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有多"媚日"？济南惨案如何让他愤怒中清醒？|济南市|济南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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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3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为处理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时发生的南京事件，致电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报告：2日晚黄郛来访，带来蒋介石的答复，其主旨谓蒋理解日本政府的苦衷，并衷心感谢日本政府的好意。

这一电报所传达的蒋介石的回答，并非单纯的外交辞令。

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国民党的不少领导人都曾在日本留学或从事革命活动，并从中结识众多日本挚友，日本因此而被他们视为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而且，中国国民党奉为国父的孙中山认为“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无论在任何方面观察，均有唇齿相依之关系”，故“本其平生一贯之主张，确信中日两国在国际关系上，非切实提携共同奋斗，不足以保障东亚和平”。

在这一观点的引导下，国民党人曾以实现孙中山“通过中日结盟为亚洲大同盟奠定基础”的构想为自己的使命。

除了上述可称为历史亲近感的背景以外，蒋介石此时之所以特别对日本表示感谢，与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有密切关系。当时，针对由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北洋政府抵抗所形成的中国南北对垒局面，“币原外交”下的日本大致采取了温和的不干涉政策。所以，在南京事件发生后，日本不但未参加英美对南京的炮击，还一再拒绝英方建议的对华制裁。

日本之所以对南京事件采取与英美不同的应对方式，是因为他们比英美更多地了解国共合作下国民革命势力的内情。

1、四一二政变前后蒋介石的“中日结盟”政策

与英美将革命势力视为铁板一块不同，币原主持下的日本外交当局较早捕捉到其中左右分化的真相，并认为控制南京周围地区的蒋介石势力是“稳健派”。因此，日本努力通过支持蒋介石势力，来遏制武汉国民政府即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极端派”。

在这一背景下，处理南京事件时，日本对列强提出了三大主张：从对华共同要求中删除期限，且不作为最后通牒；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促其自发解决；放宽条件，使蒋介石势力处于有利立场。另一方面，对蒋介石，日本一边提醒其认识南京事件的严重性，“取缔跋扈的武汉左派”，一边援助其对武汉的斗争。

南京事件发生之际，蒋介石势力在外部与北洋军阀艰苦战斗，在内部亦和苏联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势力产生严重分歧。在这种困境下，如果再遭到伴随列强制裁而来的第三种打击，对蒋介石势力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因此，币原外交时期日方的“苦衷与好意”，是蒋介石势力转危为安的关键之一。正因如此，蒋介石势力在南京事件的危机中，除上述对日感谢外，还与日本外交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在对列强的谈判和对武汉的斗争中，均得到日方的许多建议和支持。以此为契机，蒋介石势力不但躲过了列强的制裁，而且凭借对外关系上的优势，在对抗武汉政府方面取得了胜利。

3月30日，蒋介石在会见矢田总领事时说：获知日本军舰未参加英美军舰炮击的事实，感佩无尽。这一事实使国民革命军及普通中国人认识到日本的对华外交与英美的压迫政策不同，独立于世，故余确信它对中日关系具有重大的良好影响。

接着，蒋介石在感谢“日本的苦衷和好意”的同时，向矢田展示了自己的“腹中秘策”，即仿照土耳其，成为借助法国之力战胜反对势力的凯末尔。这表明蒋此时意欲亲手实现孙中山“中日结盟”构想，并期待得到日本的进一步援助。

蒋介石的观点值得注意。南京事件之前，英国通过1926年12月的“圣诞讯息”，美国通过1927年1月的“对华新政策”声明，分别表达了对中国新形势即国民革命的善意。然而，南京事件发生后英美的炮击和制裁威胁，促使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兴领导层认为英美的善意只是一种虚伪的表态。

与此相反，日方对南京事件的反应则使蒋介石等人认为日本与“英美的压迫政策”不同，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因此，在4月12日发动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的“”清共”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宣告成立新的国民政府之后，蒋介石很快派其智囊蒋百里前往日本，促使日本政府了解国民政府不会与苏联合作，并摸索实现其“土耳其构想”即“中日结盟”目标的可能性。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就这样带着对日本的感激与对英美的警戒，启航驶向国际政治的惊涛骇浪。

2、田中内阁的“翻脸”

