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赵元任以外国人身份当选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全场无人异议，而他成就这一切的起点，居然只是两个字
语言探秘馆
二战结束那年，巴黎火车站来了一个亚洲面孔的中年人。
他开口说了几句话，搬运工愣了愣，眼眶红了，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人没解释什么，笑了笑，拎着行李走了。
没人知道，那几句让搬运工当场落泪的&;巴黎土语&;，出自一个从没在巴黎长期定居的中国人之口。
01
1892年，赵元任生在天津，祖父赵执治是清朝官员，任职各地，整个家随着祖父的官职不停搬迁。
四岁住磁州，五岁搬祁州，六岁到保定，七岁又是冀州，八岁回保定，九岁再去冀州，十岁才算落了脚，回到祖籍江苏常州。六个年头，搬了七个地方，这对一个孩子来说，颠沛不少。
但赵元任这孩子有点特别。每到一处，别的孩子还在适应新环境，他那双耳朵已经开始干活了——当地人怎么说话，怎么收尾音，声调怎么走，没人教，他自己就在听。几天下来，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一个月之后，邻居都以为这是本地孩子。
这个能力，他自己后来说是天生的，但也不全是天生的，七八年搬了七八个地方，给了他同龄人没有的那种语感积累。
十岁回到常州，祖父的官也做到头了，家里开始安定下来。常州说吴语，和之前住的那些北方地方口音差了十万八千里，赵元任没觉得有啥障碍，照样没多久就滚瓜烂熟。常州话、苏州话、常熟话，这几种吴语口音打底，后来成了他做吴语研究最扎实的基础。
这个阶段，他也开始读书，读得杂，历史、文学、音乐都有兴趣。1906年，进了常州溪山小学，历史老师是国学大师吕思勉，英语课和物理课都是外国人来教，美术老师是日本人，还能选修德语。十几岁的赵元任已经养成了一个毛病——对任何新东西都想上手试试，烟酒这两样也没落下。
02
1907年，赵元任进了南京江南高等学堂。
全校270名学生，来自各省，口音五花八门。赵元任在那里学了南京话，因为全校只有三名南京本地学生，他专门和那三个人来往，几天就把南京腔摸透了。
后来有一回，他和一桌来自各地的同学吃饭，一顿饭工夫，用八种方言挨个跟每人聊天，每个人都以为碰上了老乡。从那以后，大家叫他一个外号——&;赵八哥&;。
但这个阶段，赵元任有段时间过得很散漫。抽烟喝酒的毛病一直没戒，整个人晃晃悠悠，功课虽然也没落下，但人不在状态。没有长辈管，也没有同学点破，他就这么浑浑噩噩了一段时日。
后来他自己想明白了，父亲给他取名&;元任&;，取的是&;任重道远&;的意思，这四个字压在心里，把那些坏习惯一样一样地戒掉了，没有什么外力推动，就是自己想清楚了。
这之后，赵元任像换了个人，开始集中精力读书，而且读法和别人不一样——不是一门一门往深了钻，而是什么感兴趣就往哪走，数学、语言、音乐、物理，各领域之间他觉得没有隔阂，本来就是通的。
1910年，赴美庚款留学考试开考，赵元任去报名。这个考试共录取七十个名额，科目里有一项叫拉丁文，赵元任一个字不会。
03
考前约二十天，赵元任找了本拉丁文教材，对着书啃了几个通宵，没有老师，没有辅导，自己摸索。
考试那天，七十个录取名额里，赵元任以平均73.4分排进第二名。
同届里有个叫胡适的，排在第五十五名。这个数字后来被胡适自己多次提起，他说每次跟人评价留美的人物，都要把赵元任推为第一，&;常州元任君第一&;，这是他原话。
这件事有几个地方值得细看。第一，庚款留美的考生是全国精英，七十个录取名额里拿第二，意味着真的是顶尖水准。第二，拉丁文考前不到一个月才开始学，能压过几十个提前备考的人，靠的不全是聪明，更多是那种语言的敏感度——看到一门新语言，他能很快找到它的规律，不需要死记硬背。第三，拿了第二名，他自己没当多大回事，收拾东西，剪掉辫子，换上西装，就出发了。
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赵元任主修数学，选修哲学，旁听物理，顺手还自学了法语，跑去上和声课和作曲课。数学系的课拿过三个满分、一个九十九分，多年保持全校最高均分纪录。到大四，教授来问他是申请数学研究生奖学金还是哲学的，他选了哲学。
拿完哲学读完数学本科，康奈尔给的第一份教职是&;物理学讲师&;。
文理边界在赵元任这里不是界，是地图上随手画的那种虚线——看得见，但穿过去完全没有阻碍。
04
哈佛的哲学博士论文，赵元任写的是《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把数学里关于连续性的概念引入哲学分析，放在今天，还算超前的路子。
