尤为突出，苏云、周惠之、黄青梅都楚楚动人。一个是善良、美丽，精通昆曲的女子，一个是儒雅、高贵不失文气的妻子，一个是带着林徽因式美质与信念的新女性。她们都是给方家带来美好记忆的人，举手投足间，留下的是清纯之意。周惠之有一种古典之美，她对于艺术的敏感，和知书达理的品行，既有苏杭一代的文静之气，也带着现代人的聪慧。苏云、黄青梅也有类似的风致，世间的俗音在她们那里是听不到的。只要这些女子出现，画面都显得安宁、有趣，成为灰色日子里的一抹亮色。在那个时代，她们都属于小人物，却含着灵动的诗意，文化的温润感是聚焦在各自心头的。但这些美丽的存在，在小说里一个个都消失了。美丽的陨落，是此书时隐时现的哀伤的调子，作者笔触下的温婉、沉静之气，读来愁思缭绕，让我们感受到王尧气质里一丝淡淡的忧郁之气。

苏州自古以灵秀、淡雅闻世，诗文、绘画、戏剧，说起来颇多难忘的故事。王尧生活在此几十年，体察与感受，积累的审美元素颇多。那些破碎的古代遗存，经由战乱，多被烟火吞没，但读书人的世界里，保留的那些风致，在今天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的作者颇为看重这些古老的文脉，徐嘉元与方梅初谈论苏州古史与章太炎学术，书卷气满满。画家黄道一眼里的金石、方志、版片、稿本，暗含着不少趣味，也是一幅江南才子的诗意图。读书人在苏州的街巷与古物间，常能与古代的遗风相遇，自先秦至晚明，可感叹的遗迹不可胜数。但“小城在苍老中延续的诗性生活不堪一击”，苏州沦陷后，许多名贵的场所毁于战火，知识人在悲愤里抢救文物、古书，文化遭劫的命运，恰是法西斯罪恶的写真。这是另一种美的陨落，小说在紧凑的叙述里，还原了山河破碎的幕幕惨象。

苏州古风最为难得的是士人身上的气节。老一代人的精神带有儒家的风范，新式青年则敬仰的是鲁迅精神。小说写到后乐、青梅到归有光墓碑前的感受，他们与张若溪的对话，对于《御倭记》的礼赞，隐含着对于先贤的理解，自然也有抵抗亡国奴的心绪。这样来安排故事情节，作者的意图显而易见，强调传统文化里的不屈不挠意识。小说常常出现一些耐人寻味的意象，从屈原到顾炎武，再到鲁迅，都在衬托着思想背景与人物情操，古代先贤的遗风并未消失，才是国人之幸。黄道一多次拒绝为日本侵略者绘画，竟遭不测，坚毅的一面被写活了。而在遭遇各种磨难的时候，方后乐的眼里常常出现鲁迅的影子，有时候他的思想环绕着自己，那些闪动的思想是怎样鼓舞了他的心。在这里，新旧文化不再是对立的，它们给不同群落的人带来的勇气都可圈可点。而《桃花坞》在纷繁的精神纠葛里，对于各类精神遗产的明快之色的勾勒，都含着不小的温情。

