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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至1978年西方都未能预见到伊斯兰革命的到来，这固然是他们所借用的现代化理论误导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选取了大量虚假信息，从而虚拟出王权统治稳定的假象，对国王的倒台和乌里玛的接管毫无准备。
西方对伊朗形势的分析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
其一是政治性的：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美国对伊政治决策所依赖的情报出现选择性失明。由于伊美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多人不敢报告或有意漏失那些可能引发国王不快或两国关系紧张的不祥信息；美国情报机构依靠伊朗的秘密警察萨瓦克获取情报，而处于国王个人严密控制之下的萨瓦克的情报既不可靠亦无公正。
事实上，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巴列维王权统治的平静表象之下，早已是潜流暗涌。
诚然，伊朗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果，但终究未能得到伊朗社会各界的认同，最终发动这一进程的巴列维王朝也被民众革命的大潮冲下历史的舞台。
到60年代末期，巴列维的现代化战略已显露弊端：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变化剧烈，政治却停滞不前。在经济发展最快的20世纪70年代，巴列维政权本来企求快速的经济增长来收买民心，结果却是贫富差距日益悬殊，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突然的经济下挫更让民众叫苦不迭。
君主专制的高压之下，无论新兴社会群体还是传统社会势力均无缘分享政治权力，教俗各界普遍不满，民众怨愤日益加深，王权渐成众矢之的。面对这种危险的局面，巴列维王朝无力自拔，只能任由自己走向死亡。
巴列维统治时期伊朗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产生了大量紧张关系和矛盾，他的现代化战略带有明显的缺陷。
第二，它导致了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不平衡发展，使前者现代化而未改变后者的性质，政治体系仍然保持着古老、传统的特色，未能将各个群体整合入政治决策进程。社会变化导致社会失范和道德混乱，那些失位的团体和个人需要被重新整合进入社会集体和决策体系，这种巴列维政权难以满足的要求，成为革命发生的促动因素。
第三，他的现代化进程支持基础狭小，缺乏可靠的意识形态支持。在摧毁的大量废墟上建设很少，这就造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真空以及大众的混乱、迷惑。
伊朗革命的爆发表明了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成功与失败：成功于经济的现代化，失败于政治领域的相应变化。这种失衡在其政权的制度建设能力和迅速增长的社会生产力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这一鸿沟在70年代末由于两点原因迅速促成了革命的发生。
前者在国家与城市土地投机商、工业人土，尤其是商人、小店主之间造成了裂痕；后者激发了反对派的预期和信心，也削弱了国王有效对付迅速增长的革命运动的能力。
危机期间，国王不乏机会控制政局，或至少保住巴列维王朝。国王掌握着庞大的行政系统、令人恐惧的萨瓦克机器和强大的军队，他可以像他的父亲和1963年的阿拉姆那样将反抗之火强力扑灭。
即使缺乏这样的勇气与胆略，他也还可以选择另一条稳妥之路。反对派固然来势不小，但其内部意识形态与政治利益分歧巨大，国王本可以趁此将其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乌里玛对王权的反对最为坚定而且激烈，但以沙里亚特马达里为首的温和派并不赞成霍梅尼的激进政治主张；巴札商人虽然追随乌里玛，但它反对的只是政府的现代经济举措而非王权本身；民族阵线、自由运动所代表的城市中产阶级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而非激进革命，渴望与王权达成妥协；人民圣战者这样的激进组织虽然激烈反对王权，但它与原教旨主义者的政治归宿相差甚远。
至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在这场革命中的表现并不积极。在“白色革命”和经济现代化中或多或少得到利益的产业工人，直到1978年秋季，才在革命形势的感染下以大规模罢工的形式介入革命；非技术工人虽然参加革命较早，却只是他人手中的工具；土地改革和经济繁荣普遍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约占当时全国人口一半的这个阶级，对革命更是漠然。1979年革命后不久对5个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当满意，其中许多人敌视革命，在全国支持革命的示威中，发生在农村的仅占2%。
这说明，占人口主体的农民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君主政权，却也没有倒向革命势力一边。
回顾这场革命的过程，我们确实看到自由化政策促成反对派开始动员民众起来参加革命运动，引发了王权最后的灾难，但这一政策本身只是王权垮台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充分条件。
为什么巴列维几乎未作认真抵抗就放弃了他们父子两代辛苦创立的王朝基业呢？为什么反对派并未付出重大代价就能轻易颠覆一个重新武装起来的专制王权呢？实际上，革命运动过程中，对阵双方尤其是双方领袖的才能和行动决定着革命的结果。
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霍梅尼与巴列维在这场民众运动中各自的表现时，高下立判，也就明白最后的结局不足为怪。