拿完博士，他没停，去了欧洲访学，在巴黎大学注册上课，顺道拜访了当时一批顶级语言学家——法国的梅耶、房德里耶斯，英国的丹尼尔·琼斯，德国的海因尼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国际语音协会创始人保罗·帕西，也在这趟旅程里见到了，还把赵元任吸收为会员。
这一趟访学，相当于把当时欧洲语言学界的主要人物全部见了一圈，哪国到哪国，开口就是当地语言，没有障碍，每个人都有些奇怪，这个亚洲人怎么说话这么顺。
在巴黎的那段时间，赵元任的语言版图又扩了几种，法语本来就在学，德语精进，英语用了多年早不是问题，日语也在涉及。更关键的是，这一圈走下来，他对语言学这个学科有了系统性的认识——不光是学语言，而是研究语言背后的结构，研究声调、音位、语法，研究人类怎么发声、怎么传递意思。
他在1916年的日记里写过一句话：自己大概是天生的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索性做个语言学家比什么都好。
1920年，他从欧洲回国，清华大学聘他讲授数学和心理学。他刚到没多久，就被借调出去干了另一件事，这件事改变了他接下来的整个方向。
05
1920年秋，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应梁启超等人邀请来华讲学，清华让赵元任担任专职翻译，陪着罗素走遍全国。
这一圈走下来，去了上海、长沙、武汉、北京等多个城市，每到一处，赵元任就用当地方言做翻译。到长沙，说湖南话；到武汉，说湖北话；到哪儿，就说哪儿的话。
这已经很不寻常了，但赵元任还要加码——罗素这位英国哲学家说话喜欢用双关语和冷幽默，这种东西翻成中文本来就难，要在方言里找到对应的表达，难上加难。赵元任做到了，每次翻到精妙处，台下都会爆发笑声，幽默被原原本本地传递过来了。
就在这趟旅程里，赵元任认识了杨步伟。
两人相识之后，有一次赵元任和杨步伟约着吃饭，聊得入了神，忘了时间。等他猛然想起当天还有罗素的讲演要翻译，飞奔赶到教室，罗素已经在台上干站了半天，什么都说不了，因为没有翻译就没人听得懂。赵元任赶进来，全场一时哄动。罗素也只能苦笑。
06
杨步伟的来历不简单，出身南京望族，留日医学女博士，比赵元任大三岁，性格爽利，说话直接，在那个年代，女性拿到博士学位的极少，她是其中一个。
两人在罗素讲学的旅途中认识，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为了这段婚事，赵元任主动赔偿退掉了从小定下的娃娃亲。那年头，退婚亲这种事不小，要面对家族的压力和外界的议论，他没有回避，直接把事情料理干净。
1921年，两人结婚，婚礼很简单，连喜帖都没发，只是通知了几个朋友，留了个纪念。赵元任把结婚公告寄给当时的《新社会》杂志，说这次婚礼省去了一切繁文缛节，也不收礼。
婚后的日子，两人发明了一个游戏：全家轮流说不同方言，今天普通话，明天上海话，后天湖南话，还特别制定了&;语言日程表&;，孩子们长大后各个都能听懂好几种方言。赵元任自己说，这既是生活，也是实验。
赵元任被问到怕不怕老婆，他的回答是：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这话后来传开，成了一个小典故。
蒋介石曾有意聘他做清华校长，结果吴稚晖一句玩笑，说不如圈定杨步伟女士，反正终归要归她管，蒋介石当了真，最后另择了梅贻琦。
07
1925年，赵元任回到清华，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四大导师&;，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在清华那些年，他带出了一批人：王力、朱德熙、吕叔湘，后来都是中国语言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他带学生有个习惯，不摆架子，谁有特别的方言背景，他就请人到家里，边聊边学。作家吴组缃1930年代在清华读书，第一天上课赵元任点名，发现吴组缃是安徽泾县人，下课后就把他叫住，请到家里吃饭。之后吴组缃几乎天天去赵家，赵元任对着他一句一句地学泾县方言，没有丝毫老师的架子。一个星期之后，赵元任已经能说一口像模像样的泾县话了。
这种事他做过很多次，走到哪就学到哪，把每个人当移动的方言资料库，自己是那个永远在&;录音&;的人。
到1930年代，他做了一场有记录的口技表演，从北京出发，沿京汉铁路往南走，每&;到&;一个地方就用当地方言介绍风土人情和名胜土产，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三十三种方言，口音变换之间没有停顿和破绽，满座皆服。
美国语言学界后来对赵元任有一句评价，出自语言学家马丁·裘斯：赵先生永远不会错。
08
