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好像天生就爱“凑四”。
提起文化圈的“四大”，能一口气说出一长串：四大才子、四大美女、四大发明、四大名捕、四大天王、四大发明……
这其实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心理之一。
古人讲究对称、追求完整，“四”谐音“事”，暗含“事事如意”的吉祥寓意，更契合农耕文明里对稳定和平衡的向往，就像四季轮回、四方天地，怎么看都透着舒服和圆满。
但凡提到“四大XX”，立马就给人一种“官方认证，权威盖章”的感觉，好像这四个就是最好的、最正宗的。四大名著，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那我们从小读到大、烂熟于心的“四大名著”，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
答案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它的历史，可能比你爷爷的年纪还要小。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说的可不是“四大”，而是 “六大奇书” 。
明清时期，那可是中国通俗小说的“黄金时代”，就像今天的影视圈一样，佳作扎堆，神仙打架。
最早在明代，就有了“四大奇书”的说法。当时的文人冯梦龙挑了四本最出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一本《金瓶梅》。
不过《金瓶梅》有点特殊，因为里面有不少直白的情爱描写，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始终没能登上“台面”，后来慢慢被主流传播边缘化，到最后几乎被排除在大众视野之外。
等到了清代，情况就变了。《红楼梦》横空出世，一登场就惊艳了整个文坛，哪怕被多次封杀，也挡不住大家手抄传阅，甚至有人能把全书背下来，影响力直接碾压同期作品。
与此同时，《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也慢慢火了起来。一来二去，文人圈和民间就形成了新的共识，“四大奇书”不够用了，“六大奇书”的说法应运而生。
这六部书，每一本都是顶流，是民间和文人圈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书籍。
到了民国时期，出版商为了销量，将这六部书打包成套，推出了“六大名著”的概念，一经推出便畅销全国。
可以说，那时候的读书人，家里要是没一套“六大名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有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推动文化普及，想让普通老百姓也能读到经典、读懂经典。
但那时候条件有限，出版资源紧张，不可能把所有古典小说都大规模印刷、推广。
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副总编辑聂绀弩为首的一批顶尖学者和出版家，面临着一次重要的筛选，他们要从“六大名著”中，选出最适合面向全国普及的几部，牵头，整理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筛选的标准很简单，就看三点：思想性、艺术性、影响力，还要兼顾篇幅和题材。
不能太长，不然老百姓读起来有压力；题材还要互补，覆盖不同的风格，满足不同人的喜好。
最后脱颖而出的，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四部：历史题材的《三国演义》、江湖题材的《水浒传》、神魔题材的《西游记》、人情题材的《红楼梦》。
这四部书，篇幅适中，故事性强，而且传递的价值观也符合当时的文化导向，堪称“国民读物”的最佳选择。
没想到，这四本书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后来人们提起古典文学，下意识想到的就是这四部。
久而久之 “四大名著” 的说法，就这么约定俗成地流传了下来，成为了我们今天家喻户晓的“标配”。
当然被“淘汰”的那两部，同样是伟大的作品，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四大”还要“高半级”。
《儒林外史》 就是 “讽刺”的鼻祖，古代讽刺文学的巅峰。
吴敬梓用他那支如刀的笔，把封建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痴狂、虚伪和心酸，刻画得入木三分。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部古代读书人的“纪录片”。
鲁迅先生对其评价极高，说它“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
而 《聊斋志异》 ，更是 世界短篇小说之王。郭沫若先生评价它“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蒲松龄笔下的鬼狐，比很多书里的人更像人。它们有情有义，敢爱敢恨，借鬼神之口，揭露了远比人间更黑暗的现实。
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影响了后世无数作家。我们熟知的诺奖得主莫言，就曾坦言自己深受《聊斋志异》的影响。
之所以被“删掉”呢？不是它们不够好，是基于多方面的现实考量。
《儒林外史》 它最大的问题是基调太“冷”。它用一支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笔，描绘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百态，充满了批判和反思。
对于建国初期，需要鼓舞士气、普及文化的时代背景来说，它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或者说，不够“正能量”。
《聊斋志异》 它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体裁上的不统一，让它在一开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是“鬼狐花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封建迷信”色彩浓厚的故事，显然不适合作为“国民读物”首推。
文学的榜单，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四大名著”的诞生，是时代的选择，是出版资源和普及需求平衡下的结果，只能说是“时也，势也”。
说实话，要是让我们自己选，每个人心里的“四大名著”可能都不一样。
有人偏爱《儒林外史》的犀利，有人喜欢《聊斋志异》的奇幻，还有人喜欢《金瓶梅》的世态，它们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不同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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