在作者笔下，苏州的文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纸上的诗文之趣，二是日常生活里的诗意。桃花坞一带有许多遗产，读书人爱之、恋之，徐嘉元《劫后之苏州》，就乡情缭绕，方梅初为该书作序时，便感叹“吾苏水土清嘉，人物英多，经济文章，为天下先，风流余韵，千载未衰”。黄道一笔下的苏州精致，有不少类似的遗风。但王尧更欣赏的是人的身上的美质。方梅初这个形象，处于新旧之间，在他身上集叠了不少旧文化的元素，他“朴实细腻温情，像苏州人，又有北方人的旷达”。对于旧学有一种感情，章太炎“以读经史，牢固民族之精神”的思想，是颇为赞成的，但也意识到了旧学在当下的无力感。即便如此，依然相信传统文化有益的部分对于今人殊为重要。他业余时间修订《浣纱记》，古为今用的意图也是有的。他与儿子的交谈从不盛气凌人，大概与接触过新文化有关。平日团结了身边的爱国文人，看人看事都颇为中正。他的品格里融进不少儒家美德，又善于理解他人，苏州人的质朴之美历历在目。小说的许多人物，都衔接着文风，王尧细腻地描述这些，也流露出不少追忆古风的惬意。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便想起王尧的慢条斯理讲述历史的样子，他的思想并不激进，在民国知识群落中，对于从旧文化营垒转入新语境的知识很是看重。比较而言，自由主义态度明显的胡适、沈从文没有进入小说场景里，倒是鲁迅、朱自清、闻一多、吴宓这类知识人更吸引小说主人翁的目光。作品不断出现章太炎、鲁迅的话题，从晚清文人那里流出的思想，汇聚在不同层面的读书人中，对于后人都不无影响。作品里涉及的学者与思想者很多，差异中显示了思想的多样性。方后乐身边的前辈，国学修养均好，有的属于乡贤类的人物。但奇怪的是，那些古代学问里的儒风，对于方后乐这些孩子的影响，远不及“五四”新文学。他的父亲和嘉元伯伯，多对古代圣贤颇多敬意，内心不免孔老夫子的遗音。而方后乐则欣赏鲁迅身上的峻急和睿智，以及现实的批判意识。父亲方梅初常年把玩古籍，画家黄道一则醉心于国画，并指导女儿青梅填词，士大夫的意味浓浓。方后乐虽然并不拒绝这些遗存，但还是五四的个性解放和世界之眼光，让他更为着迷。他后来与青梅考入西南联大，都是循着新学去的冲动，而那里的学术氛围与思想氛围，真的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晚清以后，中国读书人科举之路崩解，学问与实业，象牙塔与十字街头，彼此冲突，似乎难以相容。是为学术而学术呢，还是读书救国，一直困扰着几代人。王尧的学术研究，就思考过类似的难题，在小说中，这个难题具体化了。无论在苏州的学堂，还是西南联大，读书人一直面临的是介入政治还是远离政治的选择。苏州的文人们，都不得不在故纸堆与政治之间左顾右盼。黄道一对于青梅的嘱咐就是“关心而不介入政治”，方梅初与徐嘉元则主张“以学术文化扶持正气，挽救民族”。而方后乐的伯伯方竹松，觉民社的王恺夫，则是地地道道的革命者。动荡时代的知识人的选择是不同的，这种复杂性，在高等学府也更为明显。小说写到闻一多与朱自清，开始都非关心政治的人，后来无一不卷入到政治中。方后乐已经不再像父辈那样去神往于宁静的生活，吸引他的是改造江山的功业。而黄青梅出国，害怕牺牲于政治也在情理之中。王尧写到这些人的共情与分歧，对于每一种思想的因由，都没有作非历史化的解释。这是最难处理的痛点，学界对此往往分歧很大。王尧要做的是现象学式的感性直观，离开这些直观，叙述者很可能陷入单值的价值判断里。

方后乐的父辈们敬仰的先贤，多为古人，而他却在自己的时代，与多位可爱的思想者相遇。作者笔下的闻一多、朱自清身上的清雅、真挚之风，既有智慧的温度，也有人格的魅力。在大的变故中，知识人如何治学，怎样为人，联大的许多老师做出了不同的示范。对于政治上的分野，作者持一种历史的态度，面对左翼文化，有理解之同情。不过，小说的人物之美，有许多得益于传统文化，并非新文学。这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化多元主义。王尧要处理的是古今与新旧问题，为学术而学术和读书救国在更高层次未尝不能统一。这本小说不做简单的判断，而是耐心的客观的展示，对于各类有温度的文化遗风，解之较深。但战争破坏了文化多元的格局，一些美好的存在不得不在动荡中撕裂，变为悲剧。方后乐与黄青梅的缠绵之爱在不测的风云里中断，想起来让人难过。在易代之际，许多读书人的选择是痛苦的，闻一多、朱自清的心灵震动和价值移动，都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方后乐见到朱自清的时候，曾就自己的研究对象请教老师，是研究中古文学，还是鲁迅呢？他自己更倾向于鲁迅的。在经历了家国的破碎之苦后，他的走近鲁迅，实则也有与旧文化告别的意思。这也让人想起穆旦的诗句，那就是黑暗逼迫自己选择了鲁迅杂文式的笔法，溅血的文字，有无量的悲慨与雄放之声。在中国，左倾的路，在那时候是诸多青年的必然选择。

《桃花坞》在审美上一直有挥之不去的惆怅，街市的风景，乡下的古道，还有学堂中的清幽，好似被雾气罩住，朗照的时候殊少。那是源自一种文化的温润之气的消失的叹惋，还是生命不得于安定的内省，都不好说。而战争的创伤感，不时出现在文本的深处。周惠之在多种变故里的内心之苦，徐嘉元的病情，常德法师的圆寂，阿荷的入狱，都是暗无天日的生活的揭示。方后乐由此感受到了苏州的两种氛围，一是许多人的奴性，二是知识人的气节。两者的存在使他意识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和抵抗精神，是多么重要。而传统读书人身上保留的意志，也是让他感念的。徐嘉元《劫后之苏州》的引言云：