1916年，赵元任还在美国留学期间，写了一篇文章叫《施氏食狮史》，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留美学生圈里有一场争论：中文是不是一门将死的语言？要不要废掉汉字，全面改用拼音字母？这个讨论在知识界越闹越大，声势不小，参与的人也不少。
赵元任写这篇文章，没有写长篇大论，就构造了一个极端案例。全文共九十一字，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读音——&;shi&;，四声声调不同而已。写下来，每个认字的人都能看懂，通篇讲一个姓施的诗人去石室里吃狮子，脉络完整清晰。
但要是废掉汉字，这篇文章变成拼音，让人大声读出来，没有一个字能听明白，因为每个字的读音都是&;shi&;，说出来就是一串重复的音节，谁也搞不清楚讲的是什么。
这篇东西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在某些文字使用场合里，汉字有着拼音无法替代的功能。
赵元任本人后来在多个场合引用这篇文章，每次引用，场下听众都会安静一阵。拼音文字在汉语面前的局限性，一篇不到百字的文章，比任何理论分析都说得清楚。
09
《施氏食狮史》的厉害，不在于它本身多难写，而在于它把那场争论的核心矛盾直接摆了出来。
汉语是高度依赖声调的语言，同一个读音，配上不同的汉字，意思可以截然不同。废掉汉字只留拼音，表面上是简化，实际上是把汉语的信息密度整体抽掉了一层——书面语将失去区分意义的能力，文字传递信息的功能将大幅下降。
那场废汉字的讨论，之前已经有不少人从文化、传承角度提出反对，但说的都是情感层面的理由，理论基础薄弱，容易被对方反驳说是守旧。赵元任这篇东西不一样，它是个&;实验&;，用语言学的逻辑把问题的根本性缺陷演示出来了，没有情绪，没有立场，就摆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后来这篇《施氏食狮史》被收进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英国人把它当作汉语特殊性的典型案例来介绍，这篇不到一百字的文章在西方语言学界传开了。
这件事也让更多人意识到，赵元任做的不只是&;会说方言&;那么简单，他是真的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的结构，研究语言是怎么工作的。
10
1944年，美国语言学会在纽约召开年会，年会上做了一个决定：推举下一任会长候选人。
在场的全是美国本土语言学家，票选的结果，是一个中国人——赵元任。
这不是荣誉称号，是实职，是要主持美国语言学界最高学术组织工作的职位。那时候赵元任还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1954年才正式入籍，1944年的时候，他还是中国人。
1945年年会正式开幕，赵元任穿着笔挺的西服，系了一条红领带，站上讲台，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中文词的逻辑结构》。全场不时爆发笑声，气氛活跃，没有人觉得是坐在礼堂里听学术报告，更像是在听一个特别懂行的人把有趣的事情讲明白。
赵元任当天晚上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该笑的地方都笑了。
这七个字，比任何评价都说明了些什么。一个人站在世界学术的高位上，不说感慨，不说抱负，记的是台下有没有在该笑的地方笑。
11
1944年这件事放回那个时代的背景里看，分量更重。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处境不需要多说。一个中国学者站上西方学术最高位置，靠的只有一件东西——真正的学术能力。没有背景可以倚靠，没有国家实力为他撑腰，他的英文、法文、德文全都没有障碍，他做的研究放在国际标准下经得起检验，他对语言学各个方向的贡献让同行无话可说。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雅可布森、马丁·裘斯，这些人都和赵元任有过深入的学术往来，对他的评价普遍是：这人在语言上从来不会犯错。
一个人能让同行说出这种话，需要的不只是天才，还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谨。赵元任做方言调查，走一个地方就录一个地方的音，留下的录音唱片光是中国华中、华南各省方言就有两千多张。每一张都是实地采集，容不得推测，容不得凑合。
这两千多张方言录音，后来成了中国语言学最珍贵的一批田野资料。
12
1920年代，在赵元任推动国语运动、参与注音符号制定的那些年，他还做了另一件事——音乐创作。
