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的大别山，寒风卷着山雾裹住新集的土坯房，经扶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上，气氛却热得烫手。
“我反对！‘经扶’是刘峙的字，凭啥还要用？”穿粗布短褂的老猎户“王大炮”“啪”地拍了桌子，黝黑的脸涨得通红，“咱这地方是刘邓大军打下来的，得叫个新名字！”
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刻炸开了锅。有人说该叫“赤南县”，突出革命底色；有人提议用“潢川县”，沾点老地名的地气；还有人捏着皱巴巴的提案，小声说：“要不……叫新县？”
这话一出，会场突然静了。主持会议的县委书记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水，目光扫过满屋子带着泥点的鞋：“说说，为啥叫新县？”
“咱老百姓翻了身，日子要从头来，这地方也得有个新模样！”说话的是刚分到土地的贫农李二柱，他攥着衣角，眼里闪着光，“以前叫经扶，是给反动派当招牌；现在叫新县，是咱人民的县！”
县委书记点了点头，又看向角落里的老秀才：“陈先生，您是文化人，您说呢？”
老推了推磨花的眼镜，缓缓开口：“‘新’字好啊，《礼记》里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咱这地方，从旧社会的泥沼里爬出来，可不就是要日日新嘛！”
当天傍晚，“经扶县更名新县”的布告贴在了城门上，围观的百姓挤得水泄不通。王大炮踮着脚念完布告，一巴掌拍在李二柱肩上：“中！这名儿，比啥都强！”
其实没人知道，“新县”这个名字，是刘伯承司令员在一次调研时随口提的。当时他蹲在田埂上，看着农民抢着翻地，笑着说：“等解放了，这地方就叫新县吧，人民的新天地。”[1]
如今，新县的名字已经叫了七十多年，城门外的田埂变成了柏油路，土坯房换成了新楼房，但“新”字里的初心没变——它提醒着每一个人：所谓“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改名，而是把人民放在心上，让日子一天比一天更有盼头。
倘若你走进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会在入口处看到一行烫金大字：“从旧到新，是土地的觉醒，更是人民的新生。”而这，便是一个名字背后最动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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