吾苏风土清嘉，人文懿微，自古迄今，蔚为异彩。山川佳胜，俗尚优美，洵东南美富之邦，而人才辈出，经济文章，照耀史乘，尤足为桑梓生色。丁丑年，不幸遭逢兵燹，精华全佚，两载以还，渐复旧观，而市容之盛，或有过之。回忆风声鹤唳，仓皇走避之状，恍若隔世，痛定思痛，以本篇所由作也。

这是乡贤式的笔记，也是民间的痛声。一个美丽的古城在战火中的惨状，激起深切之恨。这类文字，乃文化坚守的表达，出自文化保守主义者之笔，也照样光彩夺目。这里有归有光《御倭记》之风，也让人联想起顾炎武的气节。这和黄道一《屈子行吟图》，方后乐《桃花坞赋》，形成民间思想者的精神册页，印着几代人不屈的灵魂。桃花坞这个地方所以值得驻足关顾，流连自得，便是那文脉里的通透之风。由此可以感受到历史演变之迹，亦可见文化变迁的路径。

类似的文化咏怀，在西南联大那里，照例也是有的，王尧特意写到西南联大的纪念碑文，冯友兰的朗诵，飘在昆明的上空。这些与方后乐故土里的乡贤文字一起，成为彼时国人不屈精神的范例。冯友兰那段话，一直被后人传诵：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

这是家国式的宏放之思，乃超然于意识形态之上之语。联大的许多教授，也持类似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旧学者，是站在一起的。王尧写《桃花坞》，在色调上与这类思想接近，但又偏于闻一多、朱自清方面，这就显得别有隐情，有诸多神思流动。小说试图证明，山林的与台阁间的思想，其实同体，只是各自经验略有差异而已。而读书不忘救国，也是其中应有之义。方后乐与父辈的交流，和与同辈人的对话，都牵扯到这方面内容，某些意象的思想史的意义，也时隐时现的。

《桃花坞》的故事演进，虽然受到作者学术眼光的暗示，有时候不乏理念的外化，但重要的一点是，命运都非先验的预设，而是人物性格与时运的推演。有时候流出的感伤、隐痛的片段，来自作者对于命运的不可测的力量的无奈，以及知其无可奈何而并不安之若命的心绪的流淌。我觉得这里有作者的人生哲学在，他的政治观念和审美观念，是隐含在命运变化的微妙之处的。许多人物的消失都很突然，周惠之的走失，闻一多之死，方后乐“匆匆离开北平，又匆匆返回北平”，都非先前所能预想到的。而黄青梅的价值观，在学生时代是寻常的存在，合理性也自然而然。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前，旧的情感方式，似乎受到了挑战，一种巨大的惶惑和犹疑，占满了自己的心。方后乐身在此中，内心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

但他还是焦虑了，他不想在革命成功时和青梅失去联系，那太可怕了。即便是崭新的生活已经塑造了他，但在对青梅的相思中他觉得自己分裂在新旧生活之中，他的困境是如何把他和她曾经的状态延续到新的生活中。这段时间他常常做梦，梦到青梅。他好像是在冬天和青梅重逢的，他说不清地点，周围都是黑色，只有地上和屋顶上的雪是白的。他们俩相视的片刻冷静得如同瓦上的雪。他知道，她已经无法从脸上揣度他的感情。她也知道，他已经无法从她的眼神里发现她对世界认知的变化。就在他们的眼神温暖起来时，枝叶上的霜雪开始融化了。

这是一种扯断中的粘连，粘连中的扯断。当知道自己应该寻找什么的时候，丢掉的可能是自己曾经最美好的东西。东而失西，新而远旧，人生实在是不能两全。方后乐与黄青梅的爱情故事，演绎的是人间的另一种悲剧。如果仅仅从世俗的层面考察，往往不得要领。他们不得不分手的选择，在私的一方面看，是志向不同，其实折射的是河水的分流，双峰的并峙，每每指示着差异的必然。所以也不妨说，《桃花坞》看似有着不少乌托邦之意，实则是一部隐痛之书。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承受着精神负荷是超出常人的预料的，由个体的幽微见出时代的纷杂之象，或许是此部小说引人注意的原因吧。

