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8年第十期的《1959：共和国主席发出特赦令》中有这样的记述：“1959年9月25日，处理战犯专案小组写了专题报告。当时当时实际关押的战犯数字为正式战犯数，即八百五十六名。在这之前公安部已将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分成首要战犯、罪行较重和严重的战犯、罪行轻微的战犯以及罪行较轻微的战犯四类，第一类即首要战犯，其标准是中将师长、军长、副军长、兵团司令，省主席、省党部书记及特务中的重要分子，共计为六十六名；其他非首要战犯共计为七百四十二名。另外，还有伪满战犯三十九名，伪蒙战犯九名。”
八百多名战犯，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够资格被称为“首要战犯”，我们熟悉的王陵基、杜聿明、王耀武、黄维“级别够”，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罪行够”，都有资格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于是“功德林”和“战犯管理所”之间就多了“高级”二字。
沈醉是进入功德林较晚的一批，甚至可能是最晚的一批，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人鬼之间·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另面人生》中写得很清楚：“1957年初秋，我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
沈醉这个人，可能是时间观念不太强，他自己写的文字有时候也自行矛盾，比如他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又说：“1956年，我从重庆被送到北京的第一天，便先来一个“入乡问俗”，打听好这儿的一些规定，免得犯错误……1956年，我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他（杜聿明）居然还活着，感到很奇怪……”
沈醉在回忆录中六次提到自己1956年转进功德林，却又说自己1957年国庆节是在重庆过的“1957年的国庆节来到了，我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第一次填写了两阕《念奴娇》，歌颂共产党。国庆节后的一天，管理所的干部把我和孙渡、孔庆桂、王靖宇等四人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说：‘上级决定把你们四人转到北京去，你们好好准备准备，一两天内就动身。’”
不管沈醉是1956年还是1957年进的功德林，他这个军统（保密局）总务处处长的“看家本领”都派上了用场，并成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人缘最好的三个将军级战犯之一，很多战犯的回忆文章都提到过他，1975年全部战犯被特赦，又有新一批特赦人员进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在第一次选举学习小组组长副组长的时候，军统局少数几个中将之一、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当选为组长，沈醉和董益三当选为副组长。
当选正副组长，并不能证明这三个人在功德林人缘最好。在功德林的时候，文强属于倔强派，董益三属于积极派，沈醉就属于和气派了——沈醉多年搞总务工作，练就了一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跟谁都合得来，而董益三则因为太过积极，在功德林战犯中的人缘确实不太好，尤其是他打黄维的耳光，连沈醉都看不下去了：“谁敢打我一下，我就会奉还他两下。这两下，可能会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样，叫他脸上开花！”
沈醉虽然有点时间盲，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回忆录妙趣横生，他成为功德林三个人缘最好的战犯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
沈醉能把军统大魔头戴笠伺候得舒舒服服，“对付”其他“同学”，自然是小菜一碟，而且此人能屈能伸，不但跟被他“交出去”的徐远举、沈醉、成希超、郭旭等少将特务“冰释前嫌”，还跟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军方大佬打得火热。
沈醉也算出香门第出身，在军统（保密局）官至少将，却不知为什么、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理发——当年理发用推子、剪子和剃刀，后面两样都是能要人命的东西，尤其是剃刀，并不是弟兄们常用的电动剃须刀，而是有柄有刃非常锋利，一般只有专业理发店才配备，手握剃刀的人，一般还真惹不得。
沈醉会理发，擅长讲笑话，跟杜聿明王耀武在抗战时期又有些交情，而且绝不像徐远举那样骄横，所以基本没有什么“仇人”，跟正规军出来的高级战犯也都很合得来。
沈醉左右逢源，但却未必是功德林里人缘最好的将军级战犯，因为很明显，王耀武和宋希濂比他更受欢迎和信任乃至尊重——沈醉年纪不大，而且是特务出身，在这两点上，他远不及王耀武宋希濂更有优势。
王耀武不但是抗日名将，而且为人处世之道也比沈醉高明，连沈醉也承认：“在旧社会中的王耀武，是拔尖儿的人物，他可真有一套升官与发财的本领。他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黄埔一、二期学生中，胡宗南这样突出的人也是少数，像他这样身兼一省的军事、政治要职的第三期学生，还没有第二个。”
王耀武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委员”，从某种以上来说，他是“战犯同学”中的“实权人物”：“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他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不仅得到领导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的信任。”
宋希濂与王耀武一样同为抗日名将，却是功德林里十多个黄埔一期生中年龄最小的，同时他又“文体委员”——这个“职务”，非多才多艺且豁达乐观者难以胜任，就连一向以倔强著称的文强，也在《新生之路》中回忆：“我们这一组组员都非常喜欢宋希濂，因为他每天总是笑容满面。我看他长得肥头大耳、臂腿短粗，而且白白胖胖的，酷似洛阳龙门石窟中的一尊笑眯眯的佛像，便给他起了个绰号‘罗汉’。”
能被文强“喜欢”且加上“非常”二字，那可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文强一向心高气傲，还有点目中无人，他能高度评价宋希濂，可能也跟宋希濂是文体委员有关：功德林有一面名为“新生园地”的墙报，文强是“文艺专栏主编”，自然是要向文体委员宋希濂和学习委员王耀武负责的。
同样是专栏主编，文强对同学的投稿比较宽松，基本不退稿，而“批评表扬专栏主编”徐远举则充满了斗志，他人缘原本就不好，负责这个专栏之后就更不好了，连文强也忍不住感叹：“徐远举性情暴躁、作风强悍，这些年来感恩忏悔，认罪态度很好，学习劳动也积极，但性情和作风依然故我。只要发现不利于改造的事情从不放过，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加以生得豹头环眼，不顾人情世故，令人望而生畏，我曾写过一首小诗借以开导，他却紧握锋利的笔对我说‘笑骂由人笑骂，批评我自为之’。”
要是让文强和沈醉评选功德林三个人缘最不好的同学，那么黄维、董益三、徐远举肯定榜上有名，董益三当过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属于“技术特务”，被俘时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司令为康泽）第二处（情报处）处长，“罪行”不是最严重的那一等，他人缘不好，主要是因为在功德林表现太积极，甚至“积极”得不念旧情。
董益三是个很特别的人，看过邱行湘外甥黄济人写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和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大家对董益三肯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毫不掩饰他对董益三的意见。
沈醉的很多回忆录都在特赦之后写的，他跟董益三同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又同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工作，但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却没说董益三多少好话，还把董益三写成了一个比较傲慢的小组长：“汤尧悄悄走了进来，我赶忙取出一包烟给他，他取出一支向嘴巴上一插，其余的便装入口袋。我问为什么老董宁愿去拾烟头而不要我的烟？他用轻蔑的口吻回我一句：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系吗？听了他这句话，我才想起第一天和董见面时，他就一再向我表示：‘我们重新交朋友。’我开始还有点不理解，经汤这一说才恍然大悟。”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管是在什么环境中，只要人多了就会分群，其中有人缘好的，自然就有人缘差的，黄维和董益三、徐远举这三个在同学中风评不高的将军级战犯，不受欢迎的原因各不相同，王耀武、宋希濂、沈醉三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差异，笔者看了相关人员的回忆文章，一时间还有些恍惚，真不知道这两组六个战犯，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在笔者看来，王耀武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谓世事洞明皆学问，沈醉只栽花不种刺，也算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位到什么地方都能很快适应环境并广交朋友，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黄维、徐远举和董益三，在功德林交不到朋友的原因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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