革命运动期间，巴列维国王的思想脱离政治现实已经达到荒唐的程度，举止失措，优柔寡断，其自相矛盾无异于政治自杀：既实行自由化政策，又试图抱着专制王权不放；既贪恋专制权力，又怯于在危机时亲自动用铁腕，面对自由化政策释放出来的政治参与诉求，在妥协和镇压之间犹豫不决，频繁地寻找和惩罚替罪羊。
结果，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国王越来越众叛亲离。当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时，国王完全丧失了统治的意志。国王出走后，庞大的国家机器，包括数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迅速土崩瓦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反对派推翻了国王，不如说国王推翻了自己。
巴列维在危机中无所作为，既有他个人的心理因素，也有外部的客观原因。从个人心理方面来看，与礼萨·汗不同，巴列维国王是一个意志薄弱者，在他统治期间的所有重大危急时刻都未能采取果断行动。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王承认在1952年7月与摩萨台对峙时，面对大规模的示威人群，“我拒绝命令军队开枪，被迫召回摩萨台…任命他为首相兼国防大臣。”
1953年8月政变正在准备之时，他害怕了，逃离了国家。结果，还是美国策划的政变挽救了他的王位。
下一场危机在1963年6月，这一次确实动用了军队，事实是阿拉姆首相不顾国王的犹豫果断采取行动，血腥镇压了霍梅尼领导的抗议运动。
巴列维对西方大国有严重的依赖心理，却怀疑国际舆论对伊朗人权记录的批评和反对派运动的高涨是这些国家策划的阴谋。国王关于国际阴谋的观点在其最后一本著作中也有所记载。
到1978年，后期癌症治疗的副作用无疑加剧了他先天的优柔寡断，这在革命运动期间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他半信半疑地决定前行，命令军队有所限制地行动，避免大规模血腥镇压。国王确实使用了有限的暴力镇压，然而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问题不在于国王能不能诉诸暴力，而是镇压力量应该何时、如何释放出来以及针对哪个集团。
国王的失败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拒绝有效使用军队镇压革命运动，只是徒劳地希望通过威胁或假装使用武力来平息暴乱。虽然直到1979年1月16日，国王离开伊朗之时，他的军队仍然保持着完整和忠诚，但他还是不敢运用暴力。
这在一场大规模民众革命中相对较小的死难人数上得到反映，1978年10月1日到1979年1月15日，被政府军警杀死的人数约在2000到3000之间。
除了心理因素外，当时有两点客观因素也使得国王很难在危机期间指导笨拙的国家机器对准目标。
第一，王朝多年的现代化推动了伊朗的民族一体化，形成了全国性的通讯网络，各地发生的所有骚乱通过大众传媒立即引起全国关注，相互助长，使得革命运动期间举国政治气氛达到狂热的程度。虽然伊斯兰积极分子和职业革命者都勇于献身自己的事业，但本质上并非他们的活动而是所有城市阶层广泛的、彼此呼应的行动导致了国家的瘫痪。
这种广泛的、持续的参与以一种结构松散、没有单一中心的无定形运动使得国家很难运用其强制手段。换言之，这是一场大规模民众不服从运动，既发生在国家官僚机构和经济实体内部，也包括国家外部的所有其他城市阶层，在这种环境下，军队的作用确实有限。
第二，前革命时期的伊朗国家享有对统治阶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对所有其他阶级相当大的结构自治。这种相对结构自治可以归因于许多事实，最为突出的是：国家对石油收入与日俱增的依赖；它对国内收入的依靠逐渐缩小；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它日益增强的镇压和治安力量。
国家的相对自治加剧了君主政体的专制传统。由于排除了传统和现代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由于越来越醉心于石油收入而较少依赖国内收入，由于日益加深对美国的依赖关系，巴列维政权逐渐形成了孤立于绝大多数社会集团的自治状态。国家站在一边，除了统治精英之外的其他所有集团处于另一边，国王自身就是真理，超越于法律之上，系万般权力于一身，置各种机构于股掌。因此，在统治的最后时期，当这个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意志瘫痪的时候，这一体系也就立刻土崩瓦解了。
此外，国王如此平静地离开可能部分是由于他盲目相信，美国也许会实行另一个像1953年政变那样的神奇计划来拯数他的王位，或者至少保证将权力平稳地移交给他的当然继承人礼萨·巴列维。结果，巴列维期待着美国再次使自己免于倒台，行动优柔寡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与父亲50多年辛苦建立的政权逐渐恶化并最终出让。
反观反对派尤其是革命领袖霍梅尼与国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派教士集团在这场推翻王权革命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什叶派教士集团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动员革命群众义无反顾地走上与专制王权不妥协的斗争之路。
伊朗是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而在伊斯兰历史上，什叶派穆斯林长期处于受压抑的少数派地位。因此，在伊朗广大穆斯林心中一直存在着受压迫的意识和反抗压迫的精神，具有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殉教）的传统。霍梅尼主义之所以会产生、会掌握群众，是由于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什叶派穆斯林的这种意识与传统。