但是，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就面临中日关系的巨变。

在南京国民政府诞生两天后，4月20日日本政权更替，推行币原外交的若槻礼次郎内阁下台，田中义一政友会内阁登场。此内阁是在对币原“软弱外交”的指责声中诞生的，故引发南京国民政府的担心。翌日晚，蒋介石派遣交涉员向日方询问：“日本新内阁成立伊始张作霖即欣喜万分，似乎充满希望。日本的新进外交方针是否即为援助奉天势力？此外，世人皆谓期待新内阁采取强硬政策，其内容究竟如何？”

田中内阁透过行动对此作出了回答。

首先，在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5月重启北伐之际，田中内阁立即出兵山东加以干涉，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下令中止。接着，从6月下旬开始，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通过制定“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新的对华外交方针。

它在以下三点与币原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一，它规定“在中国发生内乱与政争时，日本不偏于一党一派，只尊重民意，而严格避免干涉各派之间的离合聚散”。这与币原外交的亲蒋姿态不同，意在“对各政权采取完全相同态度”。
其二，它规定“虽然应该依靠中国政权及国民自觉镇压不法分子及维持秩序，但当日本在华权益及侨民的生命财产有遭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须根据需要断然采取自卫措施而予以维护”。这就是所谓的“现地保护主义”。
其三，它规定“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区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与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故日本应予以特殊考虑”，“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搅乱治安，侵害日本在该地区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不管其来自何方，日本均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维护，并维持该地区成为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此即分离“满蒙”与中国本土的所谓“区别对待”政策。

上述三点，在在预示着今后中日两国的冲突。因此《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刍议》在对比“田中外交”与“币原外交”后评论说：

币原外交时期日本政府“提倡中日亲善，拒绝英人武力干涉国民革命，凡英人压迫我者，日本都表示反对，吾人莫不感激，两国邦交，益形亲善。不幸本年田中入阁，采取对华积极政策，出兵山东，要求对满蒙铁路专有权及其他种种权利，谋《二十一条》之复活，且变本加厉，使两国人民惶惑”。

3、蒋介石的访日

与此同时，1927年9月下旬，因内争而下野的蒋介石，为筹划东山再起后的中国统一和对日关系，于时隔十六年后重访日本。为时四十天的访日给蒋介石留下了矛盾的印象。首先是对日本发展现状的震惊与钦佩。

蒋介石赴日前曾以为日本“物质进步而精神必败退”，但抵达日本后，他“乃知日本之兴盛犹未止此也”。原因是，“到了日本，无论何时何地，都感觉到邻国是这么有秩序有条理，实业、经济、地方治安、人民教育一切都有进步”。另外，访日期间，蒋先后拜访了头山满、犬养毅、佃信夫、内田良平、秋山定辅等“总理的旧同志”，就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和内部团结问题“受到许多指教和劝导”。在亲眼目睹了日本的发展后，他更加痛感中国的落后，从而更欲加快推进中国的统一和建设。

然而，当蒋从这一角度观察日本及中日关系时，看到了日本的另一个侧面。

他在访日日记中写道：

日本对华之误点：一、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尤其不能确保满蒙权利；二、中国南北分裂，可以从中操纵；三、利用无智军阀，压制民众。彼之政治家远不如俄国矣。

日本对华观念：

一、满蒙经济发展；二、满洲为其日俄战争牺牲所得来，日俄诚为东亚全体存亡之战；三、投资满洲交通实业，国人皆受其惠；四、不主在政治上并吞满洲，以不愿担负义务；五、愿交还行政司法权，独谋经济之发展；六、须保留其满蒙之权利。

带着这种矛盾的印象，10月23日，蒋介石在东京发表了题为《告日本国民》的声明，称：

“要清除贵我两国之间的一切误解和恶感，首先需要贵国朝野对我国民革命运动有彻底的理解，并给予道德与精神上的帮助，不为一时的利害所动，不利用万恶军阀加以阻挠。此即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巨大帮助，同时也是两国亲善的根本要图。”

毋庸置疑，蒋的呼吁，目的在纠正日本的错误，争取得到日本对统一中国之第二次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在回国前夕的11月5日，蒋介石拜访田中义一首相，直接表达了他的愿望。

但是，双方在会谈中虽然对反共问题意见一致，在北伐统一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据日本外务省《田中首相与蒋介石会谈录》记载，田中义一提出：