赵元任一共创作了一百多首作品，其中发表的歌曲有四十多首。他最出名的那首叫《教我如何不想他》，词是语言学家刘半农写的，赵元任谱的曲。这首歌在整个民国年代广为传唱，到现在还有人在唱。
他的作曲方式有些特别，会根据歌词的声调来设计旋律走向，让旋律和说话的声调对应上，唱出来既像是在说话又像是在唱歌，中文听感极好。这个方法在当时是新的，他相当于开了一条路——中国人用科学方法为自己的语言作曲，不是拿外国旋律填词。
他也喜欢摄影，身后留下了超过一万张照片，记录了几十年游历的一切。后来这批照片由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书名叫《好玩儿的大师》，是赵元任自己说过的那三个字。
13
1945年之后，赵元任一直留在美国，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最后落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直到退休。
在伯克利的那些年，他继续做方言调查，继续写书，继续录音。
二战结束后那次欧洲之行，只是诸多旅途里的一段。走进巴黎火车站，开口说几句当地土语，搬运工眼眶红了，把他认成了失散多年的同乡；转头去柏林，用一口标准的柏林腔德语和邻居老太太聊天，老太太感慨他平安度过了战争。两个国家，两拨人，都把同一个中国人当成了自己的同乡。
这种事在赵元任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走到哪里，都能被当作本地人。这不是偶然，是六十多年不间断的语言训练积累下来的结果——耳朵比普通人灵敏，声带的控制比普通人精准，对陌生语言的学习速度快了不止一档。
14
赵元任的全部档案，现存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总量约十二万件。
这批档案里有他从1906年写到1982年的日记，近千万字，横跨七十六年，中英文交替，有时候还夹着其他语言。日记里的赵元任不是教科书上的形象，是一个真实的人：记录了在学校里偷懒的日子，记录了对杨步伟的情感，记录了各地方言调查时遇到的趣事，也记录了某次年会&;该笑的地方都笑了&;这种细节。
他的著述量惊人，从语音学到语法，从方言学到哲学，从作曲到翻译，每个领域都有留得住的东西。语言学家沈家煊说过，赵元任的很多学术观念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在他之后几十年才被学界陆续证明和认可。
这批档案在2021年由商务印书馆开始整理出版，是二十世纪保存于海外的中国学者档案里规模最大的一批。
15
1950年代，赵元任受胡适之邀，参与协助推广注音符号的工作，并录制了大量与语言学习相关的唱片。
他还去台北做过一系列关于&;语言问题&;的系统演讲，讲稿结集出版，书名就叫《语言问题》。这本书的特点是说人话，没有让普通读者看不懂的地方，又同时承载着他几十年研究积累下来的见解，被评价为语言学入门最理想的参考书之一。
他培养出的那批学生，到1950年代之后，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成了旗帜性的人物：王力、朱德熙、吕叔湘，三个人的名字在中国语言学领域各自占了分量很重的位置，而他们都叫赵元任一声&;老师&;。
一个人的影响力，有时候不完全在他自己做了多少，而是他带出了哪些人，这些人又各自走了多远。
16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在美国去世，享年九十岁。
晚年有段时间，女儿赵如兰问过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搞语言学？
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好玩儿。
这三个字，贯穿了他整个九十年：少年时在官府衙门里研究打板子的节奏，发现里面有韵律；在火车上遇到陌生人，逮住机会就学方言；用茶杯和碗筷敲出一段乐曲；考前不到一个月学一门从来没学过的语言然后考了第二名；写一篇九十一字的短文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争论挡了回去。
所有这些事情的驱动力，他自己归结成两个字——好玩。
不是苦行，不是使命感，不是为了什么宏大的目标。就是这件事有意思，就去做，做着做着就到了顶上。
1982年2月，他走了。他身后留下的那两千多张方言录音唱片、十二万件档案、近千万字日记，以及王力、朱德熙、吕叔湘那一整代语言学家，都还在。
创作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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