它对教义的解释多半是与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远离政治生活的纯宗教理论，而是借助宗教实行政治革命。宗教与政治密切相结合，这正是霍梅尼主义的特色和优胜之处。霍梅尼提出的推翻压迫者政府、建立被压迫者伊斯兰政府的纲领，集中体现了广大什叶派穆斯林要求摆脱被压迫境遇、实现平等天国理想的愿望与意志。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使我们看到，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和启示，长期积压在广大穆斯林心中的积愤火山迸发出来所显示的巨大能量。
第二，霍梅尼的超凡魅力和领导才能无疑是反王权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受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领导人概念，尤其是黎巴嫩信徒称呼穆萨·萨德尔为伊玛目的启发，霍梅尼的追随者们到1970年已经称他为伊朗的伊玛目，当然，霍梅尼自己也可能怂恿信徒如此行事。追随者宣称霍梅尼是伊玛目，这在伊朗什叶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自从16世纪大部分伊朗人成为什叶派信徒以来，他们从未称呼过一个活人为伊玛目，这一名称迄今仅仅用来指称那12个神圣的什叶派领袖。
伊玛目这一称呼在什叶派信徒心中是有特定含义的，意味着肩负神圣指导责任的不谬领导人，这种意蕴无疑有助于树立霍梅尼的领导地位，它暗示在霍梅尼与隐遁伊玛目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甚至隐喻霍梅尼本人就是马赫迪。
第三，原教旨主义者灵活地打造出一个基础广泛的联盟，这一联盟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分歧而将各个碎裂的社会群体联合起来。
霍梅尼不仅集中统一领导最后阶段的民众革命运动，而且战略和策略都比较得当。他最大限度地利用敌人的残暴罪行去教育、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又暂时隐藏了自己的终极目标，把与不同主张、不同党派的分歧暂时搁置一边，求同存异，组成以他为领袖的全民性反国王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推翻王朝。
伊朗知识分子接受了乌里玛的领导，这似乎可以归之于两点因素。其一，他们深知什叶派宗教组织在民众中的影响，试图利用它反对巴列维政权。其二，他们对伊朗近现代史上乌里玛所扮演的反对派角色印象深刻，对之钦佩不已。因此，伊朗知识分子就成为了宗教界的追随者而非领导者。
对于霍梅尼及其追随者而言，这场伊斯兰革命将要建立起理想中的伊斯兰政府：对于那些并不太关心伊斯兰的阶层来说，毕竟这也是一场革命，一场伊朗民族反抗美帝国主义、反抗君主专制的革命。
无疑，在现代伊朗，这种革命神话信仰也广泛流行，以至于巴列维也将自己的改革贴上“白色革命”的标签。伊斯兰革命期间，正是这种革命神话激发了各种社会群体，他们虽然并不分享霍梅尼的伊斯兰神权政治思想，却仍然聚集在其旗帜之下去推翻国王。
国王的失败与霍梅尼的成功还同外部因素有关。
美国既是支撑战后巴列维王朝专制独裁的支柱，又是导致巴列维王朝夭折的重要原因。
在伊朗革命期间，卡特政府内部两派意见严重分歧，对伊政策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在需要一致行动的时候，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没有用一个声音说话。这对国王来说是灾难性的。国王既依赖美国，又怀疑美国的意图，一再向反对派让步以取悦于美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使国王失去了自主性，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调整对外政策的牺牲品。
作为国王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为其矛盾政策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很多保守性力量包括许多伊朗人中失去了信任，因为它在需要的时候没有慷慨支持巴列维这样一个忠实的传统盟友。据说，甚至一位苏联使馆官员也曾经向美国同伴坦言，在革命运动期间美国没有全力支持国王。
由于它的矛盾政策和没有支持革命，美国同样遭到伊朗革命者的严厉批评。美国没有能够在反国王派别中扮演调解角色，因而也就未能帮助温和派力量在后国王时期崛起，这本来是有可能做到的。国王的离开标志着美国在伊朗优势地位的结束，“失去伊朗”是美国一次愚蠢外交政策的杰作。
美国在伊朗革命期间未能坚定支持巴列维政权动用铁腕手段，固然是自缚于它所标榜的人权政策，但也与国际大格局有关。作为伊朗的近邻，苏联也一直在关注伊朗局势的发展，乐于看到伊朗脱离美国的控制。
1978年11月19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回答《真理报》记者提问的方式，含蓄地警告美国不得干涉伊朗内政、帮助巴列维维持政权：
无疑，冷战体系的存在以及美苏在全球的制衡为伊朗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外部势力的干涉，伊朗革命得以按着自身的特有规律向前发展。
总之，正是专制王权发动的快速经济社会现代化运动，使自己在合法性的根本性困境中越陷越深，从而为政治体系的变革创造了必要条件。“白色革命”没有斩断宗教的老根，长期发展也未能湮灭诸多阶层的不满，经济萧条更使伊朗政局具有潜在的爆炸性。人权政策压力之下的自由化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导致政治参与膨胀和统治权威的危机。危机期间，国王和卡特政府优柔寡断、自相矛盾，加上霍梅尼策略得当，组成反王权的全民联盟，最终锁定了巴列维王朝的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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