在写这部作品前，王尧其实已经做了不少的知识准备。一是苏州文化沿革的习得，包括民风的整理与研究。这些在他的小说《民谣》中已经被运用过。二是对于五四运动与西南联大的研究，大学教育理念的变迁史，刺激了他的某些观念。《桃花坞》把方后乐、黄青梅选择西南联大学习作为重要的节点，可能与王尧的学术兴趣有关。在《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一书中，就能够看出作者的倾向。他对于郑天挺、梅贻琦、蒋梦麟、朱自清、闻一多的兴趣，显然很浓。这些都不在左翼文化之列。但他们在国难当头的选择，涉及不少文化建设与国家命运的话题。这些人的思想曾经被简单化传播着，倘深入其间，则看出繁复之意。学术独立与教授治校理念，乃新文化理念所赐，但时代风云打破了这种平衡。这些人“一直思想和生活在新文化与旧道德的双重秩序中”，这种新旧撕扯，使命运走向具有了不确定性。一般人对于联大的教授的印象都带有一点脸谱化，但王尧在解读闻一多与朱自清时，看到了不少心绪的微妙处。敏感的知识人在巨变的环境里，由平和走向冲动，乃时代使然。王尧欣赏他们的学识与未被污染的心，他们晚年的壮烈之举，实则是知识人本色的表达。因为“五四”之子，有一个基本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无论在小说里还是学术思考着，在王尧那里，欣慰的是现代知识群落毕竟曾经有过一段迷人的历史，这历史虽然很短，但后人每每思之，不禁神往。大学建制中的学术自由的理念，对于文化的生长，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事实却告诉我们，大学要超然于政治，在那时是大难的。方后乐、黄青梅在大学里其实已经感受到此点。《桃花坞》后半部分以感性的方式，还原了王尧学术研究的心得，不妨说，以小说的方式，回答一个曾经纠葛世人的难题。王尧说：

1943年，在费正清写给柯里博士的那封信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一片混乱的状况，我思考我该做什么的时间越长，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即自己也会采取和共产党同样的做法。只有激进的方式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几年以后，不仅是他熟悉的西南联大的一些同事，而是更多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他所说的激进做法，成为革命者。费正清这位既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知音也是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友人或许没有料到，在中国知识分子面临道路抉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社论中说：别了，司徒雷登。

我觉得这一段话，可以当作《桃花坞》中的主人翁命运的一个注解。自由不得实现的时候，革命的路便不可避免。一代人的选择，是被乱世逼迫的结果，对于有信仰者而言，从五四的路，到革命的路，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有诸多难以意料之处，新文化的某些精神的流失，也导致了文化生态的失调。王尧在一种理解的同情里，带出某些苦意。他笔下那些书斋气的学者和民间的朴素的读书人的自我空间的缩小，与他们战时的期许其实存在一个反差，黄青梅的赴美的选择，显然逃逸了这些纠葛。这里，历史态度与现实态度，是不在一个逻辑里的。

《桃花坞》就这样对人间难测的路径和难测的命运，作了暗示性书写。作者有时绕过了许多惨烈之像，一些冲突在笔下也省略了。比如读书人之间的冲突，失节者的窘态等，如果有所展示，可能更为饱满。我猜想这种含蓄的笔触，大概与作者的叙述兴奋点有所移动有关。近代以来，大凡反映知识人生活的小说，反讽的传统一直未断，从《儒林外史》到《围城》，再到《应物兄》，对于文化界的人与事，不免是冷嘲的时候居多。王尧写西南联大，笔墨主要在五四的传统如何深深植根其间的话题，强调的是一种新文化的理念的坚持。这样的时候，那些正直、朗然、忘我的精神就驱走了知识界的灰暗地带，流动的是另一种风景。由此，我们看到了作者与宗璞这样的前辈相近的审美选择，那就是从正面描述思想的波澜，于磨难中显示不灭的人性之光。这种书写方式并不回避难题，只是带出作者的一种深切的爱意，说这里藏着一个学者的梦想，也并非不对。

多年前读到王尧的《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书，看到其间一篇文章《如果大师上课不及格》，由何兆武《上学记》而想起西南联大的历史，作者一时感慨良多。文章对于闻一多、陈寅恪的上课风格，以及校园的风气，颇多赞词，遂叹道：“余生也晚，失去了选择读西南联大的机会。我渐入中年，越来越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不逢时。”这里露出他的学术之梦与审美之梦，可以看到，在对比自己置身的语境时，终于明白要寻觅的东西在何处。耳顺之年后，作者写出《桃花坞》，或许也是为了旧梦的达成。这里有着他心深处的原色，因为联大的形象，在他那里与“五四”的北大的形象是重叠在一起的。它们存在的时间虽短，却那么值得感之、念之，其光影是长的。《桃花坞》的写作，也有留住这光影的意味。纵览全书，作者没有这样说，而读者自能感受到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