中国现在没有像孙中山那样联系广泛、威望卓著，可作为群雄核心的人物，所以全国统一条件尚不具备。以此为前提，他再三强调，现时从全局观点看，首先解决长江以南问题为当务之急，倘若长江以南问题不解决，不久共产党成长起来，暂时摘掉了嫩芽的共产党会重新爆芽生叶，而“在贵国最有利害关系的是日本，日本对贵国的内争不该干涉，但对贵国共产党的发展断难旁观。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对你作为反对共产主义者巩固南方的措施寄予很大的希望”。

最后，田中义一要求蒋介石“不要急于北伐，先巩固好自己的地盘，不插手于北方的张、阎、冯争斗”。很明显，田中并不支持蒋统一中国的目标。从前述“对华政策纲领”来看，这是必然的结果。

对于田中义一的主张，蒋介石一边表示“完全同感“：，一边又以1927年5月的形势为例，说明“革命军的内部复杂，将士有轻敌之风气”，“有敌人则团结，无敌人则分裂”，如果不继续北伐，内部难免分裂，南方反而有发生祸乱之虞。

蒋介石还以“中日利害相通”，“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包含着列强的利益”为根据，强调“必须早日完成革命，安定时局”，并指出：中国之所以排日，是因为认为日本在帮助张作霖，“中国国民都抱有军阀依靠日本的误解，因此日本应该帮助我们的同志尽快完成革命，扫除国民的误解。若日本如此处理，则满蒙问题可以轻易解决，排日现象亦可绝迹”。

这可谓蒋介石为顾及田中面子而婉转表达的反驳。

4、济南的愤怒

但是，1927年11月10日蒋介石回国后，随着中国国内二次北伐的呼声再起，日本围绕对蒋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见，是主张以“防止南京事件重演”为理由，在南军发动二次北伐时，再次出兵山东，“惩罚南军”，或在北京建立“非张非蒋的第三者政府”。

1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据此作出了相机再次出兵中国山东的决定。23日，田中首相致电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命令他立即转告蒋介石与冯玉祥：日本政府正密切注视着山东南部的战况，在形势发展至必要之时，将为保护日侨而再次出兵济南；如要避免日本出兵，则“南军必须不在济南附近进行战斗，并在北进时绕开济南”。矢田遵令于26日上午会见了蒋介石。

蒋在听了矢田的转告后表示：我现在虽然在野，但无论是何应钦还是冯玉祥，都会按照日本满意的程度保护在山东的日侨，“因此我切望日本不要出兵”。蒋还说，“上次在我即将下野时你们出了兵，这次在我行将出马时你们又要出兵，从和田中首相的多年友谊来看，实在是遗憾之至”，含蓄地拒绝了日本“绕开济南”的要求。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由沪返宁“主持大计”，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特任蒋为北伐全军总司令。针对日本的出兵威胁，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以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其中，作为重点措施之一，是通过表明反共反苏，消除日本的疑虑。

因为，在访日期间，田中对蒋强调：反对中国赤化，“是我们同情你的真正原因。如果你也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就休想得到我们的信赖。”

作为对田中态度的回应，蒋介石于1月下旬在报纸上公布了他向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提案，强调要“结束联俄政策”，“停止民众运动”，阐明本党理论同共产党理论绝不兼容。

但是，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后，田中内阁立即再次出兵山东，并于5月3日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而制造了济南惨案。

其时，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处置与日军的交涉之际，遭到了与南京事件时截然不同的对待，备感屈辱。为了优先完成北伐，国民革命军被迫让步，在改变原定进军路线后，于6月占领北京。

然而，济南惨案给蒋带来的刺激之强烈，从其行动可见一斑：

5月10日，蒋介石开始“雪耻”日课，“每日六时起床纪念国耻”；12日，蒋在给政要的电报中阐述其心境谓：“我之国土，彼占领之，而不许我居住与通过也；我之人民，彼屠戮之，我瞠目直视而无如之何也；我之军队，彼侮辱之，虐杀之，我欲采自卫之手段而不可能也。彼为戎首，乃谓其曲在我，我欲玉碎，又非环境所许，国尚未亡，而痛苦实逾于亡国之民矣！中正从事革命以来，饱经忧患，奇耻大辱，无若今兹，痛愤之余，几欲自戕以谢国民，第恐北伐大业败于垂成，果使军阀燃将死之灰，益令强敌炽方张之焰，此身既已许党，不得不忍死须臾，继续前进。”

5月25日，蒋介石为“以卧薪尝胆破釜沉舟之历史以教